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五章:紧锣密鼓(一)

目录:万里河山别样红| 作者:东风浩然| 类别:都市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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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绥远境内,除河套一带外,其他多数地方是沙漠,气候寒燥,加上这个时代的开发建设又严重落后,其可谓民国时代的贫瘠之地。

    从1919年开始,绥远就频繁发生水旱灾害,加上兵祸匪患,民众生活极苦。而将绥远民众推上死亡线的却是从1928年开始的连续3年的严重旱灾。

    对于1928年绥远旱灾,《民国日报》曾在当年7月8日的报道这样描述:“自春徂夏,滴雨未泽,二麦无收,秋禾未种,赤地数千里,竟无青草。”而《大公报》在当年7月、9月的报道中则称“固阳、武川、清河以及包西各县,……户口流离过半,绥垣、包头两处饥民鹰集,为数日见增加”,“全绥已处于绝粮之地”。饥饿之下,民众甚至连牛马粪便中的草籽都捡来入腹。

    绥远境内受灾17县,粗略统计有汉、蒙人口240多万。在1928年蔓延绥远全境的大旱灾中,就有灾民1498000多人,占统计人口总数的62%以上。

    大灾之下,尚有土匪为害。河套及大青山一带的马匪、山匪不但把持包头、黄河口等物资中转之地,以劫掠过往,还聚众围攻五原、临河两县,抢去粮食几万石。由于土匪肆虐,致使粮食无法从外地向灾区周转,灾民的境况也更加凄惨。

    佘太、东胜两县,方圆数百里,人烟断绝。远处逃荒灾民途经两县境内时,因无从觅食,多饿死道旁。而男女老幼以绳索腰带勒死,或全家十余人同日自尽者,屡见不鲜。固阳全县二万余人逃散十之七八。萨拉齐、托克托两县向为繁盛区域,但天灾之下粮食难觅,饥饿难耐之下用来做脚力的牛马骆驼也被烹食怠尽。还有灾民因挖食田鼠、猫、犬而身染疫疠者,有因食苜蓿、蒺藜而致病者,有因食树皮草根枯槁而死者不下万余人。逃往甘肃、外蒙者约五六万人。包头为绥西重镇,交通便利,灾民聚集,不少青年妇女卖身求生,由火车载运而出,每日不下数百人,哭声震地,惨不忍言。

    继28年严重旱灾之后,29年绥远又连续遭遇了地震、旱灾、山洪、风霜等灾害,灾情之重,居华北各省之首。

    1929年1月,归绥西部地区连续发生两次强烈地震,毕克齐、归绥一带损失严重,平绥铁路为之中断。而自28年开始的旱灾却仍在发展。饥饿之下,灾民想尽办法求生。有人挖掘鼠洞,从鼠口中夺粮而食,却因此引发了鼠疫。河套一带的盐碱地上生长的一种草名为?葱,其籽有毒,人吃了之后会导致面目肿胀,但就是这种有毒的草籽,身价也被饥民们抬高到每斗8角。

    旱灾造成的恶果尚未结束,在29年的夏秋之交,绥远又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仅包头一地就淹没青苗700多顷,淤上等田地近800顷,冲没住房7000余间。此外,萨拉齐县东南各村均为水淹,归绥、托克托、凉城、兴和、武川、陶林等县又均遭水患。

    水灾未过,霜灾又至。8月25、26两日,绥远东北各路遭受早霜,致使秋粮损失严重。其中,受灾最重之处为固阳、武川、陶林、兴和、集宁等县。集宁西经旗下营至归绥一线,因兼被水灾、霜冻,损失最为惨重。1929年12月,《时事月报》曾对此次霜灾造成的损失有过大致统计:“武川、陶林、固阳所种秋禾,完全冻枯,颗粒未收,被灾分数计在十分之六。丰镇、凉城、东胜、大佘太各县田禾,同时强半冻死。被灾分数,计在十分之五。归绥、托克托、萨拉齐、清水河等县受冻,亦在十分之四。集宁则地多山田,被冻情形,尤较他县为重。当此旱灾甫过,水灾未完,而又继之霜灾,不但夏收无望,即秋田所种之荞麦、小糜、小麦,亦复枯萎殆尽。”

    对于29年绥远灾情的酷烈,当年11月份的《时事月报》曾刊载过这样的描述:“该处人民生计,至此已到山穷水尽之境,统计绥省人口约250万,现在灾民已达190万,占百分之八十。……甚至大人食小孩,活人食死尸,至食树皮草根,在绥省不以为奇。前中央派员及各国传教师曾先后调查,认该省灾情之重,实居华北第一。”

    连年天灾**之下,灾民生存艰难,绥远的人口贩卖之风也日盛一日,致使绥远的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绥远红十字会调查称:“所有土著灾民,未能远去,不得不茹苦忍痛,卖妻鬻女,以图苟活……约计全省可达十万口之多,为伶为娼者,触目皆是。始以晋北各县正式来娶,尚属正当;嗣后大批为人贩子贩载而去,竟以辗转牟利,甚至有先将已妇卖出,作为资本,携资来贩者。缘内地妇女,年事稍富,即可售得三百元至口百元,灾区所买,不过一百余元足矣。加以有所谓人牙子者,从中架空操纵,而卖人之家所得不过数十元。并买得一妇,附带幼女一、二口,有转卖其女,而自得其妇者;有转卖其妇,而白得其女者。其中十三、四岁之幼女,买到后即行合房,此弱小之女同胞,无辜被摧残污辱,诚天下之最伤心事。现在调查全省人口,男性占十分之九,女性占十分之一,将来人口繁衍上,实受重大之影响也。”

    29年灾害的后果尚在延续,30年的灾害又接踵而至。1月9日,《大公报》登载《绥远通信》说,因天气奇寒,绥远17县几日内,“冻馁而死者15000余人”。

    几日内,竟冻死如此多的人口,固然是由于天气寒冷,但天气之外,却另有原因。一是连年荒灾之后,粮食早已告罄,灾民腹中能用草根、树皮混个饱都成了奢望,身体对严寒的抵抗力近乎为零;二是灾荒之后,生存都成问题,也就无力购买棉衣,多数灾民都是铺盖着几张破羊皮赤体而卧,没有足够的衣物、被褥御寒;三是平绥路运费太重,煤价提高,灾民们买不起煤,又缺乏其他取暖燃料。

    ……

    李云天语带凄凉的介绍完绥远灾情后,又道:“师叔,这些年我们在山东也收留孤儿,救助灾民,可我从没想过绥远这边的灾情会这样惨重。用人间地狱来形容都不为过。”

    赵振中听后心中仿佛被压了一块沉重的巨石,朱庆澜也神情凝重。

    “我沿路看到树皮都被剥光,很多村子土坯房也都倒塌,只是没想到灾情比我想的更严重。那绥远当局就丝毫不管吗?”赵振中沉声问道。

    “绥远那位李主席是什么措施我不清楚,不过,我这两天却亲眼见到在沿途几个受灾的县城里,警察和士兵与人贩子和放高利贷的沆瀣一气,一起大发难民财。而且我发现,一些县城里并非没有粮食,只是粮食被有权有势者所掌控,趁此灾难之机榨取更多的利益。”李云天愤懑地说道,“看看从腊月到现在冻死的这些灾民,再看看那些官员们吃喝照旧,我现在真的明白什么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

    “唉……阎锡山啊阎锡山,他就不担心这样会人心尽失么?”朱庆澜失望地摇了摇头,没有再多说。

    “朱先生,象您这样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致力于救助灾民的人,遍数中国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来。在那些大人物的眼里,平民百姓不过是他们争夺自身权益的砝码而已,当权者口中叫嚷着民主,可又有几个人愿意真正的让民众当家作主?不说别的,就说去年国内灾情严重时,南京政府和桂系、冯玉祥、唐生智等人一个个忙着打生打死,可曾有谁考虑过民众利益?”赵振中叹道,“难怪司徒老哥他们信不过官府的人。”

    灾荒联系着政治。一个政权的防灾抗灾能力,是其治国能力的重要标志。而国民政府置灾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于不顾,却为了派系间的权力争夺而打生打死,加重了全国性灾荒的事实,促使许多人认清了其真实面目,从对它的幻想中觉醒过来。这些对国民政府有了清醒认识的人不仅仅包括国内的一些人,还包括一些国际人士。

    1929年进入绥远灾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曾坦承“……在中国西北,我目击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最终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这在我一生是一个觉醒点……”

    让斯诺感到吃惊的并不仅仅是灾情,而是他在绥远见到的灾情背后的东西:“这一切还不足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然有一些有钱的人,囤积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贷的人和地主,他们由武装警卫保护着,大发横财。令人吃惊的是,就在这些城市里,官员们还在和歌妓舞女跳舞打牌。”

    “都是华夏子孙,我们在这乱世中尽自己的一份心力,能救多少是多少。”朱庆澜拍拍赵振中的肩膀,“不可因一时激愤而忘了自己的初衷和本心。”

    “我明白。”赵振中苦笑道,“只是有关在绥远这边具体救助灾民的事情,恐怕就要托付给朱先生了。山东那边也有不少灾民,加上还要在天津修建码头,组织粮食和救灾物资运输,以及为创办实业的事情而忙碌,我可能无法在绥远这边待多长时间了。”

    “赵先生放心,有我和华北慈善联合会的诸位同仁在,肯定会把赈济灾民的事情做好。只是,赵先生也要尽快把粮食等物资运过来。能早到一天,就能多救一些人的性命。”朱庆澜神情郑重地说道。

    “没问题,我会抓紧的。”赵振中回答完,又问李云天:“这几天收留了多少12岁以下的孤儿?”

    李云天摇摇头,叹道:“我这两天可没见到什么孤儿,这样的灾情,孤儿很难存活下来的。有时候甚至会成为他人口中的食物。”

    赵振中一时无言,默然伫立。

    “赵先生,你也不要太难过。”朱庆澜宽慰道,“这样吧,我们华北慈善联合会帮你留心,要是有年岁小的孤儿,就先收留下,到时候再通知你来把他们带走。”

    赵振中想想自己实在无法在绥远这边待太长时间,便点头同意道:“那就麻烦朱先生和慈善联合会的各位先生了。”接着,从贴身的一个口袋中掏出一张支票递给朱庆澜:“这边用钱的地方肯定不少,这4万美元支票朱先生先收下,也好用来收留孤儿、救助灾民。”

    朱庆澜接过支票后说道:“赵先生放心,我保证这每一分钱都用到灾民身上。”

    “中国的灾民有很多,可朱先生这样的人物却只有一位。”赵振中认真地说道,“在我看来,朱先生保重更重要。有您在,灾民就会多一分希望。”

    “呵呵,没你说的那么夸张。”朱庆澜不以为意地笑道,“你放心,我这身体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