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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文。
处理完农业生产的事情之后，林星回到州府，召集阿三和曹安，商讨改革军队之事宜。
此时客厅之中只有三人，均是至亲心腹，说话全无顾忌。林星率先发话道：“阿三，之前你不是查过一份宋朝的军费开支表么，现在还记得么？”
阿三知道今天要讨论的是军队的话题，所以把统计表带在了身上，闻言掏出来，念道：“公子，这份《养兵之费》，是前朝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由时任三司使的蔡襄编写的，出自于他的著作《论兵十事疏》第十六卷。这里有一段记载军费的统计数据：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等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军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此其大概也！”
这个缗是宋朝钱币，是用于成串的铜板，每串一千文。
林星喃喃念了数字道：“一百一十八万余人，四千八百万缗，不小的数目啊！”
阿三合上表格，道：“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但军费差不多一直维持在这个数目，可供大人参考，可以此制定政策。”
林星感到有些没有头绪，便向曹安请教道：“曹安，我宋朝军制，到底是怎样一个状况？”
曹安组织了一下词藻，有条有理地介绍道：“我们宋朝的武装力量，主要由禁军、厢军、乡兵和番兵构成，此外还有士军和弓手。禁军是皇家部队，包括皇帝宿卫军和征战戍守部队，分别隶属三衙，其任务是卫皇宫、守京师、备征战和屯戍边郡。禁军分步兵和骑兵两个兵种，编制为四级，依次是厢、军、营、都。一厢辖十军、一军辖五营、一营辖五都、每都一百人。这四级的统兵官分别是：厢都指挥使、军都指挥使、军都虞候、指挥使。这群王师是大宋最强战斗力，一半守京畿，一半戍诸郡。”
顿了一顿，续道：“厢军则属于地方军，名为常备军，实则是州府的杂役兵。受各大州府管辖和调动，甚至说句大逆不道的话，有些厢军只听州官之名，视朝廷如无物，此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推辞。当然，一般人没那么白痴和极端。开个玩笑，大人无需介意。说回来，厢军的主要任务是筑城、制作兵器、修路建桥、运粮垦荒和护送官员等等，干得都是些琐碎活。只有发生国家大战，或者辖区内出现乱民起义，厢军才有用武之地。厢军分步兵和马军，设军、指挥、都三级，统兵官与禁军相同。”
曹安说到此处，眼神瞄了瞄林星，见他很认真地在倾听，不时记载着什么，好像很感兴趣，一点也没觉得枯燥，便继续说道：“乡兵和番兵属于地方势力，是从乡下抽调壮丁组成的民兵，平时参与生产，归于保甲，农闲时参与训练，战时可派上用场。至于士军和弓手，则是治安部队，由巡检相县尉统辖，隶属各地巡检司，人数不是很多，都采用一级编制。”
听完这番详尽而有条理的介绍之后，林星霍然释疑，有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很满意地点点头，自己简短地概括道：“全国兵力分禁军、厢军、乡番兵和士弓兵，编制不一样，人数不一样，各有各的军务，各有各的使命。”
曹安点头赞道：“大人言简意赅，一言概之，思维真是敏捷。”
林星听多了赞美之词，也就没什么感觉了，他想了一想，问出他心中困惑很久的问题，道：“曹安，按理说，我们大宋如此兵强马壮，应该战无不胜才对，为何却似乎外战外行，给人屡战屡败之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曹安和阿三闻言都是嗟叹一声，有种一言难尽的无奈。
两人本是欲言又止，但面对林星殷切的目光和亟待求知的渴望，曹安身为指挥使，自该直抒胸臆，将心中见解一一拆出，先说了一番题外话，道：“大人，关于宋朝军队的战斗力，这番理论是我自己总结的，有许多是大逆不道之言，今日我只在大人和阿三面前说，法不传四耳，希望大人听过就好，一家之言，不足宣扬。”
林星岂会不知个中利益，道：“曹安，你尽管放心，我把你们当亲信看，有些话只能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是不会口无遮拦的。”
曹安点点头，说出了一番颇为深刻的见解，道：“我宋朝开国至今，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军事弱国，人见人欺，马见马骑，外战外行，屡战屡败，究其原因，我个人认为，有三个因素，分别是先天因素、军事思想和武将制度。”
他先阐述第一个因素，道：“宋朝立国时，北方契丹已经立国数十年，它从后晋的石敬瑭手里抢走了幽云十六州，使得中原的北大门洞开，可以说，我们大宋在立国之初，就已经捉襟见肘。更有一点，我们宋朝面临的外敌是最多的，这和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不一样的，大人回想一下，汉朝之时，外敌也就一个匈奴；唐朝之时，外敌也就一个突厥，而我们大宋却有契丹、党项（西夏）、女真和大理，这些强敌不断骚扰大宋，让我们没有喘息之机。”
他这么一说，林星和阿三还觉得真是那么回事，宋朝的外敌确实最多。
曹安语气一沉，有些叹息道：“这些先天因素是客观存在的，造成我们大宋强敌强敌环伺。本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宋应该自强不息，秣马厉兵，奋起反击，但可悲的是，朝廷一贯以来的错误的军事思想，将大宋本来就不强大的战斗力，削减得更加低下。大人想必知道，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一个以武力起家的皇帝。太祖登基之后，大肆铲除异己，更祭出“杯酒释兵权”的手段，将禁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此所谓中央集权。同时，为了防止地方大将拥兵自立，太祖制定了“更戍法”，即戍守外地的禁军每个一，两年便要换防，将领也要定期更换，这样就形成了“将无常兵，兵无常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局面，这种结果尽管有利于防止兵为将用的谋反情况，但是也直接影响到了部队的巩固和战斗力的形成，使得主将并不熟悉所率部队的特性与战斗力，对下属部队没有任何的威严可信。”
这是事实。宋太祖赵匡胤以兵起事，为了重蹈覆辙，长期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军事思想，即使作为最高军事机构的枢密院，也是由文官担任枢密使，而以武将为副。整个大宋，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文官为军队一把手，武将为军队二把手，这岂有不败之理？
面对这种根深蒂固的军事思想，林星有种压抑的感觉，道：“此乃朝廷军策，我们这些做下官的，也是无能为力，徒增奈何。”
曹安何尝不知道现实的残酷呢，他长叹一声，说完最后的一个因素，道：“先天因素和军事思想，说到底都是理论层面的东西，若真的是兵强马壮，即便军事思想偏差一些，我们大宋也不至于如此羸弱。但我不得不说，宋朝的武官选拔制度，更是荒谬。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朝廷开武举，这本是武人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讽刺的是，朝廷明文规定：武举发，先阅骑射，而试之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这样就造成了武将选拔中的重文轻武，那些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人，反而比那些勇猛善战、一身虎胆之人更受重用，且在授予官职之时，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要职，多由科第出身的文官担任，导致即便武官担任了要职，也将受到文人的排挤压制，无法将满腔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甚至有被文臣陷害排斥最后含冤而死者。试想一下，武官地位低下，必然无法激起其建功立业的雄心，影响全军士气。”
一幕幕铁一样的事实，让人听得更加沉重。
宋朝的军队，是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