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曾国藩面面相觑，却是谁也不愿先上前回答，其实两个人在对付太平军上面倒是出奇的一致，都是以剿为主。
不剿不行，不管是胡林翼还是曾国藩，他们心里头都明白，这些发匪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若说改朝换代，倒还好说，历朝历代，总是不能不要他们这些人来支持的。
可发匪的本质和李自成差不多，这就让人踟蹰了。
他们可以欢迎李世民，可以欢迎刘邦，可是对李自成和洪秀全，甚至是司马懿，是篡汉的王莽、曹操，但是李自成、洪秀全是断然不能欢迎的，因为谁都知道，他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不管李自成还是洪秀全的起义，说到底都在一个屁股上，不管你是不是起义，至少你先要端正好屁股，你可以清君侧，可以禅让，可以吊民伐罪，可以有任何理由，只不过李自成和洪秀全的纲领却错了，大错特错。
当时的大明朝和现在的朝廷，其实相似之处颇多，土地兼并是每个朝代都面临的问题，明朝也是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土地慢慢向地主集中，尤为严重的是，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太监直接管理、收税的皇庄，这样就出现了大规模强占土地现象。明孝宗年间，只有四处皇庄，官田不到两千顷。到了明武宗的时候，皇庄增加到了三十六处，占地五万三千多顷。其他皇亲国戚纷纷仿效。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减至四百二十二万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皇亲国戚们兼并了。
这样一来，无数农民无地可种，流离失所。又因为明朝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受到官府追捕，成了所谓的"流民"。土地少了，朝廷的赋税反而增加了。有田地可种的农民要负担更沉重的苛捐杂税，于是有田地的农民也开始大规模地弃田出逃，加入了"流民"的队伍。逃亡农户的赋税分摊在未逃亡的人身上，于是又引起逃亡，如此循环下去，"流民"越来越多。
偏偏这时接连出了几个昏聩的皇帝。先有荒唐的正德皇帝，继有二十多年不上朝的嘉靖皇帝，后有打破这个纪录的万历皇帝，以及热心做木匠、任由太监胡作非为的天启皇帝，当皇位传至崇祯时，国家已经糜烂，无法收拾。
陕西长期以来是社会矛盾的焦点。这里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徭役严重，加之连年灾荒，农民生活尤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常成为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
而李自成也自此出现，李自成出生于陕西延安府米脂县李继迁寨。之所以叫李继迁寨，是因为这里是西夏国夏太祖李继迁的出生地，后来就以李继迁的名字做了村名。
李自成出生一个月后，他的堂弟李过也出生了。长大后的李过混名"一只虎"，后又改名李锦，成为李自成打天下的得力帮手。
李自成的家境应该不错，后来才衰落成为贫苦人家。因为李自成出生在万历三十四年，此后赋税日渐沉重，吏治更为。在这种情况下，李守忠的家道衰败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后来李自成不得已去为艾家放羊，然后又去驿站做驿卒。
李自成如何走上了造反之路？不管真相是怎样的，官逼民反，应该是最根本的因素。纷争乱世，喜好武力的李自成自然不肯落于人后，动乱之中初显身手，而后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陕西大旱，庄稼颗粒无收。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血汗。白水县农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军起义的序幕。
王二率先起义后，各地饥民纷纷响应。陕西府谷王嘉胤率领饥民起义，安塞高迎祥号称"闯王"，也揭竿而起，王左挂起事于宜川，与他同时并起的还有苗美、飞山虎、大红狼等。王大梁起事于汉南，自称大梁王，很快纠集起三千多人，一度逼近汉中府的所在地南郑县。
陕北突遭大旱。十余年间，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山东，连年大旱。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干。
此后两年，陕西各地的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起。当时大大小小的农民军不下一二百股，小股几百人上千人，大股上万人，甚至数万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紫金梁、曹操、乱世王、二郎神等等。
当崇祯和他的大臣得知百姓纷纷揭竿而起时，他们的反应是很独特的。兵部郎中李继贞向皇帝上奏，诉说陕西民众困苦，并强调如果继续下去恐怕所有的人都要去当土匪了，他请求用来赈济的数额并不大，白银十万两而已，可是崇祯皇帝连这点钱都舍不得。
兵部尚书杨嗣昌为了捉拿张献忠，曾张榜通衢，上附一首他自作的《西江月》，劈头两句就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一个兵部尚书，朝廷重臣，不思安民，竟然要百姓作安安饿殍，真是有丧天良。在崇祯和杨嗣昌之流的心里，皇帝和官府的眼中，百姓可以选择死，但不可以选择造反，这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同一个逻辑。
如此治国，岂能不乱？民无生路，岂能不反？李自成处在如此混乱的世风之中，造反也是迟早的事情。即使他不反，也会有其他人出现。何况他生性有些叛逆，如今有了合适的条件和时机，走上造反之路是必然的。
很快李自成就脱颖而出，成为闯王高迎详做下的闯将。高迎祥、张献忠与李自成攻下凤阳。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太祖死后，那里成为明朝的中都。中都皇陵是朱元璋父母的陵墓，陵园规模宏伟，园内有大量精湛的碑石雕作。
攻陷凤阳，焚烧皇陵，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用处，但对崇祯和朝廷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高迎祥死了，李自成被众人推举为闯王。这时各部农民军接连受挫，不少农民军首领还投降了明军。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人有勇有谋，在他们的协力围剿下，农民军的处境十分困难。
李自成屡屡失利之后，不得已只好带着少数人马前往河南，很快在河南迅速发展壮大。此时的河南连年灾荒，官府除加征剿饷外，又加征练饷，民不聊生。农民纷纷加入农民军，李自成得以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
李自成以少数人马进入河南，旋即聚众十余万。中国地域广大，东西南北自然环境不同，每年都有几处地方发生水灾、旱灾、蝗灾原是正常状况，不足为奇。即使大灾之年，朝廷予以赈济，民间互助自救，也不会损伤民本。但是最可怕的是苛捐杂税。老百姓辛劳一整年，也不得温饱。百姓的负担比先前重了好几倍，而在当时，江南的商贾富可敌国却不需缴任何税赋，明军剿匪、抵抗清军的军饷，整个朝廷的用度，全部都摊派在本已受灾的人头上，即使将收成全部上缴仍不够政府的征税。民无活路，只得造反。这是李自成进入河南不久，便迅速聚众十万的根本原因。
明末接连兵祸，军备败坏，穷苦百姓因走投无路奋起造反，士兵则经常一连几个月都领不到军饷，便劫掠百姓，尤胜"贼匪"。还有官府酷吏，不顾民众死活，只知一味搜刮，故有“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说法。从这种说法来看，“匪”的危害最小，最让人惧怕的反倒是那些父母官。左良玉的部队便是有名的匪军，从明末到南明一直都是如此。左良玉驻扎襄阳造船，“襄人怨其淫掠，纵火焚之。良玉怒，掠荆、襄巨估舟，载军资妇女其中。”
百姓身处“匪、兵、官”三方之间，不知该依靠谁，这时如果三方中哪一方能以安民为口号，不杀民扰民的话，就会占据先机，打破两者的平衡状态。
恰恰在这个时候，李自成打破了这个僵局，李自成在武力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接着就应该思考如何图霸天下了。说起来，李自成没有刘邦刘备幸运，他缺少一些英才的辅助。即便身边有些远见之士，李自成也未必采纳他们的意见。
但此时的李自成碰到了李岩，有李岩相助，实在是他的福气。因为李岩的谋划，李自成得以进北京。李岩曾用自家粮食赈济饥民，在百姓中口碑很好。造反的卖艺女红娘子听说后，就去“抢亲”，欲和他结秦晋之好。李岩找个机会逃了回去，官府却非说他是反贼，将他关进大牢。至于县官是因为昏庸，还是因为与李岩有过节，又或是嫉妒李岩的名望，借机诬陷李岩谋反，如此既可除掉李岩又可获朝廷嘉奖，来个一箭双雕。此后，红娘子联合饥民带人救出了李岩，李岩这才下定决心造反。
同李岩一起投奔李自成的还有卢氏县举人牛金星，牛金星又推荐了宋献策。宋献策一来就向李自成献上谶语“十八子，主神器”，李自成听了非常高兴，以为宋献策说的“十八子”指的是他。其实这是一千年前沙陀人李存勖用过的招数。李存勖是李克用之子，因父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派人编写了这个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如此显而易见的盗用，却正好糊弄李自成这样不喜欢读书的人。
接下来，李岩对李自成的劝告，对李自成的一生意义非常重大。李岩首先劝李自成少杀人，以收取人心。李自成接受了他的意见，“屠戮为减”。接着劝告李自成将掠夺来的财物赈济饥民。
此外，李岩很重视宣传，他编了一首词“迎闯王，不纳粮”，让儿童四处传唱。
牛金星则建议李自成禁淫杀，据中原，收人心。为了做到这一点，倡言大军所至，百姓给复一年。也就是在新占领区内免除老百姓一年的徭役。为了收揽民心，牛金星还建议李自成在告示中宣布：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当时官军缺饷，所到之处公开抢掠，漫无纪律。李自成的这些措施口号极得民心。
只不过李岩等人最后还是误了李自成，因为这些人没有想到，要得天下，依靠饥民是不够的，应该靠的是士绅，几千年都是如此。只要保证士绅的利益，他们才不管谁做这个皇帝，管你是汉人，是满人，是蒙古人，是契丹人，可是一旦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一定和你拼命。
李岩提出来的纲领没有错，却是不实用，劫富济贫，不纳粮自然是好的，至少给那些快要饿死的贫民多了一分活下去的希望，可是他们饿死不饿死又有什么干系？起义军没有本事拿出米来赈济灾民，让贫民填饱肚子，那么只能在士绅和贵族身上打主意了，这些人粮仓中的大米数不胜数，开了他们的仓，不知可以救活多少人。
这才是本质的矛盾，开了他们的仓，就等于把这些人逼到了对立面，于是李自成虽然攻到了北京城，他的大顺朝廷也没有稳定，各地的官员、士绅仍然自称明臣，并且亲自拿出银子来私募军队进行抵抗。
人的本性就是如此，他们宁可拿出一万两银子来招募军队来镇压流民，也绝不肯拿出五千两银子来稳住人心。而到了这个时候，在内忧外患之下，李自成除了灭亡，已没有任何侥幸了。
当时的文人士绅听到李自成的事迹，都是十分惊恐，纷纷说“幽囚士大夫，用夹棍逼取金钱，此古今未经见之事，亦古今所未有之惨”，由此可见，到了这个份上，士绅们是不可能向李自成妥协，只有决一死战。
洪秀全也是如此，他提出来的均田地与李自成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只不过在这个时代，均田地不啻于将实力最强大的士绅阶层完全推到了对立面，不管是胡林翼、不管是曾国藩，是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这些人中有好人，也有君子，更有民族英雄，可是在阶级利益面前，他们绝没有同仇敌忾的可能。
奕䜣既然问起该当如何，在座的人其实都有话说，可是又都无话可说，剿匪是一定的，如何个剿法大家却都藏着私，或者说从一开始，他们就各有自己的手段，只不过都不愿说出来。
这便是中庸的道理，谁也不愿做出头鸟。
因此奕䜣等了很久，见大家都没有动静，只好尴尬的向胡林翼道：“胡先生怎么看？”
胡林翼道：“坐守兴安，以守待变。”
奕䜣点头，官军虽然来势汹汹，可是他心里头明白，真要与发匪决战，他们耗不起，也打不赢，凭绿营去堵截，人家冲杀上来，保准呼啦啦的一冲而散。
胡林翼的办法正好契合了他的心思，转而向曾国藩道：“曾侍郎以为如何？”
曾国藩沉默了片刻，道：“发匪猖獗，实因洪逆屡屡破我官军，使各地愚民都深信他的邪说，若是官军能小胜一场，发匪军心必然动摇，到时王爷再发函出去，俱言只诛首恶，其余不问。则天下定矣。”
奕䜣点头，曾国藩说的没有错，太平军能演化到如此浩大的声势，与官军屡战屡败分不开关系，其实这还是涉及到信心的问题，而信心对士气有极大的影响，若是再龟缩不出，天下人只会以为官军害怕发匪，到了那个时候，那些想反不敢反的乡民只怕都会跟从发匪揭竿而起。
他沉吟片刻，胡林翼是守成之策，更稳健一些。可是曾国藩却是剿匪之策，虽然有些冒险，可是收益很大。
到底如何决断，还得自己掂量。他苦笑一声，问曾国藩：“曾侍郎认为若官军出迎，有多大的胜算？”
“几无胜算。”曾国藩回答的很干脆。
奕䜣很尴尬，这个曾国藩倒是脾气古怪的很，一开始教自己迎敌，打个胜仗，现在又说完全没有胜算，说了等于没有说。
曾国藩道：“王爷，官军过于糜烂，而发匪俱都是亡命之徒，一旦对阵，胜负自明。要打，不能用官军。”
奕䜣明白了，原来曾国藩是要请战来了，只不过他虽招来了不少团练，可是所有人加起来也不过四五千人，凭着这点人去对抗十万发匪，实在有点荒诞。
他苦笑道：“官军不能出战，谁可出战？”
“团勇。”曾国藩道：“除此之外，还可从绿营中抽调出一些精锐来，与团勇一道，迎击发匪。”
奕䜣心里开始盘算了，绿营中最多抽调出五千能打的，和团勇加起来也不过一万余人，他还是不放心，人数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