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读海贼王──汪直
如果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和传承，必须与时俱进，更新观念。必须对一些定势的习惯思维与错误成见进行纠错，重新解读、演绎，让它适应这个时代和潮流，奂发并绽放出新的光彩！
比喻儒家文化强调的──“忠”。如果现在有人强调忠君，或忠于某个人，忠于某个阶级和集团，肯定没有市场，肯定遭到抨击和冷遇。但如果把这种忠的文化纳入家庭伦理体系中，强调丈夫忠于妻子；妻子忠于丈夫；孩子忠于父母，然后丈夫、妻子和孩子忠于他们组成的家庭。这样的忠义大慨不遇到强烈的抵御吧？大慨不是什么愚忠吧！忠义文化依然可以传承和发展，得到人民群众认可或赞成，奂发出新的光彩！国家是由家庭组成的，只要人忠于自己的家庭，自然会爱国。
对于一些历史人物，昨天认为是非的，今天完全可以翻案肯定。因为时代不同了，观念必须更新。昨天是对的，今天也许是错。在封建社会谁敢抨击、批判割股疗亲这种愚孝行为？认为这是大错特错的？如果有人在古代中国反对割股疗亲，他肯定毫无疑问成为全民公敌。但今天谁会干割股疗亲这种傻事呢？可见昨天肯定和赞美的事，放在今天也许很可笑；昨天被强烈批判的人和事，今天回头看来，原来并无不妥。有些被前朝批得臭不可闻的人，回头重评，不仅没有错，而且值得肯定和赞扬。比喻改革家王安石就承受近千年的骂名，一直以奸相的脸目出现在传统文学和史籍中，一直被正统读书人诟骂，直至近代才纠正过来。冒险家汪直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曾经被正统读书人冠以汉奸之名诋毁诟骂，批抹得一无是处。但今天重新评价他，却发现他原来是个英雄。汪直，他是一个向未知领域探索的冒险家；他是一个为明朝失地者寻找生存空间而开疆拓土的英雄；他是一个争取开放海禁主张自由贸易的先驱者；他是一个敢于逆天向命运抗争的被压迫者！
即使在今时今日，象汪直这样有血性的人还有多少？如果否定汪直的争取精神和抵抗精神，这个民族将没有脊梁！
不要以为他被明朝统治者和当时的主流读书人诬为强盗、汉奸，我们就不加思索认为汪直是汉奸。汪直只是在那场政冶斗争中失败了，作为失败者他就承担那个时代中所有的罪和过错。当时统治者也把其他强盗干的暴行统统栽赃到汪直身上，统治者要的是一个强盗的典型，而不是事实。于是民族英雄汪直就成为汉奸了。
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它必须有纠错功能，某些观念必须更新。昨天祖宗制造一个冤案，冤枉汪直。今天我们觉醒过来，是时候给汪直平反了。
1、大海盗汪直与明代经济政策
汪直是明代倭乱中的大海盗。汪直的海商集团武力走私，助长倭寇之乱，其危害当时沿海老百姓生命与财产安全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论其功过，问题不仅仅如此简单。
事实上自宋代以来，中国人的海上贸易走在世界前列，步伐之大令人瞩目。它为社会带来丰厚的商业利润，令航海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催生了大批商业城市和市民文化。这也正是后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路径的源头。近年“南海一号”考古发堀，出土的证据，也坐证这个事实。
但是到了明代，经济政策反而转趋保守。明太祖希望恢复简朴的农业社会，实施“海禁”，将本应继续发扬光大的海上贸易大加钳制。后世朝廷也利用种种理由，时张时弛地维持海禁。正常的海上贸易被阻塞，给沿海民生和社会商业资本的发展造成极其消极的影响。更糟糕的是，传统的大一统的帝制下，民间也没有正常途径发出诉求并影响朝政，使得政策弊端难以得到检讨与改变。帝国在东亚长期的文明独尊的局面，更加剧了固守农业自然经济陈规、忽视海洋的心态，它只看到“郑和下西洋”式的朝贡体制的是华而不实，却排斥了宋代兴起的海上贸易体制在经济与技术上巨大的竞争优势。
海禁阻塞了正常贸易，于是东南沿海走私横行，连带倭寇难平。汪直不过是把它做大做强了的典型而已。正所谓“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商转为寇”。明代建国200后，政府面对冷酷的现实终于稍稍改变海禁政策——隆庆开关有限制地准许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可以说这也是拜汪直等人的“功劳”呢。
不过开关之后，虽然民间海上商贸大发展，但政府对于海上贸易还是消极的，更别提有什么类似西欧国家的那种鼓励、支持、资助海上贸易、探险的态度。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欧洲，没有大一统的帝制，邦国分立和政教争端的局面反而令他们的商业资本得以冲破樊篱；欧洲各国也在竞争中认识到商业资本的价值，大力支持海上贸易。中国与欧洲后来的差距由此拉开。
因此有人设想，以宋代以来打下的基础，若明代无海禁，或者之后大明朝甚至鼓励、资助海上贸易与探险，汪直说不定会成为中国式的哥伦布与库克船长，他说不定会经营我们的东印度公司呢。可惜这都只是假设。最主要是因为，长期独尊东亚的农业帝国的朝廷看不到海洋时代业已来临的大势所趋，商业资本面对大一统帝国的朝廷也难以仅靠自己的力量出头。这种大历史的格局不是轻易能改变的。
2、汪直对隆庆开海的影响
可以这么说，明朝农业帝国体制之下，新型的商业资本经济难有突破、处境困顿。海禁与汪直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同样的情形出现在军队组织、司法体制等等领域。资本主义萌芽最终也养不大也就不出奇。难怪有人说，相比唐宋朝廷的开放进取，明代朝廷是内敛固步、甚至经济政策倒退的时代，结果把民间经济潜在的优势也盖住了，白白便宜了欧洲人。
汪直与隆庆开海。有因果关系。首先，明朝廷在抗倭斗争中发现“倭寇”实际上大多数是沿海居民，而头目也基本上是沿海豪强，认识到汪直等海商走私集团是“海禁”政策结下的苦果。“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之愈严而寇愈盛。”
其次，开海也是民间贸易与官方长期斗争的结果。海外贸易由官方全面控制本身就违背经济规律。且经过长期的斗争与发展，走私性（或海盗式）的私人贸易的蓬勃发展与官方贸易的滞后已是事实，只是朝廷是否愿意承认而已。从长期来看，开海、官营向私营转变成为大势。
再次，开海也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南倭北虏军费开支巨大，且政贵族官员贪污奢风日盛，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开海设关收税可为一大良策。
王直汪直如果真的受命于日本人（汉奸），为日本的利益来国内抢掠，那他就不可能有请求朝廷开放海禁的政治诉求。也不可能为了这个诉求而丢掉性命。
如果汪直只是一个受命于日本人，为日本的利益行事的倭贼，朝廷也不可能在汪直被捕两年内分成两派为是否开放海禁而辩论。我认为，近代把汪直看作是中国武装海商的论点是正确的。汪直攻城掠地的行为应该是中国明王朝和中国海上贸易集团两个政治势力的交锋。汪直所代表的，是沿海地区中国广大居民要求开放海禁的愿望，代表的也是中国人的利益。中国的力量。汪直们的后代，就是我们称之为民族英雄的郑成功。而郑成功本人则是有日本血统的。汪直所欠缺的，不过是一个时代的机遇，如果汪直也遇上明王朝的托孤之任，也可以和殖民者的舰队对抗，那后世对他的评价，是不是完全不同呢？
然而，明王朝只有在自己败亡的边缘，才将王朝的命运交付给一个具有日本血统的海商──郑成功。让我们想想，如果在嘉靖年间，明王朝就转变自己的思想，与汪直这类海商共同打造帝国的未来，那中国的未来，是不是也就改变了呢？
3、隆庆开海是有诸多不合理限制的有限开放。
先，把对外贸易口岸限定在地处偏僻远离内陆商品货源地并且有重山相隔的闽南；其次，限制非福建的外地商民参与开海贸易，明朝官员甚至不太认可江浙商人到海澄贸易以及从月港搭船出海的合法权利；其三，即便是漳泉海商也规定了十分苛刻的出海贸易待遇，从出海船只到贸易路程，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明朝廷都有严格限制。
开海的严苛，体现了帝国政府对海上贸易与商业资本的巨大价值的漠视，看不到海洋时代业已来临的大势所趋。这是历史的大格局。事实上，隆庆开海以后的几十年里，朝廷反而又多次下达禁海令，这种政策上的长期反复体现出，明朝廷还是把对付沿海侵扰的方法局限于消极地画地为牢、禁其往来的老办法。
这种消极开放的政策在全国商民中造成不公平的海外贸易环境，反而在明末继续激起走私贸易的泛滥。更重要的是，相比之下，欧洲政府对海上贸易和殖民的疯狂支持（英国政府甚至一度对海盗有奉旨打劫的把戏）。于是尽管中国人的海外贸易依然在发展，由于中国海商在国际贸易中缺乏政府的支持，没有国家实力后盾而在与西洋商人的角逐和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局面，最终不敌西方殖民势力的竞争和剿掠而无法扩张贸易规模。朝廷也因为自己的固步自封无法充分地从中海上贸易中获利。这于国于民，都是大憾隆庆开海虽然有诸多不合理限制，但是相对于明朝祖制而言毕竟是一大进步！民间海外贸易特别是中国到“西洋”各国的贸易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许多西方近代科技成果也是那时开始传入中国。
固然作为大一统的农业帝国，开海之途并不坦荡，工商业阶层的实力积累较之西欧也更需时日。不过毕竟步子终究是迈开了。但甚为可惜的是，满清南下再次阻断了开海。其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倒退，而且由于少数统治民族的戒心而更为严厉。中国于是又错过了赶上世界步伐的时机。
4、莫须有的汉奸之名
前几年，有两个南京的教师到安徽去砸汪直的墓，说汪直是勾结倭寇的汉奸（这两个教师史观如此狭隘，真是枉为人师表）。这实在是太看低了汪直。汪直徽州歙县人，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徽商群体中的一员。由于海禁，跟随同乡许栋走上武装走私道路。后取代许栋成为倭寇首领，嘉靖三十年征服倭寇各部，拥众20万，巨舰百余艘，成了无可置疑的的海上霸主、倭寇之王。且自号徽王，建王府，穿王服。汪直是造反之王，其部中之少数日本人不过是听命于他的雇佣军，汪直是王，日本人是兵，不是他为日本人服务，而是日本人为他的造反服务。因此说汪直是汉奸实在是太无稽了。
如果这段文字太牛了，有吹牛之嫌。那看看关于汪直小心懦弱的描写。请看这段记载：萧显者，广东人，书生也。多谋善战，为汪直所惮。江南之事，显实首之。……萧显乃是一个寻常的小海贼而已，汪直也忌惮他，无论汪直强或弱，他都作为明朝倭酋的典型承担那个时代中所有的罪和过错。
大海贼汪直害怕萧显，当然也害怕陈东，害怕林碧川………你发现类似汪直害怕的大海贼多如牛毛，原来汪直是被明朝当作典型抓了。由他承担那个时代中所有的罪和过错。你可以翻阅明史查一查戚家军打的倭寇是不是汪直？汪直死的时候戚家军八字还没有一撇！汪直临死时大呼冤枉：“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一言成谶，倭寇愈镇压愈多，是当时沿海耕海为生贫苦老百姓失去衣食被逼得纷纷造反的缘故。
汪直尽管他有着许许多多的身份和头衔：倭寇首领、武装走私集团头领、海盗、净海王、徽王，我还是宁愿称他为一个商人——徽商。这些年，关于徽商的研究已经靡然成风，可是，不知是无知还是有意，很少有人对王直——这位最杰出的徽商，给予应有的关注。倒是在今天的浙江台州蛇蟠岛，有一尊王直的塑像，旁边是一副王直生前最欣赏的对联：“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徽州盐商出身的汪直，具有天才的商业头脑和经营手腕，他是当时国际贸易界最出色的中间商。可是，在明朝皇帝的眼中，这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个个都是不安分守己的刁民，必先除之而后快。正是这种“逼商为寇”的海禁政策，使无数个汪直被逼上了“武装商人”的道路。不错，这是走私，可是，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之下，除了规模小得可怜的朝贡勘合贸易，哪个国际贸易商不在“走私”？
汪直的势力最大时，在日本的平户建立根据地，称霸海上，屡败明朝官军。由于汪直的根据地在日本的平户，而其手下也有少数日本人，因此，汪直很长时间内背负着倭酋、汉奸的骂名。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和那些为日本人作帮凶的汉奸不同的是，汪直是当时海上当之无愧的老大，号称“净海王”、“徽王”，是日本人在为他卖命、被他呼来喝去、调来遣去。这与后来俯首听命于日本侵略者的哈巴狗式的小人，岂可同日而语？更何况，作为典型的徽商，汪直始终以一名儒生自许，以作为中国人而自豪。他日思夜想的，是借着自己“平定海上”倭寇的功绩，获得明朝政府的承认，归顺朝廷，并屡次请求：希望朝廷使海外贸易合法化。然而，傲慢的嘉靖皇帝永远只有一个答复——片板不许入海。中国在强势地位中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又一次被明朝政府不屑一顾地拒之门外。
嘉靖三十五年徽州绩溪人胡宗宪接替张经任总督，以同乡身份招抚，诱降汪直。答应开放海禁，并将汪直的母亲和妻子从金华监狱中释放出来，“丰衣食，洁第宅，奉之以为饵”。古时讲究孝道，胡宗宪抓住人性弱点，以其亲人要挟汪直，汪直只能乖乖就范。于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孤身一人入胡宗宪府邸（凭这一点孝心，汪直的人格已足够完美了。如果你父母被政府挟作人氏，要你去换，将心比心，现代接受教育西化青年有几人能办得到？汉奸是数典忘宗的，这叫数典忘宗吗？）。胡宗宪本意确是想以抚代剿，开放海禁，但不合朝廷之意，且有人弹劾胡宗宪收受了汪直贿赂，争执三年，胡宗宪为洗刷自己，无奈低头，在明世宗和朝臣力主治汪直以死罪的情况下，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汪直被处极刑。
朝廷中并非没有明白人。当时就有许多清醒的大臣提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当时的名臣、同样出身于徽州的胡宗宪，他主编的《筹海图编》更是点燃了建立海上强国的希望。胡宗宪认为，如果朝廷可以利用汪直，并且宣布海外贸易合法化，不但可以使海盗不剿自平，而且，中国将开辟出海上丝绸之路。站在500年后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假如当时的明朝政府改弦易辙，开海拓疆，建立一个比陆上中国大上几倍的海上中国，绝对不是痴人说梦。可惜，自大和愚昧、卑鄙和懦弱，最终战胜了理智和远见。明朝政府打不过汪直，就抓了汪直在徽州的妻儿老母，并用虚假的承诺诱捕汪直。胡宗宪在朝中大臣弹劾他引狼入室、收受贿赂的险恶处境之下，被迫选择了明哲保身。据说，汪直在宁波港口临刑前大呼：“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汪直死后，原来商人色彩浓重的武装集团，被逼成了真正的“寇”，东南大乱。
汪直之死朝廷信誉尽失，矛盾再度激化，江南倭寇之患再度严重。直到嘉靖死，隆庆接位，高拱、张居正主政，放宽海禁，有了海上贸易之途之利，倭寇渐消。
当时最有能力的名臣中，戚继光忙于解决明朝昏君“逼商为寇”惹出的大麻烦，而另一名有头脑、有担当、有能力的胡宗宪，尽管向皇帝献了两次祥瑞白鹿，并命他的幕僚徐文长写下了轰动一时的〈献白鹿表〉，但这位能征善战的名将，最终还是在明朝登峰造极的黑暗政治厮杀中败下阵来，惨死于狱中。
所有清醒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只有一个选择：面对政治黑暗，目睹无数同胞们被诬陷为贼；像徐文长一样有良心的明朝读书人，先是作一番探索之后，发觉无法解决问题，然后愤世疾俗，对这个倒行逆施的王朝最终以自杀表示失望。
应该说，在明朝当时，虽然朝廷为海禁政策辩护，地方或为推卸责任，或为争功，有故意夸大倭人的作用的倾向，但朝廷上下实际上还是清楚的：“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海滨人人皆贼”。倭寇的头是中国的商人，倭寇的众是中国沿海的平民，倭寇不是日本的海盗。倭寇的性质是中国人自己的官逼民反，本质上和农民起义并无差别。同样是平民造反，农民起义被捧上了天，倭寇却被背上了最恶劣的历史的罪名，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许是从甲午战争到日本全面侵华，中国民众普遍的对日本的仇视心理，现在应该到了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5、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冤案──倭寇
明朝的倭寇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倭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中国历史大辞典》“倭寇”条目代表了中国历史对倭寇的传统评述。于是倭寇是“攻城掠寨，杀人放火，奸掳掠，无恶不作”的日本海盗，于是就有了几乎可比岳飞、文天祥的爱国英雄戚继光。
但是稍为想一下就会有疑问：海盗在世界历史上是很普通、很普遍的，但海盗是在海上抢劫，未闻有海盗上岸并长驻岸上的。道理很简单：岸上有正规军，乌合之众的海盗不可能是对手。即使海盗上岸，那也是抢了就走，绝不会与官军正面作战，因为他们的目的不过是财物，没有必要来拼性命，因此也不会劳朝廷兴师动众。但实际上倭寇却是专门跟朝廷过不去，在几十年里，打得明朝一批批正规军望风披靡，最后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名将戚继光，才算平息了下来，那样的倭寇很难想象是只为了抢劫的海盗。
还有一点：记得以前看书，从历史教科书到到各种描写戚继光平倭的故事书，看了以后总觉有一点不满：作为对立面的倭寇没有一个具体的人物，具体的首领，似乎都是乌合之众。故事需要具体的人，没有一个对立的人物，故事没有看头。这种出于对故事性不足而产生的不满只是一种直感，但这直感正表示那是不合正常道理的：对付仅仅是乌合之众的海盗不需要英雄，是造就不出戚继光来的。
因此倭寇当然不是简单的海盗，它应该是有组织、有纲领，有政治目的的，当然也有首领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书、故事书上如此把它简单化了呢？原来大家想不到的，被有意无意的回避了的真相是：这些倭寇的首领都是中国人，前后几十年，各个部分的倭寇的首领都是中国人，事实上不仅仅是首领，所有的倭寇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更而且其先后三个领袖许栋、汪直、徐海都是徽州人。徽州离海远得很，怎么跑到海上当强盗来了？徽州人以经商而闻名，到这里也许我们就能隐隐约约的猜测到事情背后的真相了：倭寇者徽商也。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把“申禁人民无得出海与外国互市”定为国策。朝廷则实行一种非常可笑的朝贡贸易的形式：中国是“中央之国”，周边各国都是藩属，藩属国要接受中国皇帝的承认与册封，要派遣使节到中国觐见皇帝，呈献贡品，并且接受皇帝的赏赐（回赐）。名为朝贡与回赐，其实就是贸易，因此叫朝贡贸易。当然在朝贡中也附带进行一些商人间的贸易，但规模很小，仅局限在市舶司，而且朝贡毕竟不是经常性的。而即使是如此小规模的贸易，到嘉靖二年也被禁止了。由于日本人内部为了争夺朝贡贸易的特权，在宁波港发生械斗。明朝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市舶司，中止了所有朝贡贸易。但贸易是客观存在的需求，禁是禁不了的，于是国家海禁，民间必然走私。
海禁与走私是对立面，海禁要用武力，走私就要武力保护，对立必然导致军事的对抗，到了一定程度就会爆发成大规模大范围的动乱，甚至是造反，于是就有了倭寇之乱。刑部主事唐枢写给浙闽总督胡宗宪的信中说：“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领导戚继光、俞大猷主持浙江抗倭的谭纶说：“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明确的道出了倭寇之因。
而谢杰（右副都御史）在《虔台倭纂》中则说得更为透彻：所谓倭寇“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漳潮以番舶为利，宁绍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户为利，初皆不为盗……抚设而盗愈不已，何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愈严而寇愈盛……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如此说来所谓倭寇之乱其实也是官逼民反，其性质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并没有什么两样,至少它是中国的内部动乱问题。虽然其中有少数日本人，但那是被中国人雇佣的，与日本侵略或者日本海盗是搭不上边的。其实当时人对此是清楚的：“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以讹传讹，皆曰倭夷，而不知实中国人也”。即使是官方的《明史─日本传》也说倭寇中日本人只占十之三，而当时人的著作中的说法是“倭奴直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一”，而实际可能更少。汪直等人是作海上贸易的，与日本联系密切，于是从日本雇佣了，其实也可以说是骗了一些人来当兵，“华人狡，善骗夷”，日本人在倭寇中的地位其实很低。而地方政府和官兵为推卸败之责，夸大胜之功，“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在当时是掩耳盗铃，到后来就成了“以讹传讹”，于是明明是中国人自己的动乱造反就成了“倭寇”，就座实成为日本海盗了。
作为造反者，倭寇之扰民当然也是事实，但倭寇本是当地之贫民，劫官府、富户有之，扰民并不烈。从当时的一些记载来看，不少镇压倭寇的官兵扰民更甚，而倭寇在沿海地区的普通老百姓中却拥有广泛的支持。万表（都督同知）《海寇议》等记述：当地百姓“明知海贼，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铜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布帛、丝棉、油麻等物，大船装送，关津略不盘讯，明送资贼，继以酒米”；“近地人民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滨海顽民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宁杀可爱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贼。”；“兵入其地，询贼情形，问找道路，悉为所误”。
这可几乎是要“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了，和我们想像中烧杀抢掠的倭寇印象可差得太远了。倭寇之本意在通商，倭寇首领王直的口号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他在给朝廷的《自明疏》说：“窃臣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反罹籍没家产，臣心实有不甘”。通商之利巨，而通商需要稳定的环境，即使为了自己的利益，倭寇也不可能如流寇那样劫掠无忌。
而且应该说倭寇还是一次有进步意义的历史事件。虽然动乱总会带来破坏，但倭寇是对海禁的反抗，是闭关自守的中国为争取开放，争取走向商业社会，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少有的一次抗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自发的一次表现，其积极意义绝非一般的农民起义可比。
那是一个屠杀“天才”的时代。天才的商人和经营家汪直被逼得“转商为寇”、人头落地，天才的战将戚继光在郁郁不得志中死去，天才的海洋战略家胡宗宪在狱中惨死，天才的改革家张居正死后被抄家灭门。然而，最凄凉的还是天才的绍兴文人徐文长，这个曾被胡宗宪独具慧眼看中的胡府幕僚，虽曾“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徐文长后来疯了，袁宏道的〈徐文长传〉称，晚年的徐文长有时用斧子砍破自己的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有时用“利锥锥其双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在麻木和懦弱一手遮天的年代里，所有清醒和理智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像王直、胡宗宪、张居正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最终被同胞们陷害；要么像徐文长一样先是佯狂愤世，最终疯狂自毁。
然而，在汪直被杀、胡宗宪惨死狱中约一百年后，中国商人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那些太平洋、印度洋上的岛屿之间，依然可以频繁地见到中国商人的舰船出没海上。历史仍然为中国留下了最后一次机会，是自命清流的明朝主流读书人把资本主义经济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士大夫误国的铁律继续显灵，明王朝最终与现代文明失之交臂，错过壮大国力的契机，竟被胡虏所灭，留下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