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印象中的美国――五大湖上空的随想
中美关系 错综复杂 爱恨交加 一言难尽
日本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大型客机在平稳地飞行，座位面前的电视显示屏上的数据告诉我们，飞机速度是每小时1000公里，飞行高度是10000米，经过近十个小时的飞行之后，飞机已在美国、加拿大边界的五大湖上空飞行了。去看看小说网 www.7kaNKan.com。空中小姐各种服务暂时告一段落，人们都在急切地等待着飞机着陆的那一刻。
这时候，我想着马上就要到达的美国，到达与我们中国截然不同的国度，想着与我儿子见面的那一刻，第一句话要说什么，想着飞机将要着陆的纽约肯尼迪机场，想着纽约这个世界大都市，这个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被全世界密切关注的城市，这个对我来说既陌生、神秘，而在某种意义上并不陌生的地方，又是迫不及待地想到访的地方。
说陌生，是我们以前从未来过这里，甚至连来这里的想法都没有过。说不陌生，是美国，纽约，这两个名字，几乎从我的孩提时代起直到现在，一直在耳边、在眼前反复出现，不能避开、不能忘却。美国、美帝国主义的名字和与其相关的许许多多的事件，一幕又一幕地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儿时第一次看见的外国人――苏联红军
我是1947年出生在中国东北的大连，那时的中国还正处在解放战争时期，而当时的大连由到中国境内与日本军国主义作战的苏联红军占领。那是1945年，由于当时的苏联对日宣战，攻入中国东北后，就留在了大连。我们小时候唱的童谣是：
“苏联老大哥，吃饭吃的多，骑着摩托车，跑到莫斯科。
苏联老大嫂，吃饭吃的少，戴块小手表，乐得满街跑。”
很有些调侃的味道。我们家住在大连中山公园的东侧，房后的一条街上，有一个木材加工厂，常有苏联士兵开着车，拉来原木进行加工。苏联军官与士兵，就在我们家门口休息，一边抽烟、一边聊天。他们抽的香烟，只有我们现在的香烟的一半长，另一半是扁扁的纸，好像要起到现在香烟过滤嘴的作用。因为是“苏联老大哥”，我们也不怕他们，围着他们转，看他们穿着的大皮靴和马裤，听他们说的叽里咕噜的俄国话。家长们则挥动铁铲，把原木上的树皮扒下来拿回家，用来烧火做饭。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外国人，高鼻梁、白皮肤、蓝眼睛的外国人，他们是为了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来到中国的，饱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大连人民欢迎苏联红军的到来。
根据1945年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与美英盟国达成的协议，1945年8月9日凌晨，120万苏联红军，出动5500辆坦克、28000门火炮、3800架飞机，在中苏、中蒙边界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全面对日开战，至8月18日，日本关东军基本停止抵抗，10天内，苏军以阵亡1万人，负伤2．5万人的代价，击毙日军8万人，一举击溃60万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防线，苏联红军的流血牺牲，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随后，苏军又把大量缴获的日军武器装备交给了进入东北的人民武装。
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在中国东北的许多地方大量财物，包括工厂的机器设备、港口的大型吊塔、甚至南满铁路的钢轨，都被拆卸下来，装车装船运回了苏联，有人说这些物品的价值达13亿美元。位于大连中山公园的大连广播电台，原来有四个高大的信号发射架，其中的两个，也被苏军拆卸运走，只剩下六个高大的水泥混凝土基座，小时候我们经常在这里玩。有人说这些东西是苏军的战利品，运回苏联无可非议。也有人说是用这些东西偿还朝鲜战争中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的费用。而刚刚进入东北的苏军，也有些人纪律涣散，做了许多伤害中国老百姓的事情，据说苏军的军事法庭处理了几千名违法乱纪的苏联军人。所以在中国东北，除了“苏联老大哥”的美称，也有“大鼻子”、“老毛子”的贬称，真有些爱恨交加，难解难分。
在家门口发生的朝鲜战争
在我刚记事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了。当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在南朝鲜大力推进时，1950年6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麦克阿瑟率领联合登陆朝鲜半岛，战火燃烧到了鸭绿江边，威胁到了中国的安全。
战争打到了我们国家的门口，形势严峻，刚刚解放的中国人民又要面对战争了。在我们大连，每到夜晚，防空警报时时响起，我们也不知道是真的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来了，还是防空演习。大连老百姓家的窗户上的玻璃用布条粘成米字形、井字形，密密麻麻的，都看不清外面的街景，这是为防止敌机扔下的炸弹，炸碎门窗玻璃，伤着人。
那时候的夜晚，每当一有防空警报响起，人们赶紧把灯关掉，急忙跑到院子里挖的防空洞中，或在自己屋里躲藏在角落中，胆战心惊，气也不敢大出。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数条探照灯光，一闪一闪地滑过夜空，阴森可怕，刺耳的警报声响彻夜空，与今天我们在电影、电视节目中所表现的战争场面一模一样，人们急切地等待着警报赶快解除。
金日成向求救，深思熟虑后，决定出兵朝鲜。中国民间有个说法，后被选为接班人的，称病推辞不出战，只得再选用彭德怀。终于，1950年10月25日，一声令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家卫国，要打败美帝野心狼。”全国人民开展了支援朝鲜人民、抗美援朝的运动，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
与我家一道之隔的东北路小学，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伤病院，住着从朝鲜战争前线受伤回来治疗的志愿军官兵。站在我们家门口，经常可以看见一些受伤的战士，他们头上、身上、腿上、胳膊上，缠着绷带，有的骑在窗台上，有的站在窗前，大吵大嚷，也听不清他们喊叫的是什么，只是感觉他们很痛苦、很悲伤，也很气愤的样子。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造成了他们的伤残，是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且派第七舰队进驻我国神圣领土台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
美国，美帝国主义，朝鲜战争，抗美援朝，这就是美国给我的第一印象。而在几年之后，战争结束了，美帝国主义被迫在停战谈判桌上签了字，志愿军伤病院又改成了学校。1954年，我就在这里上的小学。学校有的厕所是坐便器，我们没有见到过，觉得非常奇怪。有的同学从教室的地板口下到里面，可以看到许多药瓶、沙布、注射针管。有的同学把带有血迹的绷带拿上来，做成拖布擦地用，我也下去过几次，里面气味难闻，令人窒息。
一个新鲜名词――“冷战”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但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的“冷战”也马上开始了。“冷战”是不动枪炮的政治对立，中苏结盟，中国一边倒，站在以苏联老大哥为首的东方阵营一边，并且坚定地高呼：“东风压倒西风。”
中国与美国的对抗仍在继续，大连的街头上经常上演活报剧。扮成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杜勒斯的演员，他们身穿西服，头上带着高高的帽子，挺着大肚子，手提文明棍，胳膊里夹着大皮包，招摇过市。被革命人民指责、批判后，他们抱头鼠窜，丑态百出，狼狈不堪，人民群众则拍手鼓掌，好不痛快。
就是那个杜勒斯，后来发表了一个什么讲话，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这个讲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在中，成为中国“防修，反修”，“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现在已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了，较量是如何进行的呢？美国也不得不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并且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尽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东欧巨变和苏联的解体应验了这罪恶的预言，但是我们中国却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迅猛前进，傲然挺立。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读中学时，对于中美关系，教科书上有以下叙述：
1、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中美望厦条约》，是美国与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2、1840年鸦片战争中，美国支持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与中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
3、“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美国人华尔组织“洋枪队”，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4、美国参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获取庚子赔款。
5、中国建国后，美国对中国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其中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策划了1959年的西藏叛乱。
6、我的高中语文课本里面有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是主席写的。通过这篇文章，知道美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反动派与领导的革命武装打内战，司徒雷登是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被打败，司徒雷登灰溜溜地离开中国，革命人民大快人心。
在上世纪60年代前后，有过巴拿马危机，当时我们的口号是，“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人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声援巴拿马，反对美帝国主义赖在巴拿马。
接下来，又有了古巴危机，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亲美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古巴，美帝国主义派雇佣军入侵古巴。于是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响起了“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口号。
60年代还有台湾海峡危机，在中国大陆经历三年自然灾害，苏联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候，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庇护下，要###，于是有了炮击金门，福建前线著名的安业民烈士就是我们大连人。后来，中国和印度在边界也发生了战争。我记得当时的报纸、广播中所宣传的四大敌人是：
美帝国主义头子――肯尼迪；
苏联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
台湾国民党头子――蒋介石；
印度反动派头子――尼赫鲁。
那时候，又赶上三年天灾的经济困难时期，人们吃不饱饭。我跟着父亲上山开荒种地，又坐火车到乡下农村，用家里的布料换回一些粮食，我还跟着妈妈坐火车去很远的农村挖野菜，每一次回来都是背着采来的几十斤重的野菜。最使我难忘的是，一天早晨，在上学的路上，我就把中午的饭吃了，中午没有饭吃，只能不断的喝水充饥，饿得头昏眼花、抓心挠肝。由于吃了一些有毒的野菜，当时很多人得了浮肿病。
这个时期，我对美国印象最深的是记录三K党暴行的电影。电影里的画面是，深更半夜里，三K党的暴徒，头上带着白色的帽子，把整个头和脸都盖住，只露出两只可怕的眼睛，他们手举火把，对美国黑人烧杀抢掠。使我觉得美国是世界上最反动、最落后的国家，正如政治教科书中所说的，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到了腐朽、没落、垂死挣扎的阶段，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惶惶不可终日了。（2004年，在我第二次赴美探亲时，在奥斯汀居住时，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了美国人拍摄的揭露三K党暴行的电影：《密西西比在燃烧》ppi Burning），本书中后面有文章记述。）。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越”
我记忆中最清晰的是“抗美援越”了，那时候我读中学。越南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分成了南越的亲美政权和北越的政权，北越是胡志明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人民解放南方的斗争在逐步扩大，引起了美国出兵支持当时的南越政权，与中国支持的北越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战争。
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中越友好，唇齿相依”，唇亡必将齿寒，所以抗美援越，势在必行。同朝鲜战争类似，越南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包围，抗美援越，义不容辞。当时广场上几十万人的群众###游行，主席一遍又一遍发表讲话、声明，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一时间，全国上下，抗美援越的迭起，一浪高过一浪。
我们还知道，越南人民击落每一架美国飞机，都有中国人民援助的武器装备的功劳。其中就有我们大连的兵工厂生产的“二五双管炮”，专门是打美国飞机的。中国人民把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和大米等生活必需品，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虽然我们当年也不富裕，老百姓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省下来，但仍感到自豪和骄傲。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中国人民有义务为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的人民，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做出贡献，责无旁贷。遗憾和难以理解的是，后来这些武器却被他们用来同中国作战，而成袋的大米用来修筑军事工事。
我一次次地听着国家领导人的慷慨激昂的讲话，看着越南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顽强战斗，流血牺牲，甚至也梦想有一天，也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与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确有一批北京的红卫兵，跨过了国境线，直接参加了战斗，他们当中也有人在战争中倒下，也就是如愿以偿献身于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了。1965年，中国大学招生考试的语文作文题目是：《给越南南方亲人的一封信》，可见当时抗美援越热到了什么程度。
“反帝、反修、支援亚非拉”是当时最响亮的革命口号，支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饥寒交迫的阶级弟兄，是当时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崇高革命理想。虽然我们自己在60年代初期也十分困难，但是为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为了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为了国际歌里所表现的对旧世界的无比仇恨，我们也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
因为当时的世界正是“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旧世界已风雨飘摇，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著名论断；“我们这一代人，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道远。”也使我们无比兴奋与自豪。文化大革命时达到了顶峰，那时候的战斗口号是：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
“备战、备荒、为人民！”
“世界革命进入了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现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进行大决战的伟大时代！”
“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思想鲜红太阳照遍全球！”……
当时，在我们看到的电影里，在美国，在腐朽、没落、反动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的国度里，万恶的资本家、农场主竟把一桶一桶的牛奶倒进水沟里，也不愿意降价销售给低收入者或者送给穷人喝，他们毫无人性到了极点，这样的反动政权，反人类的社会制度就应打倒、推翻。
的著名讲话“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指引世界革命人民展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我们知道，至今，在东南亚的丛林中，仍然有高举武装斗争旗帜的游击战士在浴血奋战。
第一次见到美国人―― 颐和园遇美国海军陆战队老兵
1966年，在红卫兵大串联中，我曾三次到北京。主要目的是来到身边，感受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氛围，到各个大学看大字报，抄大字报，买红宝书――语录本，买像章。
我们当然也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去香山看红叶，去八达岭登长城，也去了颐和园爬万寿山，观昆明湖。颐和园中昆明湖与万寿山、佛香阁，拍摄的照片，湖光山色看上去很美，但昆明湖的水，远不如我们家乡大连的海水清洁干净。但是在这里，我也有所见识。昆明湖的水很浅，可能只有一二米多深，而且是泥底，水也很浑浊，当然水的浮力也不如海水大，游起来也挺费劲。
在很多人下湖游泳的地方，我也下水尝试一下在颐和园游泳的滋味，这时我看到有一个外国人，游的挺自在，他不断的变换着各种姿势。当他仰游时，他的头、脚和肚子都会露出水面，他躺在水面上，悠闲自得，使我们十分惊奇，随后，大家都围上前来，向他请教。
这位老外，也不拘谨，他用熟练的中文与我们交谈。他告诉我们，他是美国人，他已60多岁了，是在北京某大学工作。他又说，他买了颐和园的月票，每天都来这里游泳，可见爱好到什么程度，游泳已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说，他当年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中国的山东青岛驻扎过。他告诉我们，那时候，他常常一个人，带着食物，游到大海深处，可以在海里待上几个小时。他的中文说的非常流利了，而且有些京腔京味，如果只听声音，不看面孔，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老外。
接着，他开始一边表演他的仰泳动作，一边告诉我们仰泳的诀窍。我们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都学他的姿势，练一下仰泳，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一样，同时把头、脚和肚子都露出水面。他说：“主要的是要放松，因为人的比重肯定比水轻，理论上，漂在水面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漂不起来呢？主要是人的精神紧张，引起肌肉收缩，当然就会往下沉。要放松，就要想象‘啊，我要睡觉。’像睡觉一样放松，就会像我一样地漂起来。”他的表演和讲解，引来一大群围观者，好像是在听“天方夜谭”。
回到大连后，我经常到海中游泳，我照他的说法，不断的练习仰泳，可以双手放在头上，在水中“睡觉”。有时，双手伸开，双脚也可以露出水面，但是，要像那个美国兵那样，头、脚、肚子，三点都露出来，还是难以做到。
这也是1966年中，我在北京的一个奇遇，当时他讲的也只限于游泳，至于他是怎样来到中国的？为什么留在中国？他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他对美国和中国有什么看法？他在中国都干些什么？他在中国如何生活？等等，当时我心里有许多的疑问，但是没有张口问他，其他在场的中国人也没有一个人问他，当然，他也没有讲。
关于美国的另一些信息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写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那个时期的中国青年学生，是从这篇文章认识和了解美国的。司徒雷登是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以传教士的身份在中国活动。曾经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在他任校长的燕京大学，在短短三十三年里，培养了一万多学生，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和各种科学人才，活跃在美国、欧洲和中国。许多文化和外交人才毕业于燕京大学，如曾任外交部长的黄华，曾经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会主席。抗战时期，司徒雷登个人还保护了不少包括地下和搞###的燕京大学学生，这是出于他的价值观和人权观。在日本侵略中国之际，司徒雷登曾一度被日本军队监禁。
但在此期间，我也知道了另一些信息：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军在延安派驻了以包瑞德为领导的观察组，、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与美军观察组的人有着很好的交往。有一位美国记者斯诺，冲破重重封锁，到了陕北，了解到了中国的革命经历和领导的抗日战争，写下了一本书叫《西行漫记》，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领导的革命事业。在中国纪念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时候，人们也记得在60年前，在中国人民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曾经有一支威震敌胆的美国空军，人称“飞虎队”（英文名字为he Flying iger），他们志愿来到中国，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捍卫中国的领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支队伍在1943年扩编为第14航空队（he Flying iger of 14th Air Force）。成为一支人数众多，装备齐全的空中力量，由美国人陈纳德将军任司令。他们壮志凌云，骁勇善战。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战斗中，1000多架运输机，突破日军的封锁，向中国战场运送80万吨战略物资和几万人的军队，并在昆明缅甸上空击落62架日本飞机。美国空军也损失了500架运输机，为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有许多人流血牺牲。他们的有力支援，沉重地打击了嚣张一时的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他们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创造的伟大战绩，成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伟大友谊的佳话。陈香梅女士，就是美国人陈纳德将军的妻子，当时是一位报社记者。她也为中美两国的友好交往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还知道了，1941年11月7日，美队在天平洋的珍珠港事件中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突然袭击，损失惨重。以至于迫使美国对日宣战，美国派出几十万军队，同欧洲同盟国部队一起，登陆诺曼底，为在欧洲战场战胜德国法西斯、在亚洲战场战胜日本法西斯做出巨大贡献。
我还知道了，由于中国亿万人民的八年的流血牺牲，顽强抵抗，在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直接打垮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近百年来的首次抗击外敌入侵的伟大历史性胜利。知道了美国人民，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还是做了一些好事的。
我还知道，我儿子读书的清华大学，就是美国利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从清政府索取的庚子赔款，用来建立的清华学堂。中国和美国从1954年起，在波兰的华沙有上百次的大使级会谈。两国外交代表，握手后坐下，没有谈什么就结束，弄的很奇怪。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在东北鸭绿江边宽甸偏远农村，在夹皮沟人民公社的办公室里，看到的《参考消息》报上，知道了在1969年7月20日，美国人的宇宙飞船已成功地登上了月球，而且把一面美国星条旗插在了月球的土地上，随后安全的返回了地球，使我感到万分震惊。
我还从广播、报纸、学校的教科书和许多文艺作品中，知道了美国的“民主”与“自由”，从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到《汤姆历险记》中，知道了美国有密西西比河，知道美国有民主党和共和党，有州长、总统的两党竞选制度……
值得一提的还有《红岩》小说中所描写的臭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在国内图书馆的一份文摘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
“中美合作所”并非“###反人民的法西斯集中营”，而实际上是当时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的跨事情报机构。1943年4月15日建立，名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对日作战中，发挥过作用。“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师长白驹的乡间别墅，后改为看守所。“中美合作所”建立时，白公馆为美方人员的住所。
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撤消，“白公馆”又成为国民党当局关押###的监狱。国民党当局对###的关押与屠杀，与“中美合作所”无关。在中国的小说、电影中，如《红岩》、《在烈火中永生》、《江姐》中，“中美合作所”成为“法西斯集中营”，这些说法都是不准确的。
关于这篇文章的上述说法，互联网上也有此类文章，不知道是否属实。希望有关方面予以澄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中苏分裂与中美建交
中苏兄弟友好关系破裂的原因，史学界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由于苏联当局想利用“长波电台”和组建“中苏联合舰队”，来控制中国。有的说是中国在1958年炮击金门，事先没有向苏联通报。而这种事情对苏联谋求苏美关系缓和造成被动，这也是领导的中国独立行事的举动。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湾海峡危机中得到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触怒了赫鲁晓夫。而后又有什么布加勒斯特会议，双方互不相让，相互指责，于是矛盾公开。
中苏两党、两国的这种分裂，也隐含着双方争夺国际运动的领导权，也是意识形态、思想政治路线的矛盾斗争，当时被认为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斗争。这种分裂对世界政治格局、对中国、对苏联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而后导致了中美关系缓和，这都是在的主导下形成的，正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中苏两党的论战中，中国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批判苏联赫鲁晓夫的“三和二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三和一少”（对外援助要少）的背叛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路线。批判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竟到臭名昭著的“好来坞”参观访问，并会见美国的女电影明星，我也知道了美国有个十恶不赦的“好来坞”，专门出产腐朽、没落的美国电影，毒害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一九六九年三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两队发生武装冲突。而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两国不断交火。这一切触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政治家的敏感神经，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认为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存在着美、中、苏三国均衡态势的局面产生变化的可能性。这样一个世界正是所设想的，一九七0年十月一日，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夫妇请上城楼，并让他们站在自己身边。同斯诺的谈话，表达了改变中美关系的现状，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的重要政策。
在美国的尼克松竞选当上总统后，发表就职演说竟在防弹玻璃的后面。中国的《人民日报》的评论员的文章称之为“玻璃罩子里的演说”。直到1972年，那个发表“玻璃罩子里的演说”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了北京、上海，与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握手会见、会谈，开创了中国与美国外交关系新的历史篇章。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8年美国总统卡特访华，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我还知道，中国近代、现代史中的科学家、学者中有许多是在美国学成后回国效力的，像钱学森和在美国任教的大数学家华罗庚等等，还有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在美国留学后，在美国大学任教，因在物理学研究出成果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为世界华人争得了荣誉。
中美关系的大门是如何打开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争霸愈演愈烈，美国急于从越战泥潭中脱身，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1967年，尼克松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撰文“从长远观点来看，我们实在不能让中国永远呆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不能让7亿有可能成为最能干的人在孤立和愤怒状态下生活。”
1968年8月，尼克松再次声称，不管谁是今后四年或八年的总统，“到头来必须同一个超级大国的中国领导人谈判。”他向记者发表讲话时又说：“我将会访问中国，如果中国肯发给我签证的话，我认为我们今后八年将看到同中国的对话。”
1970年9月27日，已经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谈话时说：“如果我在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要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这是他第一次以总统的身份公开表示愿意访华。1971年7月11日，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绕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而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中美关系的大门终于被打开，这是中美双方的领导人，深思熟虑，把握住历史前进的方向，实现的历史性进步，不是哪一方，一厢情愿所能实现的。
半个多世纪的中美关系，伴随着风风雨雨，有过激烈对抗，如“三八”线南北大厮杀的朝鲜战争，也有过密切合作，如抗日战争，有过几十年冷战时期的隔绝，也有过交往。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始到中美建交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交往。这期间，也有过严重摩擦，如南海撞机事件，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也有过双边贸易问题，美元与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加入WO的问题，也有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的外交协调。中美关系不仅仅是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也成为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令人瞩目的外交关系。
我对美国发生兴趣
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从1972年以后，中美双方都打开了大门，一大批中国学生或学者到了美国，有的上学读书，有的打工赚钱，有的经商做买卖，有的搞科学研究，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有一个叫周励的美籍华人写了一本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本书的英文名字是：《M’s China Lady》。在1992年风靡全国，轰动一时，我如饥似渴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而后来，又有了《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连续剧，同样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当剧中人王启明开着他那卡迪莱克的美国轿车在高速公路上狂奔，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后来，我赴美探亲时，执意要在美国的公路上开一开儿子的本田车。）电视剧中刘欢的歌声：《千万次的问》里唱到：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你不像是在我梦里，
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imime again you ask me （一次又一次你问我）
imime again I ask my self（一次又一次我问自己）
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
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或许是刘欢的那美妙动听的嗓音，或许是歌曲中富有新意的歌词。无数次，听着这首歌，我竟在遐想，我是否有一天也能踏上美国的土地，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自由驰骋呢？
美国，美利坚，“美帝国主义”，是否有一天，我可以在你的土地上看看你的五脏六腑。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已经在10年之后的今天，我即将踏上America（美国）的土地，梦想即将实现，飞机以每小时1000公里的速度接近她，越来越近。
我儿子是在1999年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获得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赴美深造的，至今已有三年多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让我们牵肠挂肚，无形中让我把中国、美国联系在了一起。
就这样，我对美国的认识，由幼年到童年，由青年到成年，由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到扑朔迷离，苦苦思索。从抽象到具体，由片面到全面，由浅薄到深入……今天，我终于有机会亲眼看一看美国了。沉思中，飞机上的空中小姐又一次开始工作了。机舱内的人们开始活跃起来，大小电视屏幕里显示着的数据表明，美国快到了，纽约快到了。
空中小姐给每位旅客发了入境美国的表格，因为我儿子在网上已经给我们发过各种材料，对这份表格的内容我们早已熟知，我们很快就填写好了。然后就静静地等待着飞机着陆，等待着见到久违的儿子的那一刻，那一刻马上就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