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收到恭王爷的书信，是在张亮基奉调转任湖广总督，接任因为剿办粤匪不力被皇帝撤职查办的徐广缙之后不久。
刚到长沙的时候，曾国藩仗着有张亮基的知遇，有皇上的上谕，有自己荡涤天下的一番雄心壮志，很是雷霆风云地推行了一番铁腕之政。他在省城办理大团，将罗泽南的一帮团丁从老家调来长沙，倚为发家的第一支力量；他又筹办审案局，凡遇到游匪或者形迹可疑之人，便立即抓获调查，不论是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还是一股香会，只要捉到了一律格杀毋论。最多的时候，十天之内便杀了十几人。
他并非不知道如此做可能会被扣上一顶残忍酷毒的大帽子，可是这几年土匪横行，肆虐成灾，治乱世当用重典，不下这样的狠手，实在不足以震慑那帮游匪。
好在他的举措得到了湖北巡抚张亮基的无条件支持，士民乡绅要求废除站笼施行仁政的状子，雪片似地飞往巡抚签押房，审案局里几个杀人手软的委员们也到张亮基那儿告状，甚至于以辞职相威胁。张亮基对此一概不理，反而称赞曾国藩有胆有识，刚强干练，叫了他去慰勉一番。
曾国藩感激涕零，引张亮基为自己的知己，从此更加卖力地帮助他绥清湖南。可是不久之后，随着全国风云变幻，长沙城里的政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武汉三镇失守，使咸丰帝大为震怒。署湖广总督徐广缙被革职严办，张亮基奉调到武昌，接替徐广缙的空缺。一直被张亮基倚为左右手的江忠源连同他的千名楚勇也被带去，剩下的五百楚勇编为一营，由江忠源的表兄邹寿璋、弟弟江忠济统带，作为大团的第三营，接受曾国藩的指挥。不久之前，郭嵩焘也已经离开长沙回湘阴募捐。
接着罗绕典奉命巡抚江西，潘铎因病告免，岳兴阿迁升湖北布政使，骆秉章又回到湖南来当巡抚。
新抚骆秉章走马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奏请朝廷调老僚属徐有壬从云南到长沙来当布政使，又向朝廷推荐衡永郴桂道陶恩培升任按察使。一时间，湖南高级官员经历了一次大洗牌，与曾国藩合作无间的上司、下属都被更换一新。
在曾国藩看来，骆秉章庸碌、徐有壬平凡、陶恩培无能，他从心里压根一个也瞧不起。信用自己的张亮基一走，今后做事会有掣肘，那是确定无疑的了。但他不顾这些，仍然像张亮基在长沙时那样我行我素地干下去。
恰在这时，恭王爷的一封密信从京里送到，信中剖析利害，言明如今上援已去，新抚骆秉章又是昏聩之人，身旁小人佞谀之辈数不胜数，在长沙继续办理团练并不容易。恭王爷劝他移驻衡州，一则可以避开这些不必要的应酬，二则衡州多水，将来剿灭太平军必在江上作战，为将来计，衡州正是一个训练水军的好地方。
这封信曾国藩虽然觉得有些道理，可是并不打算照办。他墨绖出山的雄心壮志，岂能因为张亮基的离任便化为乌有？如今受这么一点挫折便弃长沙而走，还谈何荡涤天下！何况骆秉章也非三头六臂，自己奉旨办团，还能给他吃掉不成？
于是他给恭王爷回了一封长信，陈明自己的志向，以及在长沙重新开创局面的愿望。信送出去，曾国藩禁不住叹了一口气。坚持，坚持，真的能够坚持下去吗？
中国的官场，讲的就是人情，走的就是关系，凭的就是靠山。曾国藩的靠山走了，他又是一个既不愿意送人情，又不屑于跑关系的人，自然很快受到上司的打压，同僚的排挤。
尤其是审案局连审了几次牵涉到抚标兵丁的骚扰案件之后，曾国藩与骆秉章的关系变得一触即发起来。曾国藩认为湖南的官员暮气深重，要用新人来替代，更是捅到了骆秉章的肺管子。于是骆秉章暗自指使亲信，在绿营训练会操的时候既不积极参与，又故意给曾国藩脸子瞧。
曾国藩一气之下，写了一封长信，叫人送给远在武昌的总督张亮基。照大清制度，各省的绿营统归总督节制，地方巡抚除带提督衔外，是不得干预兵事的。张亮基原本就信任曾国藩，听说骆秉章如此刁难，自然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复了一函，叫曾国藩依照军法国法处置。
曾国藩奉了上方宝剑，当即草疏上达，参奏玩忽操演的几个副将，并且推荐自己信任的几个能员继任。在疏中，他还若有若无地将骆秉章提了一笔，暗示骆巡抚便是背后支持这些副将们无法无天的真正黑手。
这消息很快传到骆派的耳朵里去，骆秉章大怒之下，索性令抚标兵再也不来参与会操了。曾国藩也不在意，他只是一门心思地等着朝廷的批复。
可是批复还没下来，长沙城里原本一触即发火药桶，却给一起团练与抚标兵互相斗殴的事件点燃了。起初两下究竟是怎么打起来的，已经不得而知，可是事情的结果却让曾国藩十分不好收场：团练这边仅仅有一个轻伤，抚标那边却死了三个人。
在骆秉章的暗中支持下，抚标兵丁舁尸冲撞审案局，叫喊着要杀人偿命。曾国藩骑虎难下，一来没法证明是对方的人挑衅在先，二来两边死伤确是太不平衡，不交出打死人的练勇罢，难以平息抚标的愤怒；交出去罢，往后自己在练勇面前又怎么立足？
就算真的暂且退让，骆秉章刁难自己之心不死，往后早晚还会找出些事头来给他制造麻烦，处处掣肘看来是免不了的了。思前想后，曾国藩采取了最为激烈的做法：他令人将围攻审案局标兵之中为首的几个抓了起来，每人打五十军棍，尔后五花大绑地送到了巡抚衙门，交给骆秉章。
骆秉章见状，气得眼前昏黑，险些晕死过去。他停了曾国藩的职务，上折子参他目无上司、飞扬跋扈。曾国藩也不示弱，吩咐下人磨墨摊纸，他要向皇上奏参骆秉章、鲍起豹。
刚写了句“为奏参庸劣官员骆秉章、鲍起豹”的起头，便又颓然停住笔。
他想起上次的奏折，皇上至今仍然没有批复下来，是准，还是不准？对湖南官场，皇上究竟如何看待？直接参劾湖南文武最高官员，会不会引起皇上的反感？再说，为兵丁斗殴一事去参劾对方，皇上对此又会不会把自己看成一个心胸狭窄之人？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觉得满腹苦水无处倒，气得将笔杆折断，把纸揉烂，扔到篓子中。过一会，他又从篓子里把那张纸寻出来，细细地抹平，看了看，放在烛火上，失神地看着它迅速变为灰烬。
长沙看来是呆不下去了。曾国藩苦涩地想着。忽然，他记起了恭王爷曾经在信中说，若在长沙不能大展拳脚，不妨到衡州去开拓一个新局面。曾国藩开始犹豫了，恭王爷已经让他见识了两次每料必中的本事，难道这一次，也是他说对了？
困惑的曾国藩，口中轻轻吟诵起孟轲的名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掂掂自己的斤两，目下是不可能与骆秉章一较高下的。左思右想之下，曾国藩决定，就照恭王爷所说，去衡州！
在给皇帝的奏折之中，他声称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奏明在案”，说自己请调衡州，是为了清剿匪徒。与此同时，他令人十万火急地送一封信给恭王爷，一来对他言明自己已经照他的建议转驻衡州，二来求他为此在皇上面前加以疏通，保证自己调防成功。
袁潜此次接到的书信，便是这一通了。他看罢信函，放在火上烧了，站起身来负手深思。德卿见他一语不发，知道王爷在想事情，不敢过来打扰，只轻手轻脚地将纸灰收拾干净。
此时此刻，袁潜的心中既有几分高兴，又有些许担忧。曾国藩照着自己的设想去了衡州，真正意义上的湘军也就要在他手中诞生了。这一支在同治年间一直被目为劲旅的军队，往后就要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
可是令袁潜放心不下的却是，湘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曾国藩的私兵，兵卒只知道有曾大帅，不知道有皇帝。曾国藩一日不能控制在自己手中，湘军这股强大的力量便必然是一种游离于自己掌控之外的不安定因素。袁潜觉得，该是派个人在他左右的时候了。<!---文章内容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