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北进那身宽大的僧侣袈裟，根本无法掩盖和罩住他那种多年练就的谈话艺术，如同一个狂草不羁的书法家，在挥毫驰骋之后轻轻地一点浓墨收笔：
“别以为我跑题了，切中主题。这就是永远笼罩在中国企业家――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家头顶上的，永远散不去的，永远改变不了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
朴素不得不更加钦佩谭北进的政治水平。他刚才的那番话，即便是在北京的中央理论研究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大学政治经济家教授的嘴里，也无法听到的。而在承恩寺里，一个身在寺庙的和尚却高深具到，侃侃而谈。朴素很认真地记下了谭北进话中的要点，尽量不遗漏一丝一点。
谭北进双手捧杯满满地喝了口茶后继续说：
“朴秘书，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人知道我的这些想法。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些，在监狱里，在承恩寺里，在步行千里的路途中我甚至还想到过，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能让我从头再来，我是选择继续当部长呢？还是仍然选择下海去当商人？我可以明确地对你说，我依然还会选择下海经商。这是母容置疑的。但是，绝不会再去搞私营企业，也不会去玩假公济私的把戏――”
“哦，就是你的著名伊拉克国旗的招数？”朴素笑着插嘴。
“啊，这你也知道？惭愧，惭愧。现在看来，真的是雕虫小技，人人会使的招数，小儿科一般，我那时还当作江湖的葵花宝典。伊拉克国旗是白黑红三种颜色组成的。我对它为我所用的新解释是：红，就是红的顶带，是要顶着国有企业红色的外壳和挡箭牌；白，也是白手起家，让私人的资产不断壮大；黑，是要有一个官商勾结，暗地操作的黑箱。做生意，实际上也是做一场人生的游戏，这种红白黑的做法虽然很流行，也行很管用，屡试不爽，但也让我在里面承担了太多的付出和演出的角色，也就为我今天的牢狱之灾，庙宇之身种下了祸根。我们都有体会，在中国，公与私，家与国，个人与集体，从来就是两座只能相望而永远不能相连的高山，那是两种截然相反的道德观念，是判断一个人思想品格的标尺。你听听这些词，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斗私批修、私心杂念，对个人主义要象秋风扫落叶
“我们说公正，公平，公开，但没有人敢说私正，私平，私开。公，永远代表国家和人民，代表高尚；私，永远只代表个人，代表卑劣。即便把‘私’这个字用在个人的身体上，也是指最隐秘，最肮脏，最见不得人的地方私，无一溢美之句，公，全是褒奖之词。我曾经非常喜欢，非常欣赏，非常热爱私营企业。真的喜欢，这是心里话。私营企业是那样自由，那样灵活，那样果断，那样充满想像力，那样有着蓬勃的，强盛的生命力和扩张力。进入中国和世界五百强企业，往往是私营企业家怀中遥远的，努力的，舍去生命也想去实现的梦想，而对国有企业家来说，只是一句壮胆的口号，是一句逗自己开心的标语。可是，时间一长，企业一发展，先是朦朦胧胧觉得，后来清清楚楚明白，私营企业，在中国，只不过是一种根本无法长大的奇怪东西，象浩瀚沙漠中的梭梭林，象无边沼泽地里的塌头草，象养鱼塘里喂大的鲫鱼，象深山峻岭中谷底道旁的灌木求安一隅，小康即足，见好就收，唯命是从，是私营企业家最最上策的选择，千万不要去想上富豪榜，那简直就是杀猪榜。人怕出名猪怕壮，真不是一句戏言，是老祖宗拿命换来的忠告，是中国五千年留下的绝对真理。悄悄地开奔驰宝马，静静地住豪华别墅，偷偷地大把花钱，不必为花一万元钱而去批条子，不必因为用掉十万元钱而被查处，不必包个二奶而东躲西藏这已经是给予私营企业家最大的自由和快乐了
“我敢大胆断言，在下一个三十年里，只要依然执政，如果中国经济超越德国，超越日本，发展到了无比强大的体量，能稳稳地站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时候，那就更能说明：只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才能强中国。到了那个时候，私营企业只会又一次沦落为可有可无的怨妇弃妇。如果，万一中国的经济崩溃了，那么私营企业就是祸国殃民的魁首，必杀之谢天下，又一次成为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替死鬼。这不是危言耸听，骇人听闻。我最不愿意看到这些的人。但是，我们时代的地球，什么时候会以普通人的意愿而转动呢？只有很少人能看到和看懂，在我们的党章里面，早已设下一个巨大的，可以随时随地移动的陷阱，我们制度的帷幕后面，永远埋伏着一批随时听摔杯出击的刀斧手。不杀富济贫，不杀私肥公，就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了，便就成了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共和党了”
谭北进忽然转过身来，用一种很迷蒙的目光久久地看着朴素，半晌才断断续续地似问非答地说：
“我，晨晚诵经的时候，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奇异的，古怪的问题。你说，从玻璃和镜子中折射出的太阳光，究竟还算不算真正的太阳光？折射的光线――虽然与太阳照射的光线一样的亮，但是已经没有了热量，没有了紫外线它对植物，对人的身体产生的作用一样吗？你说呢？”
朴素看了看谭北进，没有回答。他根本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谭北进收回了那迷蒙的目光，沉吟了一会儿又说：
“改革开放快三十年了，党的经济政策的阳光，一向都是先照在国有企业的身上，然后再折射到私营企业身上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改革的急风暴雨的浪潮中，国有企业总能穷途不是未路，绝处总能逢生，而对私营企业来说，穷途早晚是未路，绝对不会都能逢生的真正原因和潜规则。这是对的，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底线是：国不可垮，民可以穷！你仔细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朴秘书，你参加过无数次讨论和制定企业政策的会议，我们领导人的出发点是不是这样的？起码，说不出口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这样！至少，我过去当部长时就是这样想的。往事虽不堪回首，但确实值得深思。你说奇怪吗？改革开放中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对私营企业的经济政策，在那些领导人的手中转过来，又倒过去，提到头顶上，又放在地板上，就好比雕塑家手中的泥巴，对着架子东贴一块，西补一堆，上粘一坨，下补一条最后，你会突然发现，他们虽然不很懂经济，但却如此精通政治，这些经济政策的泥巴，在国有企业的躯干上修修补补，拍拍打打，雕出来的竟然是一尊他们个人的高大塑像”
朴素笑了。他听懂了谭北进这段话中所包含的寓意，非常形象，非常深刻。但是，朴素不想也不能展开这个话题的讨论，他巧妙地岔开了这个话题：
“谭部长，当年你扛着伊拉克国旗下海的做法，在你看来，今天还有用吗？”
朴素从北京出发前，在看谭北进的个人资料时，对“红白黑”的做法曾有过很长的深思。他觉得，这种表里不一，半红半黑的企业的产生，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大的“中国特色”，也是政策与法律中最棘手的，最多空子的灰色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