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零四章（混混章节）
于洁这个时候没有明着去拒绝宋霭龄的提议，而是苦口婆心的对着宋霭龄解释了这么一番话，但是，非常出乎于孔令侃的意料的是，于洁的这个提议先不说说服了宋霭龄没有，但是，确是在孔祥熙那里，得到了足够支持，至少孔祥熙觉得于洁在这个问题上面说的是有道理的，如果，在这个事情上面，不管是孔祥熙还是于洁出面都不是很合适，于洁要是出面的话，固然是有直接的对抗蒋介石的意思，作为现在蒋介石的嫡系人员来说，那是相当的不合适的，而孔祥熙这个时候出面，则是有点以大欺小的意思了，所以，这个事情，既然是蒋家和宋家的人弄出来的事情，那就只能是蒋家人和宋家人来出面解决了，没有别的办法。^/非常文学/^
“侃儿，这个事情上面，于洁说的有道理，在这个事情上面，我和于洁真的不方便出面，如果要是让我们出面的话，那么，最后的事情，只会变的越来越糟，到时候，不要说你的扬子公司了，到了最后，没准真的还会把你也给搭进去，所以，这个事情，我的意思也是，这个时候，你马上的去找你小姨，让你小姨去说服介石，这样到时候，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也有一些回旋余地，如果，这个时候，你小姨也没有办法来保住你的话，到时候，我再和于洁出面也不迟，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的杀手锏了。”孔祥熙这个时候听了于洁的话之后，也是对着孔令侃说出来了和于洁的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话，当然，孔祥熙的这个话是留有了余地的，那就是一旦宋美龄那边劝说蒋介石失败了的话，那么于洁出面不出面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他孔祥熙是一定会出面的，毕竟这个是自己的儿子，父子的感情还是很深的。
“那好的，庸之，于洁，你们都是场面上的人，既然你们两个人都这么说了，我也就不说什么了，那我现在马上的去找小妹，让小妹现在马上的去找介石说这个事情，”宋霭龄听了孔祥熙和于洁两个人都这么说，觉得这个事情就靠谱了，要不让这两个人是不会这么说的，所以，马上的站出来，准备去找宋美龄，希望宋美龄能够看在自己的姐妹的情分上面，这个时候能够站出来，救自己的儿子一命，也给孔家能够留一个后，来一个代子出征。
“孔夫人，这个事情吧，我的意思是你先不要出面呢，这个时候先让孔令侃过去和夫人说一下，比较好，这个样子能给我们留不少的余地呢，”于洁这个时候看到宋霭龄的样子，马上的就站了起来，对着宋霭龄说到，这个事情，绝对的不能够太冲动了。
于是乎，在于洁和孔祥熙两个人的劝说之下，宋霭龄放弃了现在就要去找宋美龄的意思，而是让孔令侃先去找宋美龄，但是，这个事情非常出乎于孔祥熙和于洁两个人意料的是，孔令侃居然说服了宋美龄了，而宋美龄也马上的就把蒋介石找了过来，说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由蒋介石安排，并且由蒋经国主导的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行动就这么的失败了。
在这个事情上面，最郁闷的就是蒋经国了，本来是想靠着这个事情来帮自己树立威信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却让自己硬生生的挨了一记耳光，而在这个事情上面，还有一个人也感到了是大势所去啊，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杜月笙
杜月笙（，原名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镛，号月笙（典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性的代表人物之一。
生意场上，杜月笙机灵诡诈，却又善解人意、附庸风雅，广结名流，成为当时名震四方的大腕。
情场上，杜月笙也是风月老手，与“余派”京剧名伶“孟小冬”结为秦晋。在杜先生晚年，孟小冬一直陪在其身边，照顾其起居，直到杜先生逝世。
杜月笙一八八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生于上海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四岁以前，母父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十四岁，初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后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时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陈世昌，时为小东门一带的流氓头子，绰号“套签子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辈。由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时为青帮上海龙头的黄金荣公馆。因杜为人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时任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由“佣差”升格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杜月笙因善纠合同伙，勾结军阀，很快成为鸦片提运中最具势力的一个。一九二五年七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描述了杜月笙鸦片销售这条通畅的“全球网络”：杜月笙的很多毒品都是通过官方渠道进入法国大市场的，由于上海法租界由河内管理，而不是直接由巴黎管理，这就构成了一个由上海到河内、西贡进而直到马赛黑社会的阴暗交通网，这个网由科西嘉人强大的“科西嘉联合会”所控制。这个联合会有一个更通俗的叫法是“黑手党”。据西格雷夫的记录，有人甚至认为当时全世界的八包毒品中，就有七包出自杜月笙之手。同年，杜月笙出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
上海三大亨中，素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比起黄、张来，杜月笙确实手法更高明一些，他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敛财，会散财。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台等活动，大量聚敛钱财，然后，又以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杜月笙也做些收买人心的事，如他持续多年购买预防传染病的药水，送到浦东老家按户免费发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会出面组织赈济；有时装出维护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调解劳资纠纷，等等。他一改传统流氓身着短打、手戴戒指、卷袖开怀的打扮，而是四季身着长衫，打扮斯文，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形象。由于他在上海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撰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他附庸风雅，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一九二七年四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四月十一日晚，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他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虽是虚衔，但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同年九月，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一九二九年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一九二九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
一九三零年起，杜月笙在家乡买地五十亩，大兴土木，起造杜家祠堂。一九三一年六月八日至十日，举行家祀落成典礼和“奉主入祠”典礼。蒋介石亲送匾额“孝思不匮”祝贺。仪仗队有五千人之众，自法租界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巡捕开道，鼓乐震夭。杜祠开酒席三日，每日千桌。包括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的市长张群等在内的党国要人都送了匾额。排场之大，靡费之巨，极一时之盛。席尽人散后，这个豪华的祠堂就成了远东最大的地下毒品加工厂。
一九三二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毛诗.小雅.天保》序云：天保，下报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上是帮会组织。杜月笙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一九三七年达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一九三四年，杜月笙任地方协会会长。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八月，又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中。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十一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一九四零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迁居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他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初返回上海、收割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所以，他当选后马上辞职。此后，他致力于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各业中发展势力，担任各种各样的董事长、会长、常务董事、校董达六七十个。
一九四八年春，他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行宪国大”，捧蒋介石当总统。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经过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势已去。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连获大胜，上海解放指日可待。五月一日，杜月笙携家仓惶逃往香港。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六日在香港病逝，终年六十三岁。
在大陆的报刊、书籍中，人们常看到有关旧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文字，大多述及他的种种劣迹，间或提到，杜讲义气，有骨气，在抗战中作了一些贡献。也许这也是污点斑斑的黑社会头子人生的另一面。《北京日报》刊文，请《海内与海外》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朱小平对这位传奇人物在抗日战争的贡献进行了解读。
文章称，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夺取政权，杜月笙在政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骗杀害总工会委员长、**党员汪寿华等，致使上海总工会八十万会员群龙无首，数千工人猝不及防被蒋介石杀害。作为旧上海黑社会的大头目，杜月笙身上有很多污点，但是，他也并非漆黑一团。在抗战中，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做过一些有益的慈善事业，特别是他任副会长时正值抗战前后，于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做出了贡献。文章认为，杜月笙在抗战中大致有四大贡献。
参加抗战。尽管戴笠一生以与**作斗争为己任，但在抗战中，他的思想倾向基本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在这一点上，“人之爱国，谁不如我”的杜月笙与他是一致的。两人本来即为挚友，在抗日这一点上又有共识，所以两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并负责肃谍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钱捐赠了五千支快慢机手枪，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动员了帮会成员、工人、学生、店员、失业青年入伍。十月，这支仅以一月时间仓促成立的游击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正规军与日寇作战，尽管作战力差，但大多成员异常英勇顽强，为中华民族抗战作出了牺牲。据事后统计：别动队战死兵共一千五百人以上，受伤五百余人。据说，杜月笙颇为悲痛，他不是心疼钱，而是哀怜那些为国捐躯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一九三八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并设立总办事处，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可以说，杜月笙此时是非常辛劳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八.一三”抗战后，蒋介石安排杜月笙为该会常委，负责粤、桂、闽三省称第九救济区工作。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机关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合设于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专与各方接触。当时，海外侨胞对抗战捐助的物资及对难民的救济品，都由杜月笙接收运往汉口或重庆。同时，杜还负责与戴笠合作布置向沦陷区搜集情报及锄奸策反工作。据说，上海另一帮会头目张啸林投敌被暗杀，也与杜月笙有关。另外，轰动中外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汪伪密约”，也是杜月笙与戴笠共同策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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