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人民军这通评论，为国人对当局不满的情绪中又增添了点新料。有识之士觉得这篇评论中，将眼下现实用以攻击当局，并非那种上来就乱扣帽子的指责，说的确实有道理。而识字不多，弄不清楚什么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的普通民众，却从一些青年学生和一些出入茶馆、酒店的人口中得知，汪兆铭、蒋中正、何应钦都是受过日本人培养的，是来祸害中国的。这下，似乎从九?一八以来南京当局的“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等政策，以及连番败仗都找到了解释的理由。
自古以来，国人对小道消息的兴趣就比官方声明浓郁得多，特别是汪、蒋、何三人还确实在日本留学过，以前又确实对日本抱有好感，这就使得传言更有了根据。甚至有不少人将南京当局的要员们与《说岳》中的秦桧相比。
在一些茶馆、酒楼中，以及街头巷尾，时常可以听到民众间这样的小声对话：
“听说没？最高当局那几人都是日本人培养出来的汉奸！”
“嗯！和秦桧一样，去了趟外国，回来后净干祸国殃民的坏事！秦桧让皇帝连发12道金牌把岳爷爷追回去，还把岳爷爷害死了。最高当局从九?一八就一直宣扬‘不抵抗’，把在上海抗战的19路军调走，这和秦桧简直是一样一样的。”
……
民众间的传言以及时下报刊上的评论，南京当局不是不知道，可除中央社发布了几个御用文人所写的几篇抨击西北“民匪”作乱的文章外，南京当局实在是杜绝不了悠悠众口。何况，《塘沽协定》签署后，北边的局势暂且稳定下来，南京当局的注意力现在已经转移到第五次对中共力量的围剿上，也没有过多精力顾及其他。
其实，早在长城抗战激战的时候，老蒋就开始调集兵力准备围剿中共苏区。在4月11日，老蒋在南昌纪念周讲演时，明确表示：“攘外必先安内！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严予处罚！”
5月份，老蒋不等长城抗战结束，便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意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
为了准备这次围剿，老蒋是下了狠心。在《塘沽协定》签署，北边局势缓解后，老蒋前后调集了近百万兵力，其中，准备直接用于进攻中共苏区的兵力就达50多万。
在这种情况下，老蒋虽然知道西北电台发布的评论，除生了一阵闷气外，心中也打定了主意：北边等解决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后，就调集兵力解决盘踞在甘、宁、青诸省的“民匪”！
老蒋的打算，赵振中等人自不知晓。在中日停战后，赵振中除了处理两个根据地以及外海重大事项外，便思量着今后北方的局势。在《塘沽协定》被披露出来后，他更是盯着地图仔细分析。
在以前世界中，赵振中早就知道《塘沽协定》，但他对协定的具体内容并未多加关注。在那艘舰艇上的图书馆重新启用后，赵振中曾仔细查找过有关内容。一查之后，他真吃惊不小：没想到局势竟如此恶劣！而现在，当《塘沽协定》披露出来后，赵振中对着地图，依然叹息。
根据协定，中国军队不但要撤离冀东22县，还要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中国军队以后不得越过该线，但日军却可“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这就给日军随时发动攻击提供了机会。此外，冀东22县可由中国警察维持秩序，但这些警察，“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从地图上看，通县县城距离北平市区的天安门一带只有20多公里，即便从中国驻军控制的运河西岸开始算，到北平市区的距离也不过30公里左右的路程。这样的距离，只要日军突破中国军队防线，以装甲突击，半个多小时就能冲到北平城下！加上天津日租界里本来就驻有日军，可以说，整个平津一带已经彻底袒露在日军的面前！
而相应的，平津、平绥两条铁路也处于日军的攻击范围之内。这两条铁路，距离日军最近的是天津附近的路段，与日租界里的日军相距只有几公里。另外，从天津到延庆，铁路线东侧距离日军控制范围也就几十公里，同样面临着日军的严重威胁。
看着在地图上标明的平津一带中、日双方的形势，赵振中无语叹息。这才是刚开始，等再过一两年，日军得寸进尺谋算华北的时候，形势会更加恶劣，甚至日军提早向平津一带发动攻击也不是不可能。为了加快向西北的物资输送，是时候对铁路运输进行调整了。
到33年夏天之前，天津到保德之间，华美公司一共有6列货车在运行。其中，每天早、晚在天津、保德两地各有一列货车开出，另外两列则处于备用状态。在这6辆机车中，只有两辆是柴油内燃机车，其他4辆都是烧煤的蒸汽机车。
从这个时代平津、平绥铁路的货运量以及列车运行成本来看，由于柴油需要进口，烧煤的货车明显要比烧柴油的货车经济。但从运输物资的效率上看，蒸汽机车就明显不如柴油内燃机车效率高了。在牵引力方面，现在的蒸汽机车与柴油内燃机车相差虽然不是很大，但其在运营中要耗费大量时间为机车添加煤和水。一列蒸汽机车，平均行驶10公里就需要耗费3到4吨水，而柴油内燃机车一次加上几百公斤水后，只要携带的油料充足，可不停息地奔行上千公里。现在柴油内燃机车牵引的列车速度可达6、7十公里，若是都采用内燃机车，天津到保德之间的物资运送效率至少会提高一倍！
打定主意后，赵振中于6月10日，经周恬电告唐明，让他在美国再购买4台大功率柴油机车，用于天津到保德之间的物资运输。
接着，赵振中又让身在太原的李云天和山西方面沟通，让刚成立的同蒲铁路有限公司和山西当局出面与北平、天津等处路局协调，为开通天津直达大同的货车提前做准备。
阎锡山接到手下人报上来的情况后起初有些诧异，华美公司这么不计成本的搞天津到大同间的直达运输到底是为哪般？想想这事情要由山西省政府出面，阎锡山便派人将徐永昌找来，将有关情况报告递了过去，并问道：“次宸，你看赵振中和华美公司搞这个直达运输是怎么个意思？”
与阎锡山喜欢事事都抓不同，徐永昌在明确下属各自的职责后，喜欢放手任用。因而，徐永昌虽为山西省主席，但他对一些具体事情的掌握上反而不如阎锡山清楚。
徐永昌接过那份同蒲铁路有限公司请山西当局出面协调平津、平绥路段的报告看了看，略一沉吟，便笑道：“我估计是上次张家口劫车一事让那位姓赵的小朋友不忿吧，现在每天货车路过张家口虽然无事，可停站加水、加煤却还要看那帮兵痞的脸色。弄个直达运输，从天津直接到大同，就可以不理会那帮子人了。”
顿了下，徐永昌又道：“赵振中这个人虽然年轻，却有实业救国的念头，能为民众着想，不可小视。不过，这样的人，一般来说，多少都有些心高气傲。劫车事件之后，意气之下，弄个货车直达倒也说得过去。”
徐永昌的这种估计倒是符合年轻人的脾性，阎锡山听后心中想想也便释然。
“多个朋友多条路，象我们这样和华美、四海合作的不挺好？皆大欢喜嘛。他冯焕章非要硬来，结果好处没捞着，反落得一身不是。”阎锡山笑容满面，可话里却透露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味道，“既然是这个原因，那次宸你就处理一下。怎么说，这也是对山西、绥远两地有利的事情。”
对于能增加山西、绥远两省实力，巩固自身地位的事情，阎锡山自然不会放过。心情大好之下，阎锡山笑眯眯地又道：“真要实现货车直达了，就怕我们山西、绥远没那么多货物可外运啊。”
“那我们加快建设就是了。”徐永昌也笑起来，“至于货车直达，这事应该不难。既然华美想引进柴油机车直达，那路上不用加水、加煤，夜间开行完全没问题。”
30年代初期的时候，大多数火车是在白天开行。火车夜间少开的原因，除了防备中原大战后，遍地的溃兵土匪之外，还因为当时电力、人力不足。铁路沿线的各个车站，并非都能在夜间有充足的电力照明，有充足的人手为通过的列车加煤、加水。
但华美公司既然不惜成本，引进不需中途停靠添加煤、水的柴油内燃机车，那夜间开行就不成问题了。何况，采用柴油内燃机车，既能增加平津、同蒲两条铁路的运力，提高铁路方面的收入，又不和白日里的车次冲突，相关路段没有不同意的道理。
就这样，经同蒲铁路公司和山西当局出面疏通，天津至大同间开通直达货车的事情很快便安排妥当，并定于7月20日柴油机车到位后准时开通。
解决完铁路运输上的事情，赵振中又在6月中和陕西方面的井岳秀、李仪祉就华美公司部分闲置施工机械以及定边水泥厂转让一事达成协议。华美公司将包括推土机、挖掘机、载重卡车在内的120台施工机械以及定边水泥厂作价100万大洋转让给陕西建设厅下属的陕西建设公司。
陕西建设公司除了有省政府40万大洋的股份外，还从全省募集了85万大洋的股份，除了购置华美公司转让的资产，还有25万大洋作为启动资金。当然，华美公司要负责在两个月内为陕西建设公司培训出足够的工程机械操作人员来，并且今后要以合理价格向该公司提供车辆使用的柴油、汽油，以及为车辆提供为期一年的免费维修。这一切看上去似乎都挺好。
处理完这些事情后，赵振中又分心三用：一边关注着冯玉祥抗日同盟军的形势，一边关注着海外留学人员和机车的回归，同时还把大多数注意力放在西北根据地的建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