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中的“巨人们”，好像向来就是慈禧这个样子。在骂别人的时候理直气壮，而把自己偷鸡摸狗的那些行为看得心安理得。也难怪，在衣来都懒得伸手，饭来吃着还嫌累的宫墙内，像她这种人哪里还有什么真正的避讳之事？
想想也是够可怜的，恐怕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的行动，都会有不知道多少双眼睛在窥视，太监、宫女难道不是人？只不过就是习惯了而已，你认为羞耻的事情，对她来说就是很正常。
不过，这次慈禧可是贪嘴贪得太出格了，她自己也感觉到了心虚，否则干嘛要指责她的大臣们就会泼脏水玩儿呢？她不怕，从小到大她就什么都不怕，要是害怕什么，也不可能有今天的荣华富贵，有今天的随心所欲。她甚至现在还有些委屈，哀家为了什么？那还不都是为了大清朝。唉，哀家还年轻嘛，年轻人喜欢冲动是天经地义。再说，古怪的贞洁牌坊那是立在民间的，从来没听说过皇宫内苑还兴那东西。不管怎么样，哀家总是讨到了俄国朋友的欢喜，给大清朝争得了机会。闹了归齐，还不是哀家一人受骂，却是天下人舒服？可恨就可很在了那些“逆贼”们的身上了，是他们居然如此的丧心病狂，如此的冷漠无情，非要把自己蒙在脸上的那已经是半透明的遮羞布也撕扯下来。
于是，她把这一切的一切的罪恶，统统都归纳到了那些可恶的“赤匪”身上。
国人喜欢翻案，写到这里，为了避免有人责难小女子，小女子先给这位可怜的太后翻个案，谁让小女子把慈禧推上了这么一个悲哀的位置呢。
慈禧绝对不是真心对待普提雅廷，她是为国献身。当然，由于宫墙内的纯洁生活，也造成了她天真无邪的透明心理，她以为和普提雅廷玩玩儿那是她的人身自由，谁也干涉不了。郭根到底，最可恨的是太平天国。
没有太平天国，洋人就不会趁火打劫来欺负她。她可以慢慢的发展，在李鸿章等洋务派或者还有海归派的辅佐下，渐渐地强大起来。十年不行二十年，这一代不行，还有下一代，只要大清朝万世不落，早晚总有强大起来的一天。早晚可以横着膀子全世界晃悠，还可以创造一个全世界统一大辫子的历史辉煌。
是太平天国害了她，害得她穷困潦倒。是林海丰害了她，害得她只能卖身求荣。真是怪了，你一帮子穷泥腿子老老实实做点儿什么你本分的东西就不行，非要造反？好好的国家打得四零八落的，你就不心疼？林海丰你一个二十世纪的人，干嘛要去为难人家一个十九世纪的弱女子？干你什么事了？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没有太平天国，没有林海丰，慈禧绝对能成为民族英雄，比花木兰强上百倍。要不她怎么不自己效法武则天当皇上呢？太后圣明啊！
嘿嘿，说完了，咱们还得按照红色天朝的历史慢慢来写，具体谁去翻案呢？那要等到红色天朝民主那天，给吃饱了撑到的文人们留着，省得他们找不到题目。不要担心，会有人写的，不过写了以后结局是什么？大家尽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睡觉睡不着的时候，慢慢去想，权当安眠药一用。
慈禧把个杜翰骂的狗血喷头，一直骂累了算，由于涉及太后尊贵的身份和高贵的隐私，骂了些什么就不必一一细说了。反正杜翰先是体弱筛糠，虚汗淋漓，最后双腿一软，昏死过去。
当年诸葛亮骂死大司徒王朗是艺术构思，是罗贯中勉为其难，今天，慈禧太后骂混军机大臣杜翰，那是众目睽睽，绝对是真的。
透过珠帘，慈禧看着杜翰一头栽到，心里有说不出的舒坦。她的话语并没有就此停下来，而是转向了议政王奕忻，“六王爷，哀家掏空的国库和内务府，闹了个两手空空，逢年过节还要像讨小钱儿一样的跟大家陪着笑脸儿，生怕得罪了哪位爷。哀家现在总算是有了个忠义救国军，哀家倒想问问六王爷，你说该怎么办？”
奕忻慢慢抬起了头，却不敢去看垂着的珠帘。两家联防，统一指挥，势在必行，可是完全听命于俄国人，像僧格林沁说的违背什么祖制的，那是根本谈不上了，祖制早被踩在了脚下。他所担心的是，这样一来，那可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能胜吗？胜了固然好，胜利者往往是不受责备的。可是那种期盼中的胜利，似乎很渺茫。真要是就败了呢……
他没有把求助的目光转向醇郡王奕譞，那个忠义救国军的总统就是个摆设，是太后为了抓住军权故意摆放在那里当画看的。他把目光放在了李鸿章的身上。
“启禀太后，臣以为总顾问阁下的提议可行。”李鸿章果然不负奕忻的所托，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从各种方面分析，臣等虽然对新学、新械有了些许的认识，但是毕竟不如盟邦来的更熟悉。这也就是朝廷大军在前一阶段重大失利的主要原因。为此，臣等救国军同僚认为，有必要由盟邦来统一指挥中原军队，否则，无法阻止‘赤匪’的进一步北侵。”
现在的李鸿章，是个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的人，而他的性格特征，恰恰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现实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他崇尚四点：
第一是“拼命作官”。李鸿章自称其“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为此勇往直前，绝不后退半步。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甚至还是给人以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的良好印象。说白了，只要是能够升官，他可以不顾一切。
第二是“不学无术”。李鸿章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所谓“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如果他还能够有个安静的晚年，对此他自己就会有所省悟：到时候他会唉叹，那就是该“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
第三是“恃才傲物”。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他开始了心态畸变，飘然欲仙。暗自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不过，他也是第一个敢对盟友表面极端奉承，却是私下怠慢的人。
第四是“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朝廷新秀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已经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开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曾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先是在他所控制的忠义救国军水师，继而在相当的范围内，结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鼓吹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不傻，他看出来了满清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但他仍然要“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与清廷是要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将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幻想着要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而清廷到时候则将把他誉为华夏栋梁，“无鸿章，无清朝”，这就是他的毕生理想所在。
在与俄国人频繁的接触过程中，从盟友那一贯不可一世的气势上，再回顾起以往堂堂天朝上国的屡次颜面扫地，他痛感由于中国国运之积弱，难以令人在世界列强、甚至是盟友的面前挺直了腰板说话，他以为，“国权随国势为转移，非公法所能钳制。”他深知洋人是向来“论势不论理”的。有鉴于此，他感到，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满清即使侥幸打垮了太平军，也是无法和背后虎视眈眈的列强去争夺于疆场的。尤其是潜伏在身边儿的这头俄国熊。
因而，对于慈禧太后的引狼入室，他非但没有任何的责难，反而给予其理论上的完善，“曲线救国”之外，他还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刚刚接受了的西方均势思想相结合，把慈禧的政策奉承为“以夷制乱”，最终达到“以夷制夷”之上上策。一力赞成不惜在权益上对俄国盟友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实现振兴大清朝的凤愿。
他认为眼下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在任何一个角落都不遗余力地宣扬必须俄国人学习，向所有西人学习，要广为举办洋务新政，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以求“自强”、“自立”。但是，与此同时，他却极力排斥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也正因为如此，李鸿章这次有机会能协同议政王奕忻创办洋务，不到两年的时间，官督商办的建成、在建和新创建的就有天津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天津制造总局、津沽、京津铁路、直隶省磁州煤铁矿、山东峄县煤矿、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三山铅银矿、保定枪炮厂、天津机器织布局等军用民用企业。拿了满清工业发展史的不少个“第一”。
也正因为如此，他博得了议政王奕忻对他老黄牛一样实干家行为赏识的同时，更是博得了他的主子，帘子后面的慈禧的大加赞叹，真是“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