接着，夏扎旺秋杰波讲起西藏派系之间的暗中争斗，随后又提到目前西藏所承受到的更为严酷的问题。一直就对西藏野心勃勃的廓尔喀（尼泊尔）军多年来不断对西藏进行骚扰，边境纠纷层出不穷。而今年初，这些恶狼趁着满洲人穷于应付太平天国军队、无力旁顾之际，兵分两路大举入侵西藏，进攻并占据了聂拉木和宗喀，将聂拉木再次占据。只是由于廓尔喀人见我们不惜血本地向通拉山（今定日西南）的策垫军营增派前藏的僧俗官兵，再加上天气严寒，于他们不利，这才被迫要求和谈。哪里知道，那个混蛋的满洲驻藏帮办赫特贺居然不顾我们的一再反对，与该死的廓尔喀人签订了一个所谓的和约。
按照这些条款，西藏不仅需要每年付给廓尔喀的馈金要达一万卢比，还要对自由出入西藏的廓尔喀商民们不能抽取商税、路税及各种税捐。更可恨的是条约里写进去了类似必须允许廓尔喀一方派出高级官员进驻拉萨，廓尔喀人可以在拉萨开设店铺，任意售买各种物品。而拉萨辖区内的廓尔喀商民或加德满都回民如有争执，不容西藏官员审讯等等有辱国威及西藏噶厦政府权利的条款内容。
即便如此，廓尔喀人表面上说，一定会按照条款陆续撤走其在布朗、绒辖和吉隆、宗喀、聂拉木、达尔结岭、拉孜各地的驻兵。但是，他们嘴上一套，暗地里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由于我们坚决不愿意与英吉利人裹在一起，屈从于他们的蛊惑搞什么所谓“大藏国”，英吉利人狗急跳墙。在他们的挑唆和指使下，贪婪成性的廓尔喀人不仅没有撤走军队，反而于数月前再度起兵，与藏区那些藏奸们遥相呼应，大肆侵占我西藏土地，残杀我藏民子孙。
而与此同时，向来遵从于英夷，曾经因为侵占我拉达克地域被我藏军“多玉”之战中打得屁滚尿流的森巴人（道格拉部落），撕毁十四年前的双方和平协议，又勾结其傀儡克什米尔大君及锡克王国，再次进入拉达克，拉达克的国王被其凶残地杀害……
“……诸位大人，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再次去阻止这些饿虎野狼们的卑鄙无耻行径了，如果真的叫英夷的目的得逞，那将是西藏的一场大灾难。”
写到了这里，或许有人会感到不以为然，还会嘲笑笔者，这根本不可能。西藏的活佛、贵族们，会真的傻子似的情愿把他们的西藏双手奉献给太平天国政府？
下面我要告诉大家，那个时候的西藏，没有藏独势力的存在，全体西藏人民，包括达赖、**及西藏噶厦政府在内的政教上层，还有西藏的贵族们，毫无例外地都是抵御所谓的“西洋文明”的斗士，虽然他们败了，而且败得很惨烈，最终没有抵挡得住“西方文明”，西藏的大门还是最终被“西方文明”打开了，但是，他们毕竟曾经实实在在地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
可怜的西藏，恰恰就是因为“西方文明”的到来，到底应了西藏各界人士最初的意念，也就是现在夏扎旺秋杰波的担心，西藏不仅掉进了灾难的漩涡，还诞生了“藏独”。
鸦片战争后，满清的驻藏大臣、帮办大臣多为平庸无能或被贬失意之人，不仅政绩平平，更有人卖官鬻差、大肆勒索，而少数贤能的官员因抗英却被免职，这就大大降低了驻藏官员在藏人中的威信。而且，腐败清政府的那种一贯对外的妥协投降政策，同样为西藏地方政教上层所不满，他们与驻藏大臣的关系也不断恶化的同时，开始不断通过“春都”（即民众大会）影响噶厦政府，而驻藏大臣对藏事的影响却越来越逐步地被减弱。
自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和一八七三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开始转向帝国主义过渡。而这个时候的满清政府，却在与西方列强的一系列较量中遭受到惨败之后，从最初的抗拒洋人，变成了打心眼里惧怕洋人。于是，在西方探险家们纷纷要求他们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允许他们对西藏进行“考察”的浪潮中，作为第一号世界强国的英国，自然不甘落后，也进一步加强了它打入西藏市场的活动。于是，在一八七六年订立的中英烟台条约中，在有关西藏问题的专款上，无能的清政府也就给了英人派员入藏的权利，一八八五年，英国以此为依据开始组织商务代表团进藏。
令贪婪者们没有想到的是，早已经把西方列强视为贪婪的豺狼和魔鬼的藏人们，却一直坚决不买满清政府的帐，即使洋人拿着清政府总理衙门发给的护照，也根本不许他们进藏。早在一八七九年以达赖和**为首，率全藏四十八个僧俗机构与“前后两藏上下南北康藏各属寺院僧俗地方大众头目”就联名向清廷上了一个“全藏公禀永远不准洋人入境”的请愿书，对满清政府准许洋人进藏，并“发给路照牌票”表示反对：
掌办商上事务通善济咙呼图克图恭奉达赖喇嘛**额尔德尼率领阖藏众呼图克图三大寺堪布新旧佛公、台吉、僧俗番官军民人等公具切实甘结，恳请钦差驻藏办事大臣松代为奏谘事。伏查洋人入藏游历一案，屡接驻藏大臣译文内称，立定条约，准其入藏，奏明之件，万无更改。各国到时，汉番一体照护，勿滋事端等因。并面奉屡次剀切晓谕，遂将藏中向无洋人来过，并习教不同，恐于佛地有碍。阖藏僧俗大众公立誓词，断不准其入藏，情甘具结，实在情形，大众苦衷，恳求驻藏大臣代为谘报矣。而西藏世世仰蒙大皇帝天恩，振兴黄教，保护佛地，何能仰报高厚鸿慈于万一，岂敢执意抗违不遵。惟查洋人之性，实非善良之辈，侮灭佛教，欺哄愚人，实为冰炭，断难相处。兹据阖藏僧俗共立誓词，不准放入，出具切结。从此世世不顾生死，永远不准入境。如有来者，各路派兵阻挡，善言劝阻，相安无事。如或逞强，即以唐古忒之众，拼命相敌。谅在上天神佛庇佑佛地，大皇帝恩护黄教，断不致被其欺压而遭不幸也。谨将阖藏僧俗官民大众公议苦衷伤心情形，出具切实甘结，特求驻藏大臣代为奏谘，切望皇恩无疆以救阖藏众生之性命也，谨呈。
纵然是在一八八八年的隆吐山一战中（为阻止英国人入侵，西藏地方军队在隆吐山设卡，但英帝国主义诬称藏军越界设卡，挑起战端。为维护我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西藏僧俗民众万众一心、奋起抵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抗英斗争）战败之后，依然信心不改，不承认满清政府与英人签订的有损藏区利益的所谓议和条款，“前后两藏上下南北康藏各属寺院僧俗地方大众头目”等又联合上了一份请愿书，誓言“如果外国之人开端入藏，无论由藏属上下南北何路而来，即用善言温谕，斟酌劝导，若能听从转回则可，不然小的合藏僧俗大众，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
对全体藏人而言，禁止洋人进藏，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性决定，而是成为了他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一种本能。无论驻藏大臣怎么劝导﹙朝廷曾有命令，如若对藏人阻碍洋人在西藏的自由行为劝导不成，驻藏大臣将遭到朝廷的严厉处分），也不能改变藏人对洋人的恐惧和坚决势不两立的信念。
于是，一八八八年的英国第一次对西藏的入侵爆发，英国人从满清的驻藏大臣那里，英人于一八九○年轻易地拿到了比《中英烟台条约》更富侵略性、更优惠的《中英藏印条约》，还有一八九三年的《中英藏印条约续约》。《中英藏印条约续约》亦称“通商、交涉、游牧章程”，正是通过这个不平等的条约，清廷的投降政策使得西藏最终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地。
通过这个条约，英国人在通商和其他经济问题上得到了巨大的特权。如“所有该商民之身家货物，皆须保护无害”，英人有任意通过哲藏边界及享受五年之内货物免纳进出口税的权利，即便是对五年之后，“续约”也只规定了“或可由两国国家酌定进出口税，照章纳税”。“续约”中还规定，“凡英国商民在藏界内与中藏商民有争辩之事，应由中国边界官与哲孟雄办事大员面商酌办……如两边官员意见有不合处，须照被告所供，按伊本国律例办理”。
而与此恰恰相反的是，“续约中却”规定“凡藏人仍在哲孟雄游牧者，应照英国在哲孟雄随时立定游牧章程办理”，西藏人民由此失去了传统的在哲孟雄自由放牧的权利。“续约”里还规定，在亚东“开辟通商，任听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英商自亚东贸易，自交界至亚东为止，听任随意来往，不须阻拦，并可在亚东地方租赁栈所。中国应允许所建住房栈所均属合用”。
但是这一切还远远满足不了英国魔鬼的狼子野心，其后的一九○三年，又有了那场更大规模的入侵，也就是在印度总督寇松的策画下，一个堪称是外交史上奇迹大型武装“使团”携带着机枪大炮，以所谓的现代文明传播者的名义，开始大踏步地向西藏境内挺进。一路之上，他们粉碎了还拿着“中世纪武器”“军事素质低下”的藏族僧俗民众们的奋勇抵抗，最后，仅以微弱的代价，顺利进入拉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这前后，还发生了那些“趣闻轶事”。
继第一次入侵西藏之后，聪明的英国人就发现，要想真正“解决”西藏的问题，单单依靠那个会在任何协议上签字画押的大清政府，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开始想方设法与实际掌握着西藏大权的十三世达赖活佛建立起所谓的“互信”。然而，十三世达赖没有给他们这种机会。于是，他们又寄希望于能首先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间建立通信的渠道，来相互沟通。然而，印度总督寇松连续数次致信都得不到达赖的任何回答。一八九九年寇松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居然还在六个月之后，被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了他本人，西藏的官员明确表示，鉴于活佛对洋人的极度仇视，他们根本就不敢向上转呈来自洋人的任何东西。无奈之下，寇松曾委托专人去跑拉萨亲自送信，可达赖喇嘛照样拒绝予以答复，连信都不拆，原信退回时，信封上的封戳宛然尚在。
就在浩浩荡荡、威风凛凛的“武装使团”残无人道地对藏区军民进行着大屠杀的时候，当年的英国《每日邮报》派出的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他后来写的书中曾经这样地为他们的“使团”辩解：藏人十分固执自信，直到教训了他们多次之后，他们才知道自己那些武装起来的乌合之众和英王的军队差别太大。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件来看，很显然要不是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格玉的屠杀只是将无法避免的事件给提前了。是由于藏人的愚蠢，才使我们卷入了战争的旋涡。要想让他们认识到英国是一个真正强国，英国的军队需要认真对付，就非得杀掉他们几千人，否则就没有指望。
那么，面对西藏正在被野兽们的铁蹄践踏之际，此时的“大清”在做什么？
令你想象不到的是，当时的满清驻藏大臣有泰，竟然也有着和英国人极其相似的想法。他在给清政府外务部的电报中，把英军的进犯和胜利当作迫使藏人服从清朝的一个机会，“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倘番众果真大败，则此事即有转机，譬如釜底抽薪，不能不从吾号令也……”有泰认为西藏战败可以给藏人教训，也可以证明咱大清和驻藏大臣的投降和妥协政策是多么的正确，因为有泰和他的前任都曾反复地警告过藏方，要避免衅端，要与英国人磋商妥协，不得以武力抵抗，否则战争一经开始，后果必定是惨重的。既然你藏人不听，拒绝与英国人谈判，也不让驻藏大臣调解，自尝苦果就是活该。所以，有泰在战事紧迫、藏军连连大败之时，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隔岸观火，甚至还有心思带着手下人给他买来的西藏女人，到拉萨附近的柳树林里唱歌跳舞，潇洒走一回。
一九○四年的八月二日，踏着血泊前进的英国“使团”开进了他们的目的地——拉萨。年轻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带领可怜的一小股随从，被迫流亡蒙古。面对着高耸于拉萨上方的布达拉宫辉煌金顶，英国人发着难以抑制的自豪之感和对西藏人的蔑视，“喇嘛用尽了他们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手段阻拦我们，他们依靠中世纪的武器和各式各样的杂牌现代武器同我们较量，他们举行了求助于天的仪式，整天诵经，一本正经地诅咒我们，然而我们还是过来了。”
驻藏大臣有泰不仅没跑，而是兴高采烈地牵牛拉羊“犒劳”占领了拉萨的这些英勇的英军将士。不仅如此，还早在英军走在血泊中的时候，他就写信对英国人的“长途跋涉”表示深切的慰问，说他曾向达赖喇嘛力争，不应该对送给我们西洋文明的英国朋友们“无礼至此”，并为藏人的野蛮和无礼“深引为羞辱”。
在拉萨，有泰和那位一直渴望着为大英帝国建功立业的冒险家和“意志坚强”的帝国司令官荣赫鹏真是相见恨晚，从见面伊始，俩人就互相倾诉着对藏人的仇视和厌恶，他们共同认为“藏人实一极端顽固之民族”。有泰对因西藏人的抵抗给英军造成的“困苦之经历”，再次表示深深的歉意。荣赫鹏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余因过去数年中迭与顽梗愚昧之藏人作长时无谓之晤见，今得晤此君，亦殊感欣慰也”。后来，由于有泰的这种丑恶行径严重破坏了大清的形象，大清政府将有泰撤职查办，荣赫鹏还对此抱以非常的不满，认为中国任命驻藏大臣，就应当选用有泰这样的一流人物。
在英国入侵者的枪炮下和铁蹄下，在那个自称是天朝上国的大清善意庇护下，西藏对外开放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在西方自由文明的光辉照耀下，西藏的贸易额几乎以一年一倍的速度在递增。
可是，西藏到底从这种开放中真正得到了什么呢？
在拉萨的市场上，畅销着由英国和英领印度输来的呢绒、鼹皮、细棉布、粗白布、搪瓷器皿等廉价的英国商品。每年都有总值约四万到五万卢比在拉萨滞销的英国商品，还要被运往更深入的康定和昌都。在大肆倾销的同时，英国人还利用公开的诈骗和不等价的交换，开始大肆掠夺西藏的原料。他们低价收购西藏原料，高价在西藏出售英国的轻工业品和半制成品。从西藏出口的皮革价格比英国的低十一倍左右，羊毛价格低四倍多……
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
英国正是如此，他们不但力图保持西藏农奴主的前资本主义剥削形式，而且还和西藏农奴主互相勾结，共同剥削和压榨西藏的广大穷苦农牧民，干预其经济和政治。他们在西藏的各大城市驻有军队并建有军事设施。在亚东、江孜等地，以护商为名，都驻扎了他们军队，并设有“护商代表公署”。
《康藏轺征》中这样介绍，“江孜为英人侵藏大本营，有邮局、有电报、有军队、有医院。邮局纯为英国人商办，既未得藏政府之许可，亦不受藏政府之监督，虽事务员仍多西藏人，而一切大权则操之外人手中，邮票亦直用英国式，与南满之日本邮筒遥遥相对，且一过江孜，即遍设驿站，兼备英国官员之食宿”。而英国在江孜和虾士莫等地所建筑的房屋，既不用付给西藏噶厦政府地税，又不付给地价，随意可以自动割取。江孜，建有坚固的军事堡垒，架有通往亚东、嘎伦堡的电报线，又将由印度引来的电线架到拉萨。
西藏的财政金融，同样被英国操纵着，使广大的农牧民遭受到更加严重的损失。如原藏币十元，一般可换银元十块，但自西藏财政为英人操纵后，藏币就只能换回铜元十八枚。
为了培养他们忠顺的奴才，英国“慷慨而善良”地资助西藏留学生，并举办训练班，由英人担任教练，专门训练那些贵族子弟。
通过这一切狡诈的手段，英国得到了一些反动的大农奴主死心踏地拥护，他们不仅赞同英国在西藏驻军，开商埠，享有商品免税进口和不受检查等特权，甚至还为英货无偿派乌拉运输，连英国人在江孜烧的柴草，在拉萨用的木炭，也都规定由农奴供给。特别是一九○八年的《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中还规定，英国在西藏有治外法权、会审权，允许英人“在各商埠内租地建筑货栈”等。
而对于中国和藏区的人民来说，得到的却是一场大灾难，这种灾难，将会一直蔓延下去，百年之后，依然阴魂不散。英国人带来的西方文明，大大削弱了西藏同内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得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锐减，并且严重地破坏了西藏的农牧业生产，打击了西藏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西藏亚东自开辟为商埠以后，有将近二分之一的人口抛弃了农业生产，而去从事运输、旅馆、堆栈各业，有资金者自行开业，无资金者去这些行业充当工人或仆佣。每年约有两三千匹骡马用于商业驮运，使亚东出现草比粮贵的怪事。多数的地方田园荒芜，严重缺粮，只好从国外进口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由于许多牧民和牲畜都被抽出驮运外货，使农牧业不但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有时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了，农牧业生产的技术长久停留在原始耕作和放牧方式上。而西藏的手工业本来就工具简陋，技术落后，面对英国机器生产，根本无力竞争。在洋货源源流入、充斥整个西藏市场的冲击下，大批的手工业作坊纷纷破产。
贫穷和无助，使得灾难深重的西藏，在一九五九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的一百多年里，人口整整减少了五分之三。这就是西方文明带给西藏人民的好处。
英国带来的文明，大清政府的腐败，除去美坏了那些反动的既得利益获得者——大奴隶主们之外，还养活出来了一个新兴的精英阶层，这就是以出卖祖宗为荣的买办。正是在这些吃过洋面包、喝过洋牛奶之后，自认为已经成了西藏的救世主的摇尾巴狗一样跟在洋主子后面，疯狂吞噬自己母亲身上的那宝贵血液的藏奸们，在西方自由文明的口号下，把一块肮脏的尿布，演绎成了藏奸们理想中的藏独圣旗。直到今天，这块尿布还在恶心着我们这个被“大清”整治得早已不知道什么才叫美和丑陋的中华民族。
附注：一八四二年九月，西藏地方政府派索康、白席哇等三人为代表前往列城，与克什米尔方面的代表德旺哈日尖、瓦孜热登和拉达克方面的代表举行正式谈判。几经周旋，三方代表最后签订了《拉达克条约》和《西藏条约》，其主要内容是：
（一）西藏和拉达克握手言和如旧，以后双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伤害彼此之间的友谊；
（二）斯日马哈热咱承认历史上就形成的西藏与拉达克之间的边界，从此拉藏双方各守其境，永不生事端；
（三）克什米尔方面答应让原拉达克国王拉拉的王后及二位兄弟返回列城，并做妥善安排；
（四）拉达克一如既往，仍旧每年按期致达赖喇嘛以年贡，永不中断，克什米尔大君对此不得干涉；
（五）西藏和拉达克之间贸易如旧。西藏地方政府仍按惯例给在拉萨的拉达克商人提供交通运输便利和食宿供应；拉萨方面每年照常供给拉达克所需要的羊毛、茶叶等；
（六）对于西藏地方政府官商来往于拉达克之间拉达克方面应支马匹及拉达克每年向达赖喇嘛进贡时西藏地方政府需支的乌拉（即差役）双方仍按以前之惯例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