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概括说起来，分税制的改革就是三条的主要内容：
重整税收结构，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税种（如产品税），代之以较符合市场化改革的税种，例如征收增值税和规范消费税；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使中央取得更大的财源；为了保护个省市（特别是富有的省市）的既得利益，中央设计了一套税收返还制度。
而分税的大致作法也极是简单，不过是几种做法：按税种划分收入；中央集中必要的财力实施宏观调控；中央和地方分设税务机构，分别征税；有一套科学、完整的中央对地方收入转移支付制度。
当然，国税地税分家，一个税务机关分成两个，那些东西说起来极是简单，做起来却是极为的困难的，要不，前世的时候国税和地税也不会扯皮的不可开交。
在唐昱的记忆之中，国税与地税闹的最凶的时候，国税曾经请动公安机关直接抓捕了在地税局门前要去交税的地产商来威胁其他的地产商到国税局纳税。
所以说，东陵市想要做好这个试点，也不容易，苏慕儒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唐昱一边吧以前自己整理的一些东西和注意事项拿给苏慕儒和唐天鸿看，一边拿着那份红头文件在纸张上边写写画画，苏慕儒看着唐昱之前整理的那些东西，暗暗点头，知道唐昱在这上边花了一番的功夫，奇怪的开口问道，“小昱，你什么时候开始搞这些东西？你怎么知道我们会用到？”
唐昱笑了笑，“之前可不知道你们会用到那份东西的，我是在上次帮干爸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查了些资料的，后来到香榭苑的时候和沈伯伯谈起这件事儿，沈伯伯也很干兴趣，我就托他帮我收集了一些资料，顺便整理出了这些东西。”
唐天鸿和苏慕儒这才明白，原来手中的这份东西是给沈睿鸿准备的。
凑头过去，却见唐昱在纸张上边写写画画的，竟然是把那份文件之中关于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概括了四方面，苏慕儒大致看了两眼，只看那四个方面的标题就知道，出入不大，倒是越发的感慨这小子的政治敏感性。
说来，分税制也就是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的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财力分配，要以财权与事权相统一为原则。
第二个是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划分。根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按照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
第三个是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的确定。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年为基期年核定。按照1993年地方实际收入以及税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收入划分情况，核定1993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即消费税＋75％的增值税一中央下划收入，并以此作为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基数。从1994年开始，税收返还数额在1993年基数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即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0．3％。
第四个则是对原包干体制有关事项的处理。实行分税制以后，原体制分配格局暂时不变，过渡一段时间后，再逐步规范化。
这些东西与前世的时候大体没有出入，基本还是遵循前世的发展趋势，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不过仔细的说来，唐昱对国内93年94年伊始的分税制的改革，其实是没有多高的评价的，他写那篇文章，更多的是为了苏慕儒和唐天鸿的前途而适当的适应一下形势，并不是很赞同这个改革。当然，或许从他的角度看有些片面了，毕竟，那次改革是切切实实的帮助中央解决了财政问题，不过却也由此衍生出另外的一系列的问题。
朱延山副总理曾经说过，“这是一个长治久安的基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这句话的准确性自然毋庸置疑，肯定了分税制的作用。不过，同样也不能掩饰分税制的弊端。
在以“分类指导”方式逐步构建省以下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在唐昱看来，或者说在2000年之后的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家看来，只能说是国内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的某个特殊时期的一种必然选择，或者说是一种过渡性的选择，而不能说是一次完美的改革。
为什么市场经济的财政体制必须要搞分税制？对此社会上和经济学界早已有许多的讨论。
简而言之，财政体制如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必须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除了分税制之外，别无它途。
不过，唐昱也还记得，在2000后，过于分税制争论的言论也逐渐的出现在报纸和论坛上边，大量的专业人士都发表过评论，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偏低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县乡财政困难的问题。唐昱记得，当年他在社科院充电的时候看到过的一份报表性质的东西显示了一份触目惊心的数据，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乡镇财政净债务1770亿元，乡镇财政平均净负债400万元，村平均净负债20万元。全国65%的乡村有负债，其中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负债面更大。比如河南90%以上的乡镇都有负债，湖南全省2000多个乡镇中的负债率达到88.2%，湖北乡级负债面在95%以上，村级负债面也在90%以上，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
这显然就是分税制造成的弊端，而当时面对县乡财政困难也产生了两种意见，其中的一种意见认为，分税制只适于中央和省级之间，省以下不宜搞分税制，主张区分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后者不搞分税制。
事实上，唐昱对于分税制真正诟病的不在此处，而是诟病由分税制衍生出来的“跑步前进”“跑部钱进”这么个词儿。
唐昱记得，前世的时候，有一份数据显示，国内每年超过200亿元的**资金用来“跑步钱进”，这个问题，这个数字，免不了让人触目惊心，而那所谓的跑部钱进，就是分税制之后才有的事情。
因为分税制改革之后，大权和大钱都在北京，要钱要官都得去。正如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指出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跑是一个足字旁，还有一个包，要带包去跑。”这个“包”是个“通天袋”，里面内容丰富，应有尽有。唐昱记得，前世的时候，一本叫做《了望》的杂志就指出过，各地驻京办每年用在疏通关系上的“灰色经费”在200亿元以上。中央转移支付的欠透明状态，成了各地驻京办“跑部钱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驻京机构的迅猛增长，正好契合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历史演变。唐昱的脑子里边有这样一组数据，到1991年，北京还只有不到两百个市级以上的驻京办。此后，驻京办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粗略统计，现在在北京，除了52家副省级以上办事处，还有超过五百家市级和超过五千家县级办事处。如果加上各种协会、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
显然，这些驻京办都是为了所谓的跑部钱进才出现得。
唐昱倒是还记得前世有这么一件滑稽的事儿，网上有一部当红小说叫做《驻京办主任》的书出了名，里边描述了大量驻京办的事情，最后大量的市县两级驻京办在北京撤销。
分税制的第二个为唐昱所诟病的问题就是房地产上边的问题。
1994年分税制给地方政府留了一个借地生财的口子――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政府，因此给持续高热的房地产市场和不受制约的征地和拆迁运动埋下了伏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土地出让已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通过征地，以几万元每亩的低价，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拿走，转手通过拍卖等方式出让，地价上升几十、几百倍以上。地方政府的财力得以增强，官员的寻租也由此进入疯狂状态(寻租成本占房地产总成本的3%到5%甚至更高)。在城市拆迁中，民众的利益同样得不到保障。在此过程中，民众受到了补偿费低、房价高和无住房社会保障的三重剥夺。
可以这么说，唐昱前世的时候的房价只所以那么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分税制改革引起的，这才是唐昱最为诟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