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南口一线大战即将爆发的时候，老蒋和阎锡山几人却在南京商讨冀、察局势。按照原定安排，老蒋召集的国防军事会议将在第二天召开，而此时蒋、阎等人的座谈则是提前交流一下各自对局势的认识，以便对会议可能提到的问题提前在心中有个数。
谈到冀、察问题，就关系到南京当局对整个华北的考量，自然就离不开在阎锡山掌控之下的晋、绥，也就回避不了西北那让老蒋头疼的两大症结：民众党和**。
自黄埔以来，老蒋先是和**共事，后又翻脸并互相攻伐，眼下又迫于国内抗战形势而坐到谈判桌前。虽然老蒋仍将**看作生死大敌，可现在却因民众党崛起于西北，人民军又接连击败苏联人和英国人，民众党对南京当局的威胁已然超过**，跃居首位。
由于此前双方打了十多年的交道，老蒋对**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也准备了一些后手对其打压。但对于崛起西北几年，却发展迅速并连败强敌的民众党和人民军，老蒋和南京当局的要员们却没有个清楚认识，总有一种雾里看花般朦胧感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疑窦和困惑。既然闹不清楚西北现在实力究竟如何，南京当局也就难以拿出什么有效方式对民众党和人民军进行制约。眼看中、日战争已全面爆发，老蒋也急于通过阎锡山摸清西北的真实意图。毕竟，阎锡山可是南京当局中绝无仅有的同西北有过正式接触中央大员，人民军又占据晋西北，老蒋从阎锡山处获得的消息也可靠些。
“百川兄，你是见过那个赵振中的，你说他怎么就能在西北成了气候呢？”老蒋半是感慨，半是疑惑地问道，“西北地域广阔，可也过于偏僻和贫瘠，人口又少，民国以来立足西北者不乏其人，可为何单单让赵振中成了事呢？”
阎锡山心中一跳，以为老蒋要翻旧帐。虽然赵振中所领导的民众党、人民军是从甘、宁起家，可赵振中等人早却是借助华美公司名义在晋西北立足。尽管阎锡山当时因战败下野而对华美产业的设立不负什么责任，可他复出后却创办西北实业公司并与华美打得火热却是不争的事实。而所蒋所谓“民国以来立足西北者不乏其人”，又包括冯玉祥，以及与冯玉祥联手的阎锡山。从这些方面来说，阎锡山至少也要担个“失察”的罪名。
“钧座，我与那赵振中确实见过几次，但当时都是为了救助晋、绥灾民或为了修建铁路、创办产业的事情。没有洞察赵振中所包藏的祸心，百川确有失察之过。”阎锡山谅老蒋也不会真能把自己如何，干脆以退为进，先把责任挑到明处。
“让华美在山西立足是我和启予的责任。”参加座谈的徐永昌插话解释道，“民国十九年冬，阎公已然离开山西，是我和启予在负责晋省善后。当时物价飞涨，灾民、难民遍地，而赵振中又偕华美公司适时提出以工代赈，为了改善民生，我和启予也就想法周旋，促成了同蒲铁路开工和华美产业兴办等事项。其后，启予又离开了山西。因此，要说责任，我的责任大。”
“百川兄和次宸误会了，没有问你们责任的意思。我只是心中感慨，又有疑惑不解罢了。”老蒋摆了摆手，又和言说道，“百川兄距离西北近，和晋西北也有正常往来，我只是想从你这里多了解些情况而已。依百川兄之见，西北实力究竟如何？在这举国抗战中又能起多大作用？中央究竟有没有与民众党和平解决的可能？”
老蒋确实心有疑惑，也确实想听听阎锡山对西北的分析和判断，但老蒋通过戴笠等人的调查，对赵振中的发家史却并非一无所知。尽管力行社难以渗透到西北，可对华美公司以及四海实业的调查，却也让老蒋得到不少有用信息。
比如说，四海学校及青岛大学从25年到34年，前后共送到美国留学的人员就接近6千人，加华美前后招收到南洋和澳洲做工的10多万人，而这些技术人和熟练工人在回国后大多去了西北。这也多少解开了老蒋对西北为何能建设起工业体系，为何会有高水平战机的困惑。不过，旧的困惑去了，的困惑又来了：赵振中到底从哪里得到的充足资金来发展高水平工业？西北工业现在究竟有多大实力？又能不能为南京当局在抗战中所用？
明白老蒋的用意后，阎锡山的心反倒安稳下来。他沉思了一会儿，便斟酌着回答道：“说实话，我对西北也有过猜测。原本以为赵振中是接受外国扶持的，可从他们的表现看，西北应该是自成一路。”
西北眼下把苏、英、日三国给得罪了个遍，而美国现在又奉行中立，这些都不可能是西北的支持者。至于由海外华人组建的兰芳，当他们复国时，民众党和人民军已在此前几年就崛起西北。况且，致公党和民众党在政治主张也有一定差异，两者应该并非一路。这些方面，老蒋等人也有判断。
“我对赵振中是怎样做到眼下一切的，也有许多不解。只听人说，他原本和华美在晋西北立足，在救助绥远、陕西、甘肃等地灾民时，目睹当地种种不堪，有了起事的念头。至于真相如何，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阎锡山苦笑了一声，又接着说道，“关于钧座的那三个问题，我只能说西北实力莫测，在抗战中应能发挥较大作用，可中央却没有与其和平解决的可能。”
老蒋皱了皱眉头，催促道：“百川兄仔细说说你的看法。”
阎锡山自然不会说自己到西北的见闻，只以道听途说来的或是能放在明面的消息应付老蒋。
西北实力莫测，除了其短短几年内崛起西北却连败强敌外，阎锡山又提到了西北在甘肃、宁夏等地兴建的铁路、公路交通体系，以及坚实的工业基础。当然，也没忘了提及绥远抗战中西北赠送的那火力凶猛的36辆装甲汽车。
西北有足够的实力，又宣布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已然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势。而日本方面也绝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敢于对其挑衅的中国势力，双方今后必然有大战要打。不论胜败如何，日军碰西北都肯定要磕掉几颗大牙下来，这对中国抗战形势的改观都有益处。
“对外方面，西北先后抗击苏联、英国，并收复失地，在国家、民族大义确实令人难以挑剔。但西北对先总理和钧座成见颇深，在国内政见又有根本不同，他们又奉行所谓的‘独立自主’，且无求于中央，是很难和平解决的。”说到这里，阎锡山叹了口气，“除非西北或中央在根本问题能有一个改弦张，否则，和平解决断无希望。”
阎锡山没有说根本问题究竟为何，可老蒋和在座的何应钦、陈诚、徐永昌、傅作义等人都明白那意味着什么。所谓的根本问题，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等重大利益在内的问题，概括起来说，也就是国家政权问题。西北想获得国家政权并借以推行其一系列政策，而老蒋等人则要通过国家政权来维护自身团体利益，也就是所谓“党国”利益。
老蒋心中一沉，还以为阎锡山又想借机逼宫，便试探道：“那依百川兄看，若我下野，西北问题有无和平解决之希望？”
“这与钧座个人无关。”阎锡山连忙解释道，“从西北此前言论看，其意图是想瓦解自先总理以来的整个‘党国’体系，不是钧座下野他们就能罢休的。”
“这个赵振中也太狂妄了？！”陈诚愤然作色道，“一介竖，何德何能竟敢破坏先总理遗留至今的法统？！”
“辞修，莫要无理。”劝说陈诚后，老蒋颓然叹道，“百川兄看得透彻啊。”
“枪杆里出政权”是老毛说的，可老蒋对此却一直都是身体力行的。因过于迷信武力，老蒋在政治理论也就并无象样的建树。当年在中原大战时，老蒋就先在论战中输给阎锡山，后在战场凭借武力找回场的。
而阎锡山尽管一向给人以山西土老财的印象，但他在有关理论方面却颇有研究。从早年组织人力翻译并研究马列，到后来研究**，阎锡山都下过一番功夫。甚至为了应对西北及**推行的土地政策，阎锡山还向南京进言要推行“井田制”，实行土地村公有。
“看来抗战之中我们可以不用担心西北，可抗战之后恐怕就要见个高下了。”老蒋也是心思剔透之人，尽管此前认识稍有不足，但被阎锡山一点之后也就明白过来。涉及到国家政权和“党国”根本利益，西北和南京之间确实难以和平解决。
**与南京之间在将来同样会存在国家政权之争的问题，但其与西北相比，存在很大不同。**现在只有区区数万几乎什么都缺的兵马，又局促在陕北一隅，为了缓和局势并借机发展壮大，这答应拥蒋抗日。也就是说，他们是有求于老蒋，是想拿着南京给的正式编制和粮饷装备在抗日名义下发展自身。若**现在有西北那般实力，肯定不会接受南京的番号和改编，而是自行领导抗日。
俗话说“无欲则刚”，西北自身实力比南京当局要强得多，根本就没把老蒋的编制和钱粮物资看在眼里。对此，老蒋还真个就无计可施。你要抨击民众党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人民军却先后从苏联人、英国人控制下收复失地；你要指责民众党惘顾民生，西北却一直实行低税率，其治下民众也是国内生活为安逸的，并且西北还大量救助、收留灾民和难民；你要说民众党不抗日，西北却已向日本宣战了。
至于不服中央的话，那连提都要提。不服南京当局的可太多了，远的不说，就说眼下29军的宋哲元、刘汝明，就先后将老蒋的中央军阻拦在外，致使平津、察省局势恶化。老蒋既然囿于局势，不能把宋、刘两人如何，那就奈何不了处于敌对状态的西北了。
对西北这个大刺头，南京当局现在是打又打不过，舆论攻击又找不到口实，实在让人为难。当然，你可以抨击西北现在没战场去和日本人见个真章，可中央军不也至今尚未与日军开打？况且，中央军都先后被宋哲元、刘汝明所阻，若人民军现在出动却又受阻于地方军阀，那势必会给南京当局带来大的被动。而且，老蒋也担心西北借机再度扩张。万一真被人民军打几场胜仗，那南京当局就不仅是脸无光了，被人民军占据的地盘也肯定保不住。因此，西北眼下不出动也不见得全是坏事。
“百川兄，既然西北能在绥远抗战中向你部提供军火物资，平时山西方面和晋西北等地又有正常物资往来，那你能不能想法再从西北那边多弄来些物资、装备？这样也好添补我军不足。”何应钦建议道。
阎锡山当然不会透露自己已从西北获得大批物资装备，便故作为难道：“按照与西北之间的停战协定，晋省从保德那边获得了一些水泥、钢材，可要想从西北获得武器装备那就没把握了。虽然我们停战，可并未解除敌对状态。绥远抗战时能得到部分军火，并不等于眼下也能得到。”
“百川兄就勉为其难，试试看。”老蒋劝说了一句后，又问道，“山西的西北实业，也该有成果了？我怎么听说这半年西北实业在向晋西南搬迁？这却是为何？莫非百川兄以为太原守不住？”
“太原人多眼杂，人民军又在汾河游修建了一个大型水库，将太原的一些工厂搬迁到晋西南原本是为了免遭不测，同时也能加强对河西**的防范。但在卢沟桥事变后，又增加了日军空袭的可能。工厂企业也就向晋西南搬迁的多了些。”阎锡山自有一套说辞，“至于生产方面，因现在忙着搬迁，基本都处于停产状态。要想恢复，至少得几个月后。”
阎锡山自动忽略了太原能否守住的问题，转而省起一事，便提醒道：“我国现有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全面战争爆发后，相关区域都在日军攻击范围之内，钧座宜早做准备，好能将全部工业搬迁到内地。”
“还是百川兄有远见，没想到晋省拆迁工厂却走到中央的前头。”老蒋感叹了一句后，又道，“内迁工厂的事情，千头万绪，太过复杂，中央已有考虑。现在看，工作确实要加了。”
在原本历史，南京是在月10日由行政院决议拆迁海工厂的。而阎锡山在山西的做法和建议，眼下又给老蒋很大触动，他已决定要尽做出决定并扩大内迁工厂的范围。
“平津失陷后，为了应对华北战事，中央准备将部队整编成集团军，并以河北现有区域，以及山东北部区域成立第一战区。其中，29军整编为第一集团军，刘经扶所部整编为第二集团军，两军属于第一战区；143师、4师、21师，连同宜生麾下的晋绥军，以及13军、东北军几个骑兵师，编为第7集团军，由宜生出任集团军司令，负责察哈尔和南口战事。百川兄看如何？”这本应是第二天军事会议要讨论决定的内容，老蒋却提前征询阎锡山的意见。从阎锡山的反应，老蒋也能对明天开始的军事会议提前有个估计。
“为了应对今后平汉线、津浦线北部战事，将有关区域单独划分为战区确属必要。但事关两省区域，在部队的调派却要仔细，指挥须得力。毕竟，29军乃败，军心士气都会大受影响，能否再战尚未可知。”顿了下，阎锡山又道，“钧座让宜生出任第7集团军司令，我没意见。”
“对于南口和察省战事，我想由百川兄在后方坐镇指挥，并由一战区加以配合，你看如何？”老蒋又问道。
尽管阎锡山曾经掌控过察哈尔，在复出后也曾对察哈尔有过想法，可日军即将对南口发动攻击，现在的察哈尔就是个烫手的山芋，碰不得的。老蒋指名让傅作义带领晋绥军去，阎锡山就多少有些不痛，可不想自己再担个总指挥的虚名就把晋绥军给填去。在缺少足够准备的情况下和日军在察哈尔作战，对晋绥军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再说，汤恩伯是老蒋嫡系，而刘汝明又是敢连顶老蒋的主，阎锡山可指挥不了他们，现在负责南口和察省战事那纯属给自己找不自在。
沉吟之间，阎锡山已明了了其间得失，便苦笑着说道：“钧座赋予重任，原不该辞。可我既缺乏准备，又远离前方，对战况不熟，且有的部队又恐指挥不动，实在为难。好能由中央派人去协调有关部队。晋绥这边，由宜生率领两省抽调的兵力相助便是。”
阎锡山只说派傅作义率部支援，却并未提及带多少兵力前去，算是给自家留了个活口。而老蒋听了阎锡山的婉拒后也是一阵头疼。老蒋明白，所谓“缺乏准备”、“战况不熟”只不过是托词，阎锡山真正担心的是指挥不动部队，将来败得难看，南京和国内各界对其指责罢了。
因刘汝明的阻挠，眼下南口和察哈尔的作战实际被分割成为了两处战场。以汤恩伯13军为主的部队集中在南口一带，而刘汝明的143师则部署在张家口一带。
从所担负的防区看，刘汝明手下1万多人根本就防守不过来张家口一带。可在未同日军开战的情况下，刘汝明哪怕自己兵力不足也不愿放其他部队进入张家口，生怕别人抢了自家老窝。
这样面合心不合，彼此互相猜忌，仗还怎么打？
尽管知道其中难处，老蒋还是把主意打在了阎锡山头。作为华北大的地头蛇，南口、察省抗战从一定程又是在给晋、绥把守门户，阎锡山不出力那谁出力？
当下，老蒋慨然说道：“百川兄也是中央一分，你去指挥就代表中央。若真有敢违抗军令者，勿须姑息，军法从事便是！我和敬之等人都绝对支持百川兄！”
老蒋话说到这份，阎锡山知道自己再推却脸面就不好看了。叹了口气后，阎锡山勉为其难地说道：“那好，我就在后面做做协调，至于前方具体战事，还是由一线指挥负责得好。”
虽然老蒋口中对阎锡山赋予杀伐绝断的大权，又声称绝对支持，可阎锡山知道，一旦军法真个指向了汤恩伯部，老蒋肯定会跳出来高喊“刀下留人”的。当然，若是要惩治刘汝明等部，那老蒋肯定默不作声，乐见其成。
实际，老蒋也担心阎锡山真拿鸡毛当令箭，借此机会把晋绥军势力扩张到察哈尔。因而，阎锡山此番表态也让老蒋放心不少。
蒋、阎等人在南京为华北局势和南口、察哈尔战事而忧虑，日本则在同一天由参谋本部制定了所谓的华北会战计划。这一计划的主要：迅速对河北境内的中**队以及中国空军主力给予打击，进而占据华北各处要地；在会战结束前，不与中国进行任何外交交涉，排除第三国干涉；解决华北问题后，再谋求中日关系之调整。
而在西北人民军总部作战室里，蔡廷锴面对同人民军几位主要将领推演出来的作战结果，却有些颓然地说道：“照这个样，南口和张家口顶天也就撑到9月初。”
翁照垣也难以接受眼前的结果，便问道：“西北这边不是暗中给南口一线提供了不少物资帮助吗？难道就不能起点作用？”
“那些物资不过是加强一下他们的防御，让他们多撑些时候，减少一些伤亡罢了。”周明远说道，“这个结果已经把有关因素考虑在内了，否则会难看。”
这场沙盘对抗演练是由周明远主持的，通过模拟南口及张家口一带敌我双方兵力配置，对未来战局进行推演。至于其中有关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都来自周明远“收集并获得证实的”情报。当然，这些情报的获得要归功于人民军参谋部成立不久的信息中心。
在周明远出任人民军总参谋长后，便在原来电信中队的基础组建了一支信息大队。这支部队除了有保障己方通讯，压制特定战场区域敌人通讯的任务外，还通过众多电台监听、接收华北、西北、西南所有电台，以及中国境内和周边国家大功率电台往来信息。而记录下来的各有关电台发布的电码，则由周明远亲自负责的“闻风”小组处理。
这个闻风小组的工作，其实就是把所记录的电码用来自那艘舰艇的设备进行扫描，然后存储进由周明远用个人信息中心改装来的微处理器自动破译系统，并在存储一定数据量、又添加有效信息后由该系统进行自动破译。
有了被列为一级绝密的“闻风”的工作，人民军现在堪称是耳聪目明，除非有些电台故意散发假情报，否则绝对逃不过人民军的掌握。
“现在的作战已经不是兵多、枪打得准就能顶事的，还要看兵员素质，以及重火力的配置。”柳继峰接口说道，“汤恩伯的中央军或许能好点，可刘汝明和那些杂牌部队不但严重缺乏重武器，士兵也大多是文盲，和日军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他们勇气或许不差，可打仗不是光靠勇气就行的。”
“另外，作战指导思想，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对战争的认识以及战场态势的把握，都对战役的结局至关重要。”徐超远补充道，“利用南口地势进行防御作战确实很有必要。但在己方准备时间短，敌人又正向前线集结兵力且又配属重火力的情况下，依然着重于防线建设，而不向敌人后方派出袭扰兵力，就未免失当了。若是以小股兵力扰乱敌人后方，那肯定会给自己赢得长的准备时间。整个作战也会坚持长时间。”
起来，汤恩伯在南口一线的布置确实中规中矩。可就是太规矩了，整个部署也就变成了坐等敌人门的纯粹阵地防御战。而这对弱势一方来说是绝对失当的。
当初**在五次反围剿作战时，就是和老蒋的中央军打阵地防御战，结果不管是火力还是兵力都拼不过老蒋，终被迫辗转万里来到陕北。而眼下，老蒋的中央军在日军面前，其角色与当初五次反围剿的**并无二致，甚至在重火力的差距大。即便是要打防御战，作为弱势一方也没有这种守株待兔式的打法！
“超远说的是在理，可汤恩伯他们估计是找不出能承担敌后作战任务的精锐。”邹德贵分析道，“组织敢死队，对他们或许不难，可训练有素、能遂行敌后作战任务并能保存自身的精锐，汤恩伯他们肯定没有。”
人民军几位将领的评论，让蔡廷锴、翁照垣、李思华三人有耳目一的感觉。
“指挥水平和重火力配属确实关系到作战成败，你刚提到文盲，可这打仗和士兵是不是文盲有什么关系？”蔡廷锴向柳继峰问道。
“关系可大了！”柳继峰解释道，“文盲的话，花长的时间你也不见得能教会他们掌握技术装备，而文化高的却能举一反三，很。再者，有文化的基层官兵能好的领会并贯彻级作战意图，而不是死守教条，拘泥于命令本身。”
蔡廷锴不管是此前在国内，还是后来到兰芳，指挥的都是有不少文盲的陆军。可尽管如此，他仍能指挥部队打胜仗，因而对柳继峰所说并未深信：“是会有些影响，可不至于升到你说的高度？”
“单以国内陆军相比，影响确实不大，因为都是大哥别说二哥的水平。可若你同其他兵种比较起来，那差距可就太大了。”柳继峰说道，“主要的就体现在文盲为主的军队是缺乏升级潜力的。举例来说，装甲部队的士兵因为会开枪可充当步兵，而步兵不经过严格训练根本就充当不了装甲士兵，别说去充当飞行员了。”
飞机、坦克和大炮的威力，蔡廷锴当初在海抗战时就从日本人身领教过，柳继峰所举的例又很明显，他也明白过来，便问道：“那人民军现在有多少文盲？”
“我们人民军现在没有文盲！”柳继峰自豪地说道，“兵训练结束后就必须扫除文盲，否则你就是其他方面再好，也只能进入工程部队。排级是高小，连级是初中，而团级必须是高中文化。我们先生说了，这是硬指标，没得商量！”
为了提高部队文化素质，赵振中等人从南窑义学时就倾注了大量心力，经过近20年时间终于有了眼下这样的局面，其中辛苦，毋须多言。
蔡廷锴、翁照垣、李思华听到人民军竟然有这样的要求，都吃了一惊。
“这绝对是精兵路线！”翁照垣下完定义后，又补充道，“这种做法让我想到了一战后塞克特在德国所建设的国防军来。虽然人民军还没达到当初德**队那样的严苛要求，可这两者在思路却是一致的。”
翁照垣曾去法国留学，对欧洲军事强国有过了解，也知道当初塞克特出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时所做的一切。
“没办法，我们现在人口少，每个人都要发挥大的作用。”周明远解释道，“老赵当初这么规定，也是为了长远考虑，使部队具备不断升级改造的能力。这样一来，到需要的时候，便可迅速扩充部队，并将部队升级成装甲部队或空军部队。当然，要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
西北现在的人口少，不可能在招收大量兵员的同时，再等基础教育普及后为部队提供技术兵源。而采用眼下这种部队培养方式，却能为将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加骨干人员有承接护卫军时期的文化底在，人民军形成高、中、低不同层次的文化和人员储备体系并不太困难。连当初李云海、刘海东这样一学文化就头疼的都被硬生生逼出高中文化来，这种培养方式的效果可见一斑。
在为人民军的底蕴感到震惊后，蔡廷锴咂了咂嘴，苦笑着对翁照垣说道：“要是按照文化标准，我前后只读过4年，充其量算是个高小；照垣要好些，勉强算个高中；思华读过专业航海学校，相当于大学。看来今后几年我们可要在这里好好学习一番了。”
和翁照垣、李思华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神后，蔡廷锴又决定道：“我们也要借鉴这种培养方式，把到西北来接受训练的10万人员培养成10万精兵，以便为兰芳将来的南洋作战早做准备。”
加强兰芳，也是为了将来能在南洋对日军提前进行打击，迫使其提早向南洋增兵，以便进一步配合人民军在国内的行动。这也是为了中国长远利益考虑。
当然，兰芳将来的作战由于初期区域被限定住，是不会对区域外的日军如何的。只要日军不是太过于死心眼，届时做出明智的选择并不难。而那样一来，英、美等国的大麻烦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