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农村。在家排行老四，因为男数老大，在那个偏宠男孩的时代，家中的经济只能允许他得以尾随身为工人的父亲，到县城读书，并顺利读完大学，又因为当时读书人还受青睐的缘故，顺顺利利地有了即使今天的本科生都羡慕的公职。当然啦，那时，他也算非常拔尖的了，在他们那个高中班，也就一两人脱颖而出。时代的局限总能制约人的一生，甚至一个国家的命运！他的许多农村同学，现在还在农村苦苦挣扎呢，而一些城里自幼顽劣、争强斗狠的，则吸的吸毒、进的进监狱。
然而，由于从事的是公职，接下来的人生经历却难如人意而须注定多舛。
在管理学和人类生存的实际意义来看，组织和集体永远是怀疑者的地狱，一个西方哲人说，政府是怀疑主义者的天敌！在国外尚且如此，遑论高度集中的中国，在这里的任何一个人，你就是身上长满了没有边际、亟待飞翔的翅膀，在现实的条件下，集体特别是组织的力量和观念都会非常轻松把它折断，使你失去思考、运动的可能和力量，乖乖随了大流，如潮而涌，随潮而落，以至于匍匐慢行。
喜欢对现状和僵硬体制进行思考和质疑的杨天，处境就这样可想而知。表现是，首先，中国行政部门工作繁文缛节突出，虚话假套过多，讲资格盛行，体制烦琐而无效，再有，无以记数又从来只是进行道德灌脑、无关效率的会议，除了培育人的迅速入睡功能和本领，除了给你一种“国人谁都是理论家”的假象外，再也没有更多的益处，于是“不入流”的声名不径而走，教人避之不及。要命的是，发育痴晚的杨天总学不会靠近官员、申请入党、要求进步，因此故，也当然，到如今只能是一名碌碌无为的非党群众，落得个“职务低、地位低、收入低、眼光低”的下场，中肯地说，这样“误了卿卿前程”、“使人白眼相加”的结局，都是自找的，要知道，即使小得不能再小的自然村，村长照例都只可能是党员方能担任，何况等级明确、内控森严的单位？升迁无望，进步无果，过一种平静和淡定的生活成为一种最高要求，总可以吧？然而，这样的愿望也是不可能轻易能够得以了却的。
挣扎是我生活的全部，他唯有自嘲地安慰自己。
杨天的愚笨在于不懂得先抑后扬的中国文化之妙。不入党，在中国的任何单位，你都只能受排挤，说实话，古往今来，谁见中国的官员受约束了？这些官员，都是通过先批评、教育自己，然后达到以后永远批评、教育别人目的的人精。
当然就只能活得很糟。
旋转着手中的茶杯，盯着尚仁杰，杨天目光迷离，欲说还休，终归只能沉默无语。
“听说你写了本大作”？尚仁杰问。
是指两年前杨天在工作十多年的思索后，如歌如诉写成的政论性杂文专著。这本书，写得相当累，辗转思考与腹稿，一句多叹，有些时候，常常每天都不能写到一百字，几乎达到“字字血、声声泪”的地步，毕竟，这是自己将对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和对无穷无际宇宙的敬畏与追求，用人类创造了却无法穷尽自然奥妙的文字方式倾泻出来的赞歌啊。写出以后，出版是难以想象的艰难，开始投给两家出版社，人家不敢，再送到了一家叫“言实出版社”的时候，想得简单，“言实”嘛，没想又遭挽拒，客气的编辑委婉说先生文笔很好，针砭时弊，理论角度深，但我们是某严肃部委的下属企业呵。最终不费多少事地，居然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帮助予以出版。看来对物外的博大和宽宏，往往也不该循名探往，实应以心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