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扎伊采夫等我们四人传看完缴获的狙击枪以后，又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证件，双手捧着递给了我，恭恭敬敬地说道：“师长同志，这是从被打死的德军狙击手身上搜到的。”
我接过瓦西里手里的狙击手证件，打开一看，里面贴着一张照片，上面是一名表情严肃的德军军官，应该就是被瓦西里击毙的狙击手，不过证件上的字我却一个都不认识，于是我随手递给了基里洛夫，同时问道：“政委同志，您认识上面的字吗？”
基里洛夫接过我递给他的证件看了看，然后说道：“看来格拉姆斯上尉猜得不错，这个被瓦西里少尉击毙的德军狙击手，的确是来自柏林的德军狙击学校的校长科宁格勒少校。”他合上证件，又递给了班台萊耶夫，接着试探地问我：“师长同志，我们是不是应该立即将这件事情向司令员进行汇报？”
拨通电话后，崔可夫听到是我的声音，显得有些不耐烦，也许他认为我打电话给他，是为了向他诉苦，希望将他规定的最后期限再延迟。我抢在他挂断电话前，快速地说明了情况。崔可夫听完后，兴奋地大叫了起来：“什么，奥夏≠宁娜同志，你说什么？你说瓦西里.扎伊采夫同志把敌人的狙击手干掉了？”
“是的，司令员同志。”我简短地回答说：“那个打死了我们不少狙击手和指挥员的德军狙击手，已经被瓦西里少尉干掉了。”
听到我的回答，崔可夫反而显得谨慎起来。他试探地问道：“你们能确定被打死的那名狙击手。就是最近一直让我们头痛的那名狙击手吗？”
以我对崔可夫的了解。早就猜到他会这么问，所以立即用肯定的口吻回答说：“报告司令员同志，根据瓦西里少尉在被击毙的德军狙击手身上搜出的证件显示，他是来自柏林狙击学校的校长科宁格勒少校。”
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崔可夫才如释重负地说了一句：“太棒了，我们的狙击手真是太棒了。”接着他又问，“除了瓦西里少尉外，还有谁参加了这次任务？”
“报告司令员同志。”我根据条令，干巴巴地汇报说：“除了瓦西里.扎伊采夫少尉，还有他的副手阿纳托利.契霍夫和维克多.梅德韦杰夫，以及米哈伊洛夫下士率领的两个警卫班。”
崔可夫有点不解地问道：“奥夏宁娜，去消灭一个德军的狙击手，你用得着派这么多的指战员吗？”
我连忙向他解释说：“司令员同志，您有所不知，德军的狙击手很狡猾也很有耐心，在没看到什么有价值的目标前，他是不会轻易开火的。所以我就从警卫营里抽调了两个班。由米哈伊洛夫下士率领，其中一部分战士假冒指挥员。冒充是一支去增援的小分队，以吸引德军狙击手的注意。”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崔可夫说完后，就果断地挂断了电话。
崔可夫电话挂得太快，以至于我还没来得及询问该如何提嘉奖瓦西里的事情。放下电话后，我又夸奖了瓦西里几句，便打发他回去休息了。
等他一离开，我立即吩咐巴斯曼诺夫把协助瓦西里执行任务的米哈伊洛夫下士叫进来。米哈伊洛夫一直等在门口，一听到自己顶头上司的招呼，很快就进入了指挥部。
穿着少尉军服的米哈伊洛夫精神抖擞地站在我的面前，看着他满身的尘土，我能想象到他这几天所执行的任务有多么艰险。在将他上下打量一番后，我关切地问道：“下士同志，执行诱饵任务的战士都回来了吗？”
米哈伊洛夫听到我的这个问题，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搐了一下，接着吃力地回答说：“报告师长同志，我们这次参加任务的，连我在内，共有21人，现在回来有14人。”
“另外七名战士呢？”我还没来得及问，旁边的基里洛夫已抢先问道。
米哈伊洛夫听到基里洛夫的问题，把自己的头低到了胸前，一脸苦涩地回答说：“剩下的七名战士，都牺牲在敌人狙击手的枪口下了。”
虽然刚才瓦西里向我汇报消灭德军狙击手过程时，说得是那么轻描淡写，但我心里却明白，当时所发生的真实情况，要远比他讲述的更加惊险，不然的话，米哈伊洛夫的小分队的伤亡就不会高达三分之一。
傍晚的时候，崔可夫的副官克里莫夫大尉和传令兵晓得咯来到了师指挥部。看到两人出现在师指挥部，我还挺惊讶的，连忙问克里莫夫：“大尉同志，您怎么来了，是司令员有什么重要的命令吗？”
克里莫夫抬手向我敬礼后，回答说：“将军同志，我和传令兵西多林是奉司令员的命令，给你们送勋章来的。”说完，他从文件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我，“这是集团军军事委员亲自签署的授勋名单。”
我一脸疑惑地接过克里莫夫递过来的授勋名单，仔细查看。只见上面写着：“为了表彰在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立下了巨大战功的指战员，特授予以下同志勋章：
授予优秀狙击手瓦西里.扎伊采夫少尉一级卫国战争勋章；
授予狙击手阿纳托利.契霍夫二级卫国战争勋章；
授予狙击手维克多.梅德韦杰夫二级卫国战争勋章；
授予米哈伊洛夫下士二级卫国战争勋章；
其余参战人员授勋相应的军功章。”
我看完这份授勋名单后，随手递给了基里洛夫，接着问克里莫夫：“大尉同志，勋章在什么地方？”
“丽达姐姐，在我这儿。”西多林甜甜地叫了我一声后，从背着的背囊里掏出一堆勋章盒子。整齐地摆放在桌上。
趁西多林把勋章盒子望外掏的功夫。我先是吩咐巴斯曼诺夫：“少校。去把授勋名单上的指战员们都叫进来，除了参与狙击任务的瓦西里少尉他们三个，还有米哈伊洛夫所率领的那两个班的战士，都一起叫进来。”
等巴斯曼诺夫离开后，我又吩咐阿赫罗梅耶夫：“参谋长，这两天敌人没什么动静，你给各团团长打电话，说今晚要召开一个临时的会议。让营级以上指挥员都来参加。”
阿赫罗梅耶夫点了点头，拿起桌上的电话，接着问我：“师长同志，会议的议题是什么？”
“参谋长同志，这还用说吗？”基里洛夫接口说道：“还能有什么事情，当然是通知他们来参加瓦西里少尉他们的授勋大会。”
让一群营团级指挥员来参加普通战士们的授勋仪式，未免有点小题大做，我等基里洛夫说完后，笑着对阿赫罗梅耶夫说：“参谋长，你告诉他们。今晚由你介绍一下目前的敌我态势，以及组织学习如何在城市开展游击战。”
瓦西里少尉他们的授勋仪式很简单。宣布完司令部的授勋名单后，由基里洛夫亲自为瓦西里他们十七人佩戴上了崭新的勋章，并说了不少鼓励的话，让不少的战士感动得泪流满面。至于牺牲的七名战士，他们所获得勋章由基里洛夫暂时保管，他等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再把勋章寄往他们的家里。
获得勋章的战士们离去后，接到通知的营团级指挥员，开始三五成群地陆续来到了指挥所。负责接待的巴斯曼诺夫看到有指挥员进门，便把他们安排坐在临时摆的长凳上。
当所有的营团级指挥员都到齐以后，我看了看坐在下面的人群，不禁被吓了一跳，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人，各团的团长、副团长、政委，各营的营长、副营长，居然有四十多人。到场的绝对多数人，都不清楚我为什么会突然把他们召集到这里来，所以不免互相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想搞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基里洛夫见人来齐全了，把头歪向我这一侧，低声地问道：“师长同志，开会的指挥员都来齐了，可以开会了吗？”见我点头表示同意，他缓缓地站起身来，朝前走了两步，轻轻地咳嗽了一声。随着他的咳嗽声，原来还嘈杂声一片的指挥部里，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指挥员都仰头望着他，等待着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指挥员同志们，”看到自己面前坐着这么多的部下，基里洛夫还是有些激动，“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有几个目地。一，由于战事激烈，师里的不少指挥岗位都换上了新的指挥员，大家趁这个机会彼此认识认识，可以很好地加强各部队在今后战斗中的配合；二、由参谋长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马马耶夫岗，及107.5高地的敌我态势情况；这第三嘛，就由师长本人亲自给大家讲讲，我们的部队该如何在城市里开展游击战。……”
基里洛夫的话不多，他讲完以后，便让位给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由他向大家介绍目前马马耶夫岗和107.5高地目前的敌我态势。
阿赫罗梅耶夫针对目前的形势讲了大概五分钟以后，便停了下来，转身向我低声地说道：“师长同志，我讲完了，您请吧！”
我点点头，站起身来，也学着基里洛夫的样子，朝前迈了两步，来到指挥员们的位置前站定，接着开始向他们灌输我所了解的城市战：“……城市里的战斗是一种特殊的战斗。这种战斗不仅取决于力量强弱，而且要比智慧、比技能、比随机应变、比出其不意。城市里的建筑物象一道道防波堤，把进攻中的敌人战斗队形截断，使敌军只能沿着街道向前推进。因为，我们牢牢地坚守在一些特别坚固的建筑物里，并在这些建筑物里组织人数不多的小分队。这些小分队即使在被合围的情况下，也能组织起环形防御。特别是我们把坚固的建筑物作为火力支撑点，坚守在里面的小分队，就可以利用这些支撑点发挥机关枪和冲锋枪的威力。击毙无数侵略者。使敌人寸步难行。这一点。近卫第13师的第42团就做得不错，该团的巴甫洛夫中士率领的小分队占据了‘1月9日’广场旁边的一栋大楼，在那里给进攻城市的敌人予巨大的杀伤。而目前一团和三团都修筑有新式的防御工事，我希望这些据点遭到德军进攻时，也能像巴甫洛夫大楼似的，给敌人造成重创。
在我们实施反突击时，由于地形的限制，我不主张动用们不动用大部队或者很多分队去进攻。我们师组建后的第一次战斗。就是夺取一个被德军占领的居民点。当时我们组织了若干支强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攻击力很强，作战勇猛而又像蛇一样灵活。被法西斯占领的目标都立即遭到各强击队的袭击，法西斯分子很少能经受得住炮火、炸药、继而是手榴弹、刺刀和工兵铲的突击。双方激烈地争夺每一座楼房。而在楼房里，则争夺每一个地下室、每间房屋、每一段走廊。街道反而空无人影了，广场也空了。
我们的战士和指挥员应该学会在敌人航空兵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的时候尽量接近敌阵地，从而保存自己不受伤亡。德国飞行员和炮手都怕伤着自己人，不愿意冒险攻击我战斗队形。因而，我们经常采用近战的战术。至少要进入手榴弹的投弹距离。
法西斯侵略者不喜欢近战，确切地说是不熟悉近战。他们的神经受不了。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面地注视身穿红军战士军服的军人。我们可以在很远的地方看见敌前沿哨所的士兵，尤其是在夜间，因为他们总是每隔5—10分钟就用冲锋枪打几个点射，为自己壮胆。我们参与夜袭的部队可以轻而易举发现他们，然后爬到他们跟前，用一颗子弹或一把刺刀就能把他们干掉。”
虽然我说的很多话都是老生常谈，但不得不说，因为师里的各级指挥员更换得太多了，他们很多都是从别的部队抽调过来的，对独立师独有的一些战术和打法不熟悉也不适应，我只能利用这样的机会，把自己的想法强行灌输给他们。
我回到桌边，端起桌上的茶缸喝了几口水以后，又接着说：“夜晚是我们的天下，而夜战更是我独立师的拿手好戏。法西斯侵略者不善于夜战，我们却学会了在夜晚本着以牙还牙的法则对敌人采取行动。白天，法西斯的飞机在我战斗队形上空耀武扬威，使我们抬不起头来。可到了晚上，我们就不怕它们了。白天，我们更多进行的是防御，努力击退敌人的每一次进攻。
而敌人没有飞机、坦克的掩护，就很少向我们发起攻击，在这种时候，就轮到我们来用各种办法消灭他们了。比如，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法西斯分子都在窗口和射击孔监视我们，他们大部分人都在掩蔽部里休息。为了把他们从掩蔽部叫到窗口和射击孔，我们应该组织小分队，经常晚上在德军的防区附近大喊“乌拉”，并不时地炸响几颗手榴弹，搞得像我们发起了进攻似的。这时，敌人就会惊恐地奔向窗口或碉堡的射击孔准备反击。只要他们一开火，暴露了自己的位置，我们隐蔽在附近的狙击手就可以果断地开火，清理敌人的这些火力点，让他们遭到很大的损失。”
我在上面讲话时，下面坐着的指挥员们都掏出了本子和笔，将我所讲述的内容认真地记录在本子上，准备散会回去后再进行消化。
当我一口气将自己所掌握的城市战常识讲完后，我抬手看了看表，发现已经是十一点了。于是我对在座的指挥员说道：“指挥员同志们，今晚的会就开到这里。大家都回各自的部队去吧。”见大家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要离开时，我又强调一句：“今天所学的内容，我希望大家不要仅仅记在本子上，还要记在心里，同时努力把它付诸实施，这样我们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才能保持始终的优势。”
等指挥部里重新安静下来后，我正在和班台萊耶夫讨论如何更好地在夜间的骚扰行动中使用狙击手时，刚刚出去的巴斯曼诺夫少校一路小跑了进去，慌慌张张地向我报告说：“师长同志，有一支部队刚从东岸过来，据带队的指挥员说，他们是奉命加入我师的。”
我的话刚说到一半，便被巴斯曼诺夫打断了，所以我有点不耐烦地挥挥手，不以为然地对他说：“少校同志，目前二团减员厉害，你把新来的部队补充给奥列格中校，以后这种小事就别来烦我了。”
没想到巴斯曼诺夫还站在原地没动，喃喃地说道：“师长同志，这支部队是上级给您派来的特别警卫连，可不能补充到别的团里去。”
“特别警卫连？！”前段时间赫鲁晓夫曾经通过巴斯曼诺夫传话，说要给我配备一支精干的警卫连，我本来没当真，没想到现在居然真的来了。我连忙吩咐巴斯曼诺夫：“少校，你立即去把警卫连的连长请进来！”
巴斯曼诺夫答应一声，便转身走了出去。过了不一会儿，他带着一名带着钢盔的指挥员走进来，快步地来到了我的面前报告说：“师长同志，警卫连的连长来了。”
我抬头向特别警卫连的连长望去，没等我看清来人的长相。他已经绕过巴斯曼诺夫，走到了我的面前，来了个立正，语调有些颤抖地说道：“报告将军同志，内务部上尉尤先科向您报告，我奉命率领内务部的一个连前来向您报道，请示您指示！”
“尤先科？！”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熟悉，我以前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我向前一步，走到这名上尉的面前，仔细地打量起来。在汽灯的照明下，这人看起来也很面善，可惜仓促间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
见我迟迟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打量着自己。那名上尉沉不住气了，连忙摘下钢盔，大声地说：“师长同志，难道您真的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尤先科，上尉尤先科。是您担任近卫第八师师长时的警卫连长啊！”
尤先科这么一说，我的记忆力顿时闪电般恢复了，原来是他啊，我以前的警卫连长，当初我被内务部抓走时，他还试探带人保护我来着，没想到上级会在这种时候再把他派到马马耶夫岗来，继续担任我的警卫连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