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盟约》，1915年2月5日，孙中山为寻求日本政府支持，与袁世凯争宠于日本，与日本人签订了所谓的《中日盟约》。该条约中，孙中山向日本应允出让的国家主权与利益，相比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更加宽泛、更为恶劣。
背景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偕参赞小幡、书记官高尾在北京怀仁堂觐见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直接递交了企图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101页）日置益狂妄地对袁世凯说：“日本政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同时也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中日悬案解决，中日两国的亲善关系加强，日本政府希望贵大总统高升一步。在商谈中，请贵大总统严守秘密。”（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83年3月第二版，第293页）
正当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围绕“二十一条”开展争斗之际，孙中山得知此事，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行动。
其中重大举动之一就是：1915年2月5日，孙中山与日本人签订了所谓的《中日盟约》。
内容
由陈锡祺先生为主编、由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邱捷、桑兵、李吉奎、段云章、林家有、郭景荣、周兴梁七位学者合作编撰、由中华书局1991年8月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在该书“编后附记”中说：“《孙中山年谱长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由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承担，得到国家教育博士基金和广东省高等教育局科研基金的资助。”（《孙中山年谱长编》第2136―2137页）
《孙中山年谱长编》写道：“现发现之《中日盟约》所标日期为是日（即1915年2月5日），亲笔签字盖章者：中方为先生（即孙中山）与陈其美，日方为前满铁株式会社理事犬冢信太郎和满铁社员山田纯三郎。中、日文一式两份。中文标《中日盟约》，日文标《日中盟约》。用毛笔书写，蜡封后盖有封印。
条约中文原文如下：
中华及日本因为维持东亚永远之福利两国宜相提携而定左之盟约。
第一条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
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
第三条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军聘用外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
第四条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
第五条相期中日经济上之协同发达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
第六条与前项同一之日[目]的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
第七条日本须与中华改良弊正[政]上之必要援助且速使之成功。
第八条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之国家。
第九条日本须赞助中华之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事业。
第十条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
第十一条本盟约自签订之日起拾年间为有效依两国之希望更得延期。
中华民国四年贰月五日即
大正四年贰月五日作于东京
孙文印
陈其美印
犬冢信太郎印
山田纯三郎印
作为日方签定此盟约之主要代表犬冢信太郎（1874――1919）佐贺县人，实业家。1890年后在三井物产公司任职。1906――1914年任满铁理事，他同先生、陈其美、戴季陶等革命党人关系密切，支持山田纯三郎等参与革命党人方面之活动。他对于日俄战争时任东乡元帅参谋长的秋山真知将军以及外务省政治局长小池张造表示：‘如果孙文有什么计划的话，就要给予援助。’其第一步即支持革命党人刘大同、蒋介石、陈其美等在东北活动，曾交几万元给山田纯三郎，嘱‘到上海去作准备’，并将30多万经山田转给先生。（山田纯三郎《支那革命和我》，载日本《协和》248――249号）
上述盟约在是年3月出版的《民族评论》揭布。但当时外界似有所闻。1915年2月15日发行之上海《正谊》杂志，卷7号登载林虎、熊克武、程潜、李根源等给报馆函中，一则表明他们停止革命、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另则含蓄指责：”然借异虐同之举，引狼拒虎之谋，前为天良所不容，后为智计所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