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屯垦督办，这名听着不错，可说白了就是带人去开荒种地的。这样一个职位根本无法与主政一方的甘肃省主席相比。不过，听了马鸿逵的许诺后，孙殿英心中暗喜的同时还有几分惊疑。
甘肃省主席此前是马鸿宾，在31年雷马事变后，先被雷中田等人扣押，随后又被人民军给扣押至今。而由于甘肃大部为人民军掌握，南京当局也就没再任命空头省主席。
“甘肃省主席此前是你那堂兄，兄弟若是保举我就任甘肃，那合适么？”孙殿英压下心头的喜悦，试探着问道。
“没什么不合适的。”马鸿逵挥手说道，“甘肃省主席本来要落在兄弟我头上，是家父在当局面前一力推荐我那不成气候的堂兄。可结果，他在甘肃竟闹得如此结局，而家父也因此抱病在天津静养。就是甘肃恢复后，马鸿宾他也没脸再在甘肃任职。”
听马鸿逵简略地解释前后过往，孙殿英明白他不是在敷衍自己后，这心中的喜意也便难以掩藏，笑着说道：“这事要真成了，哥哥我可要好好谢谢兄弟。”
“谢什么？与其便宜别人，还不如便宜大哥呢。”马鸿逵说的挺仗义，可心里却明白，要真想让这位把兄弟拼力，没有代价是不行的。
至于真把甘肃拿下后，孙殿英能不能出任甘肃省主席，那可完全要看南京方面的意思了。这事就是成不了，他也怪不到马鸿逵头上。可以说，马鸿逵等于给孙殿英画了个大大的馅饼！
既然决定联合出兵了，那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为促动杨、井、胡、鲁等部一起进剿“民匪”了。不过，这事可要南京方面点头才行。而且，要想能顺利出兵，还要提前积蓄各种作战物资，特别是要准备好孙、马联军12万多人所需的粮秣。
马鸿逵虽然急于救出陷在宁夏城中的亲眷，可也知道动用2、3十万大军围剿“民匪”，没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做准备，根本就落实不下来。何况，眼下冯玉祥的同盟军已经越来越招南京、北平方面的顾忌，这平绥线会不会因故再次中断也是两说。
商定好一应事务后，马鸿逵取得双方联络用的密码本后便赶回新疆。他还要将与孙殿英达成的协议通告青马诸人，并带兵出疆。当然，为了预防万一，新疆这边作为后路，怎么也要留下点兵力的。
接到青马、宁马诸人，以及孙殿英所提的对“民匪”进行第三次围剿的建议后，正在庐山和汪兆铭等人举行时局会议的老蒋脸上多了些笑容。尽管这些军头们也是为了各自利益，可他们能主动请战剿匪，怎么说也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何况，这也是中央力量介入西北的一个机会。若是能借此将北平附近中央军的第17军派过去，在南有胡宗南，北有17军的情势下，平定民匪后，尽早掌控西北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思虑一番后，老蒋便准备发布命令，可恰逢黄绍竑要去北平，在行前来拜访老蒋，老蒋也便想听听他的意见，看能否从平津、河北一带抽调部分兵力共同围剿“民匪”。
“华北方面虽然还有30万左右的兵力，可长城一战，各部损失不少，加上现在日军的威胁并未完全解除，此时实在不宜调部队去西北。”黄绍竑直言不讳地说道，“何况，现在察哈尔还有冯焕章的同盟军。”
长城一战损失最大的并非各部伤亡减员，而是军心士气。以血肉之躯和敌军的坦克、飞机、大炮抗衡，即使爱国官兵不惜性命拼杀却依然战败，这样的结果对每个参战人员的冲击都非常强烈。加上当局在指挥上失当，战后又屈辱地签署《塘沽协定》，愤懑之下，若是现在就调兵去打人民军，这战斗力还能有多少实在是值得思量的事。
而冯玉祥组建的抗日同盟军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尽管苏联大使馆在7月16日公开发表声明，否认援助冯玉祥一事，可在南京当局看来那不过是欲盖弥彰罢了。同盟军内心向南京当局的人此前曾报告说，同盟军成立之初确实接受过一批来源不明的装备，而同盟军中有中共势力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同盟军收复被伪军占领的多伦后不久，7月17日，冯玉祥发布通电，请南京当局取消《塘沽协定》，否则该部将“从事规复东北四省工作”。同盟军这样一支极可能失控的力量放在眼下华北这个极为敏感的所在，一个不好就会惹出大乱子。南京当局好不容易和日军达成一个缓和局面，可不能让冯玉祥等人给搅和了。
“同盟军的事情要及早处理。”老蒋断然说道，“不过，若是两三个月后从华北抽调部分兵力到西北，季宽看可不可行？”
黄绍竑想想之后，回道：“均座，能不能从华北抽调兵力去西北，不仅仅要看华北中日间的局势和能否早日解决同盟军问题，还要看晋绥方面的意见。军队经平绥线西进，怎么也要打消阎百川的疑虑。”
阎锡山复出后一再表示配合南京当局，可要是众多部队从他家门口过，还要让他沿途提供吃喝，阎锡山能否同意还真是个问题。
“季宽提醒的是，是我忽略了。”老蒋用手揉了揉太阳穴，又道：“这样吧，季宽回北平后，抽时间去一趟太原，代我拜访一下阎百川，想办法打消他的疑虑。顺便帮我给他带封信。”
不过，黄绍竑领命之后，没等他返回北平呢，同盟军那边却又有了新变化。
在南京和北平派人说服下，同盟军中开始分化。而冯玉祥在此时却又走了一手臭棋，他竟派人把想投靠南京的东北义勇军首领邓文给杀了。
邓文一死，人人自危。大家跟你冯玉祥是来打日本鬼子的，不是跟你来和中央作对的，更不是跑这里让你砍脑袋玩的！
邓文的副手檀自新生怕落个同样下场，很快便率领义勇军3个师又2个旅投靠了南京当局。其后，方振武费尽千心万苦从山西拉来的抗日救国军张人杰部以及热河军的5个师也投靠了南京。就连29军留在察哈尔驻守的佟麟阁部也准备靠拢南京。
一下子，同盟军原本12万多的兵力就减少了一半。只剩下原西北军吉鸿昌、方振武部的1万多人，还有一些民团、土匪改编的，以及新招不久的总共5万来人。而战斗力比较强的那1万多人，吉鸿昌部又基本上被中共给控制了，真正能听冯玉祥的也就方振武部的几千人。
就在邓文被杀的当天，冯玉祥通电指责南京当局，声称要抗日到底。在同一天，平绥线下花园至柴沟堡停止通车庞炳勋、冯钦哉、孙德荃、吴克仁、王敬久、关麟征等部奉命进入察哈尔。当然，由于同盟军扯着抗日的大旗，进入察哈尔的各路军队并未与其交战，但虽然不打，可这么多部队停在那里就是实实在在的威慑！
而此时，伪军李守信部又已逼近多伦。冯玉祥见势不妙，急谋退路。随后几日，冯玉祥展现了令人瞠目的角色变换。
8月2日，冯玉祥发表声明，表示不愿意内战，向南京当局示好；8月3日，冯玉祥宣布取消他同盟军司令的头衔，把察哈尔省府张家口让给原属29军的佟麟阁，以迎接宋哲元回察哈尔收复权力；8月6日，冯玉祥宣布将察哈尔权力全部交给宋哲元，自己退隐。
紧要关头，冯玉祥却抽身而去，这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吉鸿昌、方振武虽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而南京、北平方面却大为欢迎。
因而，当黄绍竑于8月9日回到北平后，面对的就是同盟军已大体上被解决的局面，形势得到很大缓和。在8月14日，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回泰山后，黄绍竑也于8月15日抵达太原，送上老蒋亲笔信件的同时，又与阎锡山面商华北、西北局势。
当听黄绍竑提及从华北调兵到西北围剿“民匪”时，阎锡山就是一阵摇头，随即大倒苦水。
“季宽兄，若是再从华北抽调兵力到西北，先不说华北安危问题，就是这大军日常所需就不是容易解决的。”阎锡山叹道，“眼下山西、绥远、陕西都受灾，山西有百万亩农田因水灾秋粮绝收，23万人无衣无食；绥远水灾之后，也有40多万民众衣食全无；而陕西，据说有灾民470多万。现在宜生的35军，星如的34军都在忙着救灾。此种情景，若再有大军入境，恐怕民生更是艰难啊。”
黄绍竑此前虽然也曾听说山西、绥远两省黄河泛滥，一些地方灾情严重，可也没想到灾民竟有如此数量，特别是陕西方面，竟能有470万！大灾之下，若是再让大军入境，那无异于从灾民口中夺粮供给部队。
黄绍竑不想自己此行无果，便又问道：“百川兄，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山西这边不是有华美公司相助吗？就不能让他们提供点帮助？”
“华美公司是在晋西北办厂不假，此前也确实曾救助过大量灾民，可人家毕竟是美国公司，赈济灾民这种原本应由政府来做的事情，我们可不能总是去找他们。”阎锡山摇了摇头，“何况，这种只见付出不见回报的事情，他们已经做了几年了，而且，他们一直是通过慈善会来救助灾民，我们也不好去找啊。”
似乎是担心自己拒绝南京当局调兵入境的痕迹太明显，顿了下，阎锡山又斟酌着说道：“若是非要再调兵到西北，最多也就能再增加4万多人。而且，一定要是军纪不错的部队。”
4万多人，也就是两个师的兵力，虽与大局无补，可也聊胜于无。但若是加上军纪不错这个条件，再考虑到战斗力要强这个因素，那华北可供选择的部队就不多了。
东北军整编后的4个军中，于学忠的51军军纪不错，可这支部队中原大战后是一枪未放占领平津的。从九?一八事到长城抗战，一直没有到第一线，战斗力如何尚属未知。其他53军、57军、67军，从九?一八到现在，已经被证明纪律不怎样，战斗力更不怎样。
商震的32军、庞炳勋的40军战斗力不怎样，军纪也勉强；冯钦哉的42师是要回陕西的，不用考虑；王敬久的87师也是要回南方的，同样不用考虑。
这样衡量下来，似乎也就29军和17军尚可。可这两支部队却是长城抗战中损失最为严重的。
“看来我只好把这边的详细情况上报南京，请均座裁决了。”黄绍竑苦笑道。
与黄绍竑的为难不同，到8月中旬，人民军各部在赵振中、张明瑞等人的调整下，已基本就绪，并开始就下一次作战进入沙盘推演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