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床的病人脸色苍白，意识模糊。先到一步的何晶已经抽掉病人的枕头，让她平卧下来。大声呼叫：“汪霞！汪女士！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病人反应迟缓地睁开眼睛，但没有力气说话。
“立刻输氧。”何晶摸了摸病人的手又问护士。“尿量多少？”
“不足100。”护士看了看在她一侧的尿液潴留袋回答。
“快速输入扩容剂，纠正酸中毒。”接着，何晶便说了剂量。
肖程这时放了心。其实，当他听这个值班医生问护士尿量的时候就明白她不是个菜鸟。因为从症状来看，应该怀疑病人休克。有些抢救医生通常首先关注血压，并根据血压降低的指标来确诊。但这样往往会失去抢救的最良时机。因为等你忙完了，休克已经进入抑制期，而这时血压并无下降表现。所以，有经验的医生总是先关注血液灌流量，因为灌流量的下降会出现在血压下降之前。而了解血液灌流量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看尿量。如果尿量过少，则说明失液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肖程这时站在离病床稍远的角落里，为的是不去妨碍医生护士的操作。
虽然是高级医生，但肖程对抢救的每一个步骤都还是很熟悉的。在美国学临床，有两样在国内很难做到。一个是人体解剖。有人估计过，同样大学五年，美国医学院的学生，做解剖的机会是国内学生的五倍。原因很简单，不是国内不重视，而是找不到尸体。在美国，病人去世后，家属同意捐献尸体是常事，并会认为这是逝者对社会的最后一次贡献。而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家属一般都不忍心看着亲人死后还要被大卸八块，五脏分离。这样，学生做解剖的机会就少，基本功肯定差。另一个就是抢救，同样如此。在美国，有经验的医生总是会和实习生搭配着实施抢救，这样新手实践的机会就多。可国内的病人家属一遇紧急情况就到处找关系，找级别最高的那个人，似乎院长和科主任才保险。岂不知，能从死亡线上把病人拉回来的，往往是天天在做抢救的下级医生。他在国内实习时，就亲眼看到有个主任因为要等除颤仪而失去了抢救的最佳时机，导致死亡。
“出什么事了？”这时，朱爱萍匆匆跑了进来，并且立刻发现了肖程，便习惯地笑着打招呼。“肖主任。”
何晶这才发现角落里还站着一个人，便也点了点头，只是没吭声。
“这是谁的病人？”肖程问。
“是我的。”何晶和朱爱萍几乎同时回答。朱爱萍并不知道魏主任已经把汪霞给了何晶，还以为她管着26床呢。
肖程却什么也没说，走到床前开始做检查。发现病人四肢冰凉，口唇发绀，但吸氧后，心律显然有了改善。
“来的时候是什么病？”肖程看看两位女医生问。
“胎膜早破。”朱爱萍抢着答道。“又是巨大儿，卡在电梯里，我出的急诊。刚才是不是感染性休克？”
“你说呢？”肖程却看着何晶问。这时，他已经想起头天查房时朱爱萍说的话了。
“休克可以肯定。但是不是感染性我不能确定。”何晶老实回答。
肖程点点头，用商量的口气说：“要不要给点多巴胺？”这是增加尿量的。
“当然。”
“给多少？”肖程却故意问。
“少于10个单位吧。”何晶像实习生那样回答。“多了就不起作用了。”
肖程满意地笑了笑，很高兴自己没有低估面前的这个年轻女医生。
“休克纠正后，把输液速度降下来。”肖程又对护士吩咐。“一会再做个肝脾B超。”等下完医嘱，才对何晶和朱爱萍说。“你们出来一下。”
走到护士站，肖程才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复杂，你们要设法找出病因，准确诊断。我要尽快知道结果，可以吗？”
这样的改动更加符合汪霞的病情。由休克而导致的室颤也不是不可以，但毕竟过了。没必要让何晶一上来就像神医似的，稳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