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里站着一位军官，只听他在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请把大衣脱掉，指挥员同志们，请把大衣脱掉……”
我看见前面的军官们都纷纷脱掉了身上的大衣，在衣帽间前排队等待寄存衣服。我也脱掉身上的士兵的军大衣，跟着走了过去。
寄存处的那位女中士，接过大衣的时候，好奇地看看我，有些迟疑地问我：“中尉同志，这是您的大衣吗？”
“没错！”我觉得她问得挺多余的，我亲自递到她手上的，不是我的还能是谁的，“这是我穿的军大衣。”
“可是这是件战士穿的普通军大衣啊，您是中尉，大衣上的军衔才是中士。我怕您搞错了，所以问一下。您确认没错吗？”她态度非常友好，毕竟现在是特殊的时期，能进克里姆林宫的都不是一般的普通人。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赶紧向她解释：“亲爱的，我来的莫斯科的时候比较匆忙，没有带任何冬装，这是临时向旅馆的同志借的。”
“明白了。”她递了个号牌给我，“请保管好，这是出来取衣服时用的。祝您好运！”
“谢谢！”我接过号牌后，快步地走入了会议大厅，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坐下。
主席台上摆着几排长长的铺着红呢子桌布的长桌。我刚坐下不久，主席团的成员们就闪亮登场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着件扣上了全部扣子的灰制服的人，他脚上穿着一双上过油的擦得闪闪发亮的靴子，半举在腰间的右手上握着一个烟斗，迈着轻快的步子，从容不迫地走在主席台上，在他身后两三步远跟着的是一群元帅和高级别的将军。
他的照片我看过不下千遍，后世的红场上，也经常看见他老人家的模仿者，他那经典的大胡子，更让我印象深刻，所以他一出场，我便一点不迟疑地认了出来：他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出场后，大厅里所有的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也不例外，顿时雷鸣般的鼓掌声和椅子向后翻转的碰撞声混成了一片。
没有过多的寒暄，主席团成员就坐后，就有人宣布会议开始。可是，主持会议的不是斯大林，而是红军总参谋长沙波斯尼科夫元帅。我认识的伏罗希洛夫元帅也在台上，不过却没有见到朱可夫的影子。
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斯大林，只见他坐在主席团旁边最远的一排上。过了几分钟，他站起来点燃了烟斗，开始在主席团的背后慢吞吞地走来走去。他静悄悄地前前后后来回走动，有时在自己那只遥远的座位上坐一会儿，然后又站起身来，以便继续他那缓慢的、安详的走动。
斯大林不时地打断发言人的话，向他们提出几个问题，或着作一些简短的插话。
大厅里一片寂静，可是，当斯大林放慢他那本来已很慢的寂静无声的脚步，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发言人，或者稍微抬—抬紧烟斗的手的时候，台下的一片寂静就变得更加显著，因为大家都明白：他要说些什么了。那时侯，站在讲台上的人就不由自主地沉默下来，向斯大林的那一边转过身去。
会议延续了好几个小时。各方面军的军事首长们一个接一个登上讲台发言，他们的姓名大多数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毕竟我所熟知的，只有朱可夫、崔可夫这样的二战名将，以及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布琼尼之类的老一辈元帅。
所有发言的人几乎都千篇一律地指出，虽然我军战士的装备和素质与德军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战士们都表现得很顽强，面对敌人的立体式进攻，还是象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一步也不后退，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甚至是那些从德军合围中突围出来的西南方面军的将军们，也是这样的论调。
对于这种陈词滥调，我没有听下去的兴趣。作为后世来的人，我清楚地知道，战争爆发前，苏联对于德国的进攻准备很不充分的。虽然认为苏德之战不可避免，但还在一相情愿地幻想尽量推迟战争爆发时间。全国上上下下麻痹大意，在战前还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德国大量出口粮食、煤炭和有色金属等战略物资。正是斯大林的判断失误，使苏军虽有物质上的准备，却没有精神上的准备。战争的突然爆发使许多官兵茫然无措，上至方面军司令部，下至各级部队都陷入了混乱之中。精神上的无备加上德军的迅猛进攻导致了苏军的全线溃败。原先准备充分的物质储备被德军缴获后，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资敌的物资。
德军的将领们在欧洲作战多年，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懂得如何在兵力上形成对苏军的局部优势。苏军的兵器数量虽多但其质量远逊于德军，加上德军是突然袭击，苏军数量优势没有得到很好发挥，使兵器整体实力处于劣势，这也是战争失利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大批有经验的军事首长在几年前的大清洗中，都被清洗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级别低且年轻的军官，造成苏军从军到营的指挥员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低下、缺乏经验，战术思想的陈旧与僵化，导致部队整体战斗力不高。这种情况在苏芬战争中可见一斑：多达百万的苏军去进攻只有二十万人的芬军，却因指挥拙劣，被芬军全线击退。虽然苏联最后取胜，但却付出了伤亡惨痛的代价。苏军对于实力远逊于自己的芬军尚且如此，对于远比芬军强大的德军就更逊一筹。
我虽然非常了解苏军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但要是谁我登台发言，那么，我会把这种建议当做好象有人要我不用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去一样。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在这种场合有些事情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打死也不能说。贸然说出来，被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还算轻的，如果惹恼了某人，直接让你人间蒸发都是有可能的。
原本我就打算住在下面混到会议结束的，然而随即发生的科涅夫上将和沙波斯尼科夫的争执，改变了我的主意。
来自西方方面军的前司令员科涅夫上将讲道：“……德军获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完全是靠他们的优势力量，特别是靠坦克和空军。为了说明敌军突击的威力，我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敌人以20个师对我们30集团军的4个步兵师，而敌人投入了400余辆坦克，第30集团军的战士们表现非常顽强，是不得已才退却的。退却，您是知道的，是最复杂的战斗形式，它需要较高的战斗素质。……”
“得了吧。”沙波斯尼科夫打断了他话，“你这种复杂的战斗形式，什么时间可以结束，我们的部队要退却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才能顽强地战斗？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战略问题。把红军搞垮了，你还说战士们没有退却的经验。”
“是的，战前我们没有研究过这种战斗形式，我们是准备在敌人的领土上作战，……我不想争论，但是就这一点，我们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科涅夫毫不退让，针锋相对地和他展开了辩论。
“哦，原来是这样，你所犯的是一切错误都是我的罪过，……我认为，西方方面军的领导人完全缺乏战略的预见性和不善于随机应变的指挥作战部队，……”
我觉得科涅夫将军的话，说得还是非常有道理的。至于沙波斯尼科夫，我非常瞧不起他。他虽然在苏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但始终固守着一战时期的观念：用大炮机枪组织坚强防御阵地，等着敌人来碰个头破血流，而对当时先进的装甲战理论嗤之以鼻。事实是面对古德里安的坦克进攻，缺乏反坦克战经验的苏军，虽然武装到了牙齿，却依然表现得一筹莫展，只能节节败退。
我接过旁边指挥员的笔和本子，毫不迟疑地在上面写下了：“我请求发言”几个字，又写了自己的军衔和名字，写自己所在部队时，我考虑了一下，该写“列宁格勒方面军”还是“列宁格勒”？最后还是写下了列宁格勒方面军。然后把这张纸撕裂下来，用一种纯粹机械式的手势碰了碰坐在前排的一位上校的肩膀。
那人把身体半转过来，用眼角瞟了一下我，然后从肩膀上伸过一只张开五指的手。接着，我就把那张折成四叠的纸条塞到将军的手掌里。
过了一分钟，我才意识到刚才自己又头脑发热，做了一件无法挽回的蠢事：跟大多数发言人不同的是，我是了解苏军失利的真实原因的，在没有预先准备好发言稿的情况下，就贸贸然要求在这样的会议上发言，很容易出现言多必失的情况。
紧接下来的念头是：赶快收回那张纸条，别让它传到主席团去。我甚至微微抬起身子，谛视着坐在他前面的人们的背影，想从他们的动作上来判断这—瞬间人们把这张例霉的纸条递给了谁。可是，这一切都白费！看来，前排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地坐着，或者在聚精会神地做着笔记。
这时候，我开始用幻想来安慰自己，也许这张纸条在一排排指挥员中间经过长途旅行之后消失了，或者是某一个人正忙着做笔记，因此把纸条搁在了一旁，忘记传送到前面去。
当我看到一个束紧皮带、带着训练有素的姿势的高个子军人，从旁边什么地方冒出来，从前排收集到了一大堆的纸条，准备把这些纸条交到主席团去的时候，我差不多完全放心了：这么多要求发言的纸条，一定不会有人注意到我的那张纸条的。
虽说如此，我还是始终机械地瞧着那个军人。那人踩着轻松的脚步，把拿着纸条的直挺挺的手伸在胸前，登上了通向主席团的小梯子。他走了几步，绕过几排座位，看来是想挤到这次主持会议的沙波斯尼科夫身边去，可是看见斯大林笔直地向他走过来，就慌忙转过身去，然后往后跑了几步，把纸条放在一个坐在桌子末端的将军前面，沿着小梯子跑到台下去，消失不见了。那将军把纸条整理了一下，齐齐整整叠成一叠，传递给邻座的人，就这样一个传一个，这些纸条很快就传到了正在争吵的沙波斯尼科夫手中。
斯大林来到两个辩论人中间以后，这场争论便嘎然而止了。科涅夫离开讲台后，沙波斯尼科夫埋头翻看了一下面前的那堆纸条，然后皱着眉头站了起来，把其中的一张递给了站在他面前的斯大林。斯大林用没有握烟斗的左手接过去看了看，没有说话，然后把纸条递还给了沙波斯尼科夫，默默地点了点头。
随后全场都听见沙波斯尼科夫宣布：“下面请奥夏宁娜同志发言，列宁格勒方面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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