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的陷落已经成了铁板钉钉上的事实了，随着10月266团所属的由佐野虎太大佐指挥的机械化追击队进占汉口市；在江南的波田支队于26日5，从宾阳门突入了武昌城；次日下午，第15师团所属的由高品彪大佐指挥的步兵第60联队，从武昌渡过长江，攻占了汉阳。武汉三镇便是完全的陷落了。
由于在24夜，武汉中国守军各部均已按计划撤离市区。所以在第9师团攻占了贺胜桥，第27师团占领了桃林镇，并切断了粤汉铁路的时候，整个武汉方面的守军已撤至湘北及鄂西地区，日军攻击城内的时候，武汉已成不设防的地区。
其实早在畑俊六大将的华中派遣军攻占武汉以前的10月7日，日本政府就下达了‘关于攻占武汉后之庆祝活动和中心口号等即作规定’，要求在军部占领武汉的公报发表后，各新闻媒体迅即以无线电广播，鸣放汽笛、施放宣传气球、张贴消息等方法，使民众周知这一重大事件。同时需要在政府部门、学校、工厂、商社、各社团、市民、乡村之间，由官方举行庆祝会，各民间机构需组织各种慰问团，由社会名流率领，前往战地进行慰问劳军，参拜神社，慰问出征军人及战殁者亲属，等等各类祝捷活动。所有各类祝捷会，均须体现‘宣扬皇威、感激皇军，为建设日本之大业勇往直前’之思想。
当占领武汉的消息传出后，在日本各地和占领地-台湾、朝鲜、满州各地，均按照政府之命令，举行了大规模的祝捷会，东瀛岛国上下，到处张灯结彩。东京市民更是在皇宫外的樱图门前、位于三宅坂的陆军省、参谋本部周围彻夜狂欢。
10月28日上午11时，昭和天皇-~:宫载仁亲王大将，海军军令部次长-古贺峰一中将，就‘**’（日本官方称自己的军队为**）攻占武汉三镇及附近地区一事，赐以敕语“吾陆、海军诸部队之紧密适切协力，克服长途之几多困难，终于击摧众敌达成攻占武汉之目的，朕对此深感欣慰。望将此旨传告众将士。”
11月3，在陆海军占领中国广州、武汉地区的事实下，日本政府又提出‘日、满、华善邻提携，以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并以大日本帝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
帝国政府声明
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
今凭陛下之御稜威，帝国陆海军已攻略广东、武汉三镇，定中国之要域，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然该政府如坚持抗日容共政策，直至将其歼灭，帝国决不收兵。帝国所冀求者，在于建设和确保东亚永远安定之新秩序，此次征战之最终目的亦在于此。
该新秩序之建设，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树立互助连环之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达成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此实为有助于东亚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之方法。
帝国所希望于中国者，在于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任务。帝国希望中国国民，能理解我国之真意，并与帝国协力。如国民政府抛弃从来之指导政策，更换人选，取得新生成果，而参加新秩序建设，我方并不拒绝。
帝国深信。列国对帝国之意图。亦能正确认识。以适应东亚之新形势。就中对盟邦各国从来之厚谊。深致谢意。
东亚新秩序之建设。渊源于我之肇国精神。完成此一建设。是赋予现代日本国民之光荣任务。帝国在国内各方面将断然进行必要之改革。以图愈益扩充国家之总体力量。排除万难。为达成斯业而迈进。
兹政府声明。为帝国不动之方针与决意。
而此时地国民政府上下却是在忙着调整湘赣一线地部署。对于日本人这种近乎无赖地所谓狗屁声明。倒是没几个人将这些草纸当回事。管他什么天皇敕语、政府声明、民间祝捷。国民政府现在首要之任务是重新调整部署。准备长期抗战下去。
客观上说。武汉会战地确算得上是一次大捷。抛开此会战相比之下给予日军地重创不说。单就这场历4半月。以中**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地会战本身而言。就具有着重大意义。‘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地思想贯穿了整个作战。武汉会战不但给予了日军以重创。
没有使得中国守军陷入到如同守南京地那样地噩梦中区、第5区地外围抵抗并最终成功组织撤退。显然就是一种胜利。/
就战役而言，日军最终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武汉-这个中国的腹心地区，的确是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角度而言，日本人却是未能实现其原先的战略企图。
当初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也鉴于此认识，日本御前会议才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而为此，日本政府还规定须以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
但是现在，武汉会战结束了，日军一心想进行的、意在切断中国南方生命线的广州攻略也结束了，可是结果呢？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政府期望的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
正如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所发表的声明中所写那样：“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四万万中国人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
日本大本营提出的‘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也因为这次旷日持久的会战而被彻底粉碎，由于由于中**队的坚强抗击，日本陆军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以配置给华中派遣军，其中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人左右，并协同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4半月，不但没有歼灭中**队的主力部队，更没有没有使中**队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自己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损失，此战而下，伤亡十万之众，更有万家岭之战令一个师团损之半数这样的战事。可见日军之困境。
诚然，自卢沟桥事变为启，至武汉会战结束，这15个半月的时间，几乎是日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在日军咄咄逼人的进攻下，国民政府军屡屡败退，但整体从战略上来说，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中部以东的包括南京、上海、武汉这样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城市在内的所有重要城市、港口、重要铁路等交通命脉，但却未能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反使自己陷入战争泥潭，暴露出战争潜力严重不足的弱点，不得不面对战争持久化的严酷现实。
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再也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防御。而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则陷入了它最不愿意看到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
这样，战争前景也变得模糊起来，中国国民政府虽然撤守了大片领土，但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狂妄计划，并使得沿海大批工厂内迁，掩护全国转入战时体制。虽然日军在战役上攻城掠地，在战略上却力不从心；中国在战役上屡屡失利，在战略上却初见胜算，由此开始，方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尽管战场上的力量对比，日方仍占上风。日方虽无力继续战略进攻，仅能实施战役性的有限攻势，而中国也还不足以进行战略反攻，仅能在抗击日军有限攻势时实施局部反击。而日本的对华政策也转变为：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因而可以这样来评价武汉会战，这种战事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
而这个时候，74军上下的数万官兵却不知道什么是转折点，什么是持久抗战，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正在紧急开拔的途中。
由于武汉沦陷，华中另一重镇-长沙已经处于日军的严重威胁之下。为了保卫长沙，11月5，74接到第9战区的命令，调往长沙以东的永安等地，就地防御。(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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