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 黄昏，就在石小妹精心细致钩制花结的时候，郑和平也正坐在他家中的客厅里。
郑和平的客厅里放着一只宽大的写字台，台面上平铺着一张《纽约时报》。他肥胖的身体仰躺在软软的靠椅上，两只脚抬搁在桌沿上，点着一支烟，满心惬意地抽着，时而还卷起舌头，吐出一串串烟圈，望着丝丝淡淡的烟圈慢慢地融化在柔和的西落余辉之中——他为自己的杰作感到非常得意。他得了便宜，赚了大把的钱，还做了大好人大善人。还有，昨天早上生产厂长告诉他，市民政部门专门下了文件，批准他的工厂享受福利免税的报告，他当场敲打了一下计算器：一年又可以少交税六十三万元！
“朴凡老弟啊，你真是财神爷，被你骂都可以骂出钱来。以后，只要你有空就多骂几句，值，比他妈赵本山卖拐还来劲，送我钱，还得对我说：谢谢！”
他胖脸上荡漾着舒坦的笑容——心里实际真正地是为自己的聪明和精道得意着。
郑和平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他的医学造诣和手术刀技能并不比他的商人智慧差。他是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没有去医院工作，而是被出国的大潮裹挟到了美国。贫穷中国的八十年代末，几乎每个年轻人都在向往美国的富裕。可是，在美国，他的学历并没有多大的用处。行医，在美国是最严格的：需要执照！按他的情况，必须先进修英语，中国大学的那点英语水平远远不够用的，然后再进医学院读两年的书，才能有资格行医。可是他没钱，读不起，又拿不到奖学金。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做小买卖维持生计，夫妻俩人把地摊从美国的西部洛杉矶摆到中部俄亥俄州，再从俄亥俄州摆到东部的纽约。他们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租了一间房子，房东是个叫汉斯犹太老人，对中国人相当友好，尤其对上海来的人更是友好。据说，汉斯的父亲在二战时期为逃避纳粹的屠杀，从一个中国外交官手里获得鉴证，全家逃到上海。在上海的虹口区居住了五年，得到了中国人无私的帮助，一家人才得以幸存。战后回到欧洲，又移民美国。有一天，汉斯来收房租，无意中与郑和平夫妻俩闲聊，问他们在做什么生意？郑和平面带难色，痛苦而又羞愧地说：什么可以赚钱，什么可以养家，就做什么！汉斯太理解这话的意思了，就是什么都做，但什么也没做！这是美国新移民最普通，最常见的经历。
汉斯微笑地对郑和平说：
“你请我喝杯咖啡，我给你一点建议，也许会有点用的。”
郑和平恭敬地为汉斯煮了一壶咖啡，然后与妻子一起听汉斯的建议。
“詹姆斯，你们中国什么最多？不错，咖啡很香。”汉斯问道。
“什么最多？”郑和平纳闷，没回答上来。
“人最多。”还是他做人事工作的妻子替他回答了汉斯的问题。
“什么最少？”
“钱最少。”郑和平自己回答。
“回答很好。中国人最多，那么就应该考虑做人的生意。一个人有一个脑袋两只手和两只脚，那就做手的生意做脚的生意。中国有十三亿人，就有二十六亿只手和二十六亿只脚，还有，美国也有四亿人，也有八亿只手八亿只脚，加起来是多少？你自己算算，三十四亿手和三十四亿只脚。三十四亿只手需要三十四亿只手套来套，三十四亿只脚需要三十四亿只鞋来穿，而恰恰美国人是从来不做手套，也不做鞋子的，他们只知道戴手套和只知道穿鞋子。”
汉斯的话很有趣，也很有道理。郑和平从没读过也从没听过这样的理论。
汉斯继续说道：
“一个人，在几年里也许只需要一双手套和一顶帽子，但绝对需要更多的鞋，男人需要几双，女人需要几十双，知道吗？鞋和面包一样，是不可替代的消耗品，面包是被人吃掉的，鞋是被人磨掉的，人活着就要走路的呀！再说，人可以不带帽子，可以不带手套，但不能不穿鞋子啊，你在纽约大街上，在上海大街上见过不穿鞋的人吗？更重要的一点是，你们中国人多，人多钱少，劳动力就便宜，劳动力便宜，做出来的鞋也就一定便宜，便宜的鞋就一定能卖出去。在这点上，全世界都没法和中国人竞争——”
那天夜里，郑和平整整一宿没睡，满脑子都是汉斯的话。天亮的时候，他终于想清楚了。这一夜，犹太人汉斯的话，让作为一个曾经抱着当白衣天使理想的郑和平，象一棵秋天里的小草那样默默死亡了；作为一个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制鞋商人的郑和平，象春天里的小苗一般悄悄破土发芽了。
之后的一个月里，郑和平什么也不做了。专门买书，上网，咨询，都是围绕着一个“鞋”字。了解得越多，郑和平就越觉得汉斯的话是真理！是放之全中国商海而皆准的真理。他甚至痛恨自己的智商：自己以前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呢？在那一刻他忘记了，他是个农民的儿子，从小是赤脚在田间，在乡村长大的。直到大学一年级，才有了自己的第一双皮鞋，记得是一双猪皮的皮鞋，花了十二元钱买的。因为不管家里多穷，在大学的课堂里，没有一双皮鞋是很丢人的。之前，他穿的都是母亲纳底糊面的布鞋和两元钱一双的绿色解放胶鞋。因此，他从来不去注意别人的鞋，也从来没有觉得鞋在一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然就不会想到那么多。
最后，郑和平决定：在中国，温州人做皮鞋，山东人做布鞋，广东人做塑料鞋，江苏人做休闲鞋。自己就做拖鞋——上海人的拖鞋。不是那种廉价的拖鞋，而是美国中产阶级穿的精美拖鞋，是那种住在别墅里，住在豪华公寓里穿的拖鞋，尤其是女人穿的绣花拖鞋。
可是，郑和平自己做梦也没有预料到，正是他的“杰作”，彻底改变了石小妹一家人的命运。对石小妹来说，这种改变真得不知是悲是喜，也许是悲喜交加！
就在郑和平欣赏着夕阳之光，轻松地吸着大中华香烟的时候，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架飞往中国的美国联航班机一小时后即将起飞。按照时差，美国东部夏时制正好与中国相差十二个小时——黎明之时，一位年青的高高个子的美国小伙儿正在登机，在他的手里也握着一张《纽约时报》，和郑和平桌上那张是同一天的，也翻在同一个版面上。
这个美国小伙子叫约翰.麦伦。
麦伦毕业于美国最著名的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他学的专业是研究世界经济。他手里《纽约时报》的那篇题为：《中国，一个盲人女工与三十六万五千双绣花鞋》的文章，己经读了不下十遍，每次都会被感动得泪水盈眶。但是，在他心底却也生出重重疑虑：这会是真的吗？象*世界的天方夜谭一般离奇？一个盲人女工，竟然能在十年的黑暗中绣出这些精美的鞋结，他无论如何不敢相信！他甚至还专门去买了一双绣花拖鞋回来看，并且把这故事讲给他的母亲听，也讲给他的父亲听。
麦伦的父亲是一位资深的美国联邦参议员。父亲听完后麦伦讲的故事后，微笑着对他说：
“麦伦，我亲爱的孩子，你讲得故事我在报纸上也己经阅读了。你要知道，了解中国人，要比了解天体宇宙还要困难得多，这个国家能创造世界奇迹，也能创造人类不可思议的谎言，我们这代美国人花了五十年时间也没有真正弄明白，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倔强的，年青的约翰﹒麦伦和所有美国年轻人一样，具有世界上最强烈和最天真的好奇心。他撕毁了美国花旗银行为他准备的年薪八万美圆工作合同，踏上去上海的万里行程。
麦伦心里固执地认为：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这个国家最平凡的女工——盲人女工也能如此顽强地与命运博斗，创造奇迹。那么，这个国家是任何力量也无法征服，无法战胜的。如果，这个故事是假的，为了商业利益而编造的，那么，这个国家将是无可药救的，永远无法立足世界强国之林的——
麦伦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在十六个小时后只身来到了上海。
由于麦伦到来，彻底打乱了石小妹一家人宁静的生活。不仅因为麦伦有一个重量级的美国国会参议员的父亲，而且又是下届共和国党人的副总统候选人，麦伦的到来引起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高度的重视和关注。更重要的是，三个月之后，他本人也成了这个关于盲人女工绣花结故事中的一部分。
这个结果是麦伦没有想到的：他在上海一呆就是两年，一边靠教英语谋生，一边学习汉语，再一边就是坚定不舍地追求柳婧；
这个结果是柳婧也没有想到的：她在大学毕业前就成了美国青年麦伦的太太。
这个结果石小妹也是没有想到的：她，一个中国最低层的，靠钩制鞋结为生的穷苦盲人女工，突然成为了麦伦的丈母娘，成了美国联邦参议员，副总统候选人老麦伦的亲家母。<a href="" target="_bl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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