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峰的办公室出来，王七步直奔停车的地方。上车后，哦不，事实上上车前他就已经知道车上的那三个货在做什么了。就算王七步不是听力优于常人，沈青戈“你要不？你不要我要了”的穿透力也着实大了一些。
“什么战况？”上车后，王七步凑过来问。
“沈青戈输了，一直在吵着要翻本。”魏逆就道，而这个情况是也王七步之前就预想到了的。所以也并不显得多么的意外。
“你有事儿？”沈青戈抬头看了王七步一眼。然后就继续盯着自己手中的牌了。而王七步也只能摇头苦笑，道“有，但是不急。就是要去看块地然后约见几家房地产老板。你们继续，顺便想想午饭在哪吃。”
于是当王七步一行人再次回到市区的时候，时间也是正是午饭的时间，在预定的馆子吃了一顿天价工作餐后，王七步指着外面的一大块区域道“就是那块地了。”
“靠，这就你知道你刚刚比了多大的地方吗？十分之一个区？”沈青戈当时就惊了，谴责王七步这家伙也太不严谨了吧。
“呃，倒是没有十分之一个区那么夸张，但是二十分之一个区的面积总是有的。坦白说我挺看号这里，准备把这里买下来然后建造一个前沿区块。集合了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一些东西。一些名贵的店什么的。当然，建成折后这里的门槛也一定会很高就对了。”王七步呷了口热茶道“精品商业的概念你们有兴趣听吗？呃，既然已经说到这了也就不考虑你们的感受了，人总有不吐不快的时候，我想你们是能够理解的。首先，即便是燕京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人的眼中也跟村子没有多少区别。没有城市区，没有真正的不夜城。这个不夜城的概念很宽泛，我知道对于我们几个来说这里就是不夜城半夜三点我们也可以出去光膀子吃烧烤。三点半早餐也就出了。但是对于女生呢？燕京有几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商店？或者说更纯粹的夜店什么的？虽然没有统计过，但是我想在现阶段应该是一家都没有的。所以，这样不行。在我看来燕京发展一个精品区块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不发展，就会被人笑。如果有一天住在纽约皇后区的黑人都来笑我们，那我可真就是没脸见人了。”
“呃，你之前不是说就是想要一个幢大厦吗？怎么今天就变成精品区块了。再说这得是一个多么庞大的资金流量你想过没有？”岳晓晨皱眉道。王七步的种种狂想确实是非常考验在他身边的人的神经的。
“之前也是觉得只建造一座大厦确实小气了一点。正巧纽约黑手党今天早来过电话，想和我做一比洗钱的买卖。他们问我能帮忙洗多少，我就问他们要洗多少，那二货跟我吹牛-逼说我能洗多少就多少。我想了一下说那我洗三百亿美金，电话那边就开始骂脏话了。最后他们说只需要洗是十五亿就可以了。洗好后愿意支付我们其中百分之二十五。我说这些只是想说明我们每天都在进钱，所以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想着怎么花钱很可能是我们的一个任务。”王七步就道。那语气是那样的认真，却也就是那样的欠揍。
“嗨，不就是花钱吗。王七步你放心，这个事儿就包在我的身上了。我们可以给我们村每家房子都推到，然后盖上别墅，电器都配全了，再送一辆小轿车。给我们村修个公园，给学校改建，建好后跟燕京的贵族小学差不多就行。然后再建一个敬老院。然后再把我师傅那间破道观修葺一下，完全参照少林寺的大雄宝殿。”说道花钱，岳晓晨也就滔滔不绝了起来。事实上这是些事儿只要王七步拿钱他就是一定回去做的。
“学校和敬老院的事儿你有空回去的话就可以着手了，地方政府的工作我会让人去知会一声，是不会有人敢跟您玩什么手段的。最后，你师傅就算活着也早晚会被你气死的。你自己也说你师傅是道士，那地方是道观，要是按照大雄宝殿那么修会遭天谴的。不过修葺也是一定要的。”王七步就道。显然他接受了沈青戈除了吐槽之外的一切花钱计划。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如今的他确实要把想着如何花钱当作是一项工作去看待了。这事儿说来玄幻，但事实上王七步觉得自己一定是在新的经济形式下第一个思考类似问题的人。
九十年代的经济，其实是最能反应当时时代特点且具有典型性质的。其实经济学或者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当它的“纯粹”形态的普遍原理被应用於具体社会的时候，总会引出“实践”形态的问题。现象学对纯粹科学的实证主义态度的批判，对中华经济学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揭示出哈贝马斯曾经强调的认知与兴趣之间的知识社会学联系，从而为经济学的话语权力划出合理界限；另一方面以批判的实践理性为经济学提供了反思的基础，而只有在自身范围内具备了反思能力的经济科学才是黑格尔批评康德时所论述的“纯粹”的科学。在当代中华对经济学的实践的反思引出了中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华改革面临著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些政治经济学问题向中华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了严重挑战，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这一挑战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著中华自由主义的命运。
九十年代初由老人家首先加以肯定和推广的“南中华模式”在整个90年代成为中华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不论这一模式有多少形形色色的版本，与传统国营企业的激励机制相比，它的制度经济学特征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对“分立的财产权利”的保护。哈耶克晚年曾对这一产权形态如何根本性地改善著多数公民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按照他的理解，这一产权形态以及围绕它而发展起来的一整套支撑体系，不应当误解性地遵循它在西方社会的特殊历史被命名为“私有制”或者叫做“资-本-主义制度”，而应当被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整个九十年代中华人均收入水平和现实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实质上就是这一合作秩序不断扩展的结果。由於合作范围在人竤中的扩展，分工与专业化便得以深化，最终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和国民财富的增长。
如果生产的技术条件一样，那么家庭或由最左边的曲线组描述的制度安排具有最高的代理人生产效率。但是家庭经济能够容纳的生产的技术条件缺乏规模经济效益，而规模经济效益是诱致“人类合作”的秩序从家庭向外扩展的根本原因。国营企业固然使用了大规模经营的技术条件，但其制度安排下的监督成本太高，以致部分甚至完全抵销了规模经济效益方面的好处。这两种极端的制度安排的利弊就突显出了为甚么乡镇企业或“南中华模式”可以成为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乎唯一有效的驱动机制。
乡镇企业之所以具有较低的监督费用，除了因为依靠本地联系和血缘联系能够提供的支持外，还由於它主要地实行了保护企业主管人员的“利润权利”的制度。乡镇企业有比较明确的追求财富增长速度的目标，所以由乡镇地方政府提供的对代理人利润权利的保护导致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
以上分析也表明，“南中华模式”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产业升级”，也就是如何发展和取代国有企业具有的那种大规模经济的技术条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与投资机制的创新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
甚么是代理人的“利润权利”呢？为著经济效率而定义的“利润”，也就是熊比特所说的创新的利润或“价值剩余”。在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奈特看来，企业家创新行为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源泉。所以哈耶克认为，一个社会发展其经济的能力归根结柢取决於这个社会是否保护企业家的“利润权利”，是否“鼓励一切个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创新”，是否把创新者的利润权利当做宪法的核心条款来实行。经济自由是其他各项自由的基础，创新者的利润权利於是成为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最重要的原理之一。
效率原则在“南中华模式”里，并且几乎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在整个90年代以及80年代后期同“公平原则”发生著冲突。这种基于“经济增长是医治一切社会问题的最好药方”的理念，即“南韩的增长方式”，是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普遍地无视这一模式下出现的公平问题的原因。
我们必须承认，就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华社会而言，以及就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华社会而言，发展总比停滞好些，并且“发展”始终是逼迫到中国人头上来的因此，我们必须为创新者找到“利润权利”的合法性基础，我们必须提出和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经典的也是核心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表述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看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在於理解“劳动-资本”这一轴心关系。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向著市场体制的转型，在苏东各国都遇到由这一轴心关系的重建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危机，而意识形态的压力又反过来抑制著市场体制的发展。
“资本雇佣劳动”其实并不是资本与劳动之间一般的经济关系。在许多场合存在著有效率的“劳动雇佣资本”的经济制度例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只要“劳动”不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人力资本智力密集型的劳动。只是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也就是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分工与专业化不得不采取劳动的高度异化的方式--大机器生产将人当做生产流程的零部件。随著资本财富的积累和由此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将被逐渐稀缺的劳动诱致去开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从而将劳动本身解放出来。如马克思说过的，市场蕴涵著巨大的解放力量。哈贝马斯也正是由於看到了这一解放力量，才转而去修正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劳动的解放，与“利润权利”的合法性一样，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新左派方面的知识份子似乎不打算承认这个历史过程，於是才有了以“第二次思想解放”、“新进化论”、“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等等为代表的试图一步跨越经济发展的“万里长城”的社会方案。
就目前中国社会而言，转型期政府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仍然在于发展经济，并使多数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这一点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中华的历史事变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仅仅满足於经济发展和比较公平地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分享发展的成果，并不能保证转型期政府确立其合法性。因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中间层”，或者乾脆叫做“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在经济上正是“人力资本”的载体，他们最直接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在政治上，这一阶层足以调和最上层的权势集团和最下层的边缘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从而能够提出和维护各方都可能接受的“社会正义”并且建立理性对话渠道，而不是使社会分裂为“谁之正义？何种理性？”的战争状态。
最近国内几位社会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旧体制中的权势集团通过新体制下的权力寻租活动，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资本权势”关系，或者用研究者的术语，叫做“总体资本”。由於这一资本权势关系的形成，根据这些研究者的观察，原本刚刚开始生长的“社会中间阶层”，正在被瓦解为依附於资本权势关系的附庸集团，或者沦落为社会边缘集团之一。这一现象正表明了缺乏适当的道德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何等脆弱，何等容易蜕变为腐朽的官僚垄断支配的经济活动。今年年初，由燕京金融界一家刊物主持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资深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联合研讨会，著重讨论了这一现象及其可能的严重后果。在中国，“节制资本”应当被赋予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新涵义，并且应当成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支撑点。
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改革理念中的核心地位，由於新左翼知识份子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评，由於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著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与出路问题，我在下一节简要讨论这一问题以为这篇文章的结语。
感谢九十年代后期国内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与“新左翼”知识份子之间的对话，使我们认识到自由主义在中国正处于双重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正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向著市场社会转型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宪法精神”里面，还缺乏对利润权利的尊重，并且由於利润权利的不受保护，整个经济的创新能力受到摧残，这也就相应地鼓励了权力寻租的能力和腐败行为。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者才提倡和坚持了苏格兰启蒙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这一立场视“产权”--由洛克定义的广义产权，即生命权利、基本自由权利、财产权利--为个人自由的最根本保障，视个人自由为最高的价值，视自由市场为文明演进的最可宝贵的制度遗产。另一方面，中华的“市场社会”是缺乏自我批判精神的市场社会，这里极容易发生资本与权势的勾结，从而腐蚀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者必须坚持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势关系的疏离和批判的态度，坚持福柯所阐释的“启蒙”--对权力的包永恒的批判态度。这样，自由主义在中国就一方面要对旧体制对人的奴役进行抗争，一方面又要对新体制对劳动的异化加以批判。由於这一双重的任务，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与西方当代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在“中华自由主义”这里变得格外复杂，而根据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对中国的自由主义加以分类便显得没有意义。也由於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这一双重的冲突与困境，我把它叫做“中华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