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克全对朱德的讲述很不满意：“我个人认为陈海松同志没有受到过系统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培训，在思想上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从张掖开始所作所为基本上是自行其是，军队和根据地建设中带有很强的流氓无产者民族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错误倾向，根据地政权、党组织、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发生了严重的变化。
作战以来师以上干部三人潜逃、失踪，团级干部十七人叛变投敌、尤其是政府经济部门、部队后勤部门、与敌伪接近的独立驻军、八路军驻大后方各联络处部员，厌倦了艰苦危险的斗争环境、羡慕资产阶级花天酒地的生活、放弃了理想信念，携款、携枪叛逃。
部队里比资历、要官职的有，意志消沉、希望到地方工作的有，贪污公款、私藏战利品的有，临阵脱逃、杀害战友的有。损害群众利益、伤害百姓的也有。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这足以说明军队中存在着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等剥削阶级思想以及严重的农民习气。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军队的建军原则是：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教育；通过政治委员和党支部加强政治工作，实现无产阶级政党对无产阶级军队的领导；军队中必须有最严格的纪律。觉悟和纪律是军队力量的源泉。这应该成为我们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
而对比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我们必须承认，相当一部分指挥员来自于农村、文化较低、思想落后、封建残余深厚、小农意识普遍，表现为革命的不坚定性和动摇性。
我个人认为无产阶级军队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力量。在军队中加强**理想教育、革命纪律教育、提高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思想觉悟非常迫切非常必要。
必须制止各根据地急功近利、盲目扩张、唯军事论等错误观念。尽快派出保卫干部查处党的干部队伍中理想淡薄、贪污腐化、军阀作风、追求地位等内部敌人，整肃党风军纪。”
朱德点点头表示赞同：“克全同志谈到的军队思想不统一不坚定的现象的确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里存在，并有蔓延的势头，对党的抗日事业以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产生严重影响。[]
各根据地各主力部队政治委员也都反映部队中新入伍战士普遍缺乏革命理想、作战不够顽强、违犯军纪现象较多，干部自身素质有限、指挥水平不高等问题。我赞成克全同志的提议。应该在现有规模的基础上暂缓扩大编制加强部队政治思想教育。
不过我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陈海松同志的错误，**八路军要在敌后战场上重创敌人、光复山河仅仅依靠六万红军是不可能做到的，过河第一战平型关我军伤亡将近两万、太原敌后作战三个主力师伤亡甚至超过两万，今年以来我军各部在敌后主动出击拓展根据地劫夺物资，团以上作战数百次，伤亡超过五万，如果仅仅依靠红军家底早就拼光了。
而敌后**各路溃兵达到六十万之多，这些散兵游勇有些散落民间。更多的携带枪械、打着抗日的旗号聚集起来霸占地方、鱼肉乡里、军纪败坏、待价而沽。如果不被我军改编很有可能成为鬼子的帮凶或是土匪，反过来壮大敌人的力量残害敌占区人民。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总部抱着对根据地人民负责的态度对能够收拢的溃兵全部收容，武器全部收缴，其中20余万贫苦出身、身体强壮、有一定军事技能的编入正规军、十万人编入地方部队，还有30多万送到后方充实到工程部队、工厂、矿山从事劳动生产。
从作战效果看。新编部队军政素质较好，服从指挥、作战积极。战斗力、凝聚力较强。
比如晋察冀军区杨成武旅、晋西北军区宋时轮旅、章拯宇旅基本都是收编晋绥军溃兵后扩建的新部队，装备一般、一直在防区开展游击作战。缺乏大规模攻防战的经验，但在此次山西北部战场大同外围设伏围歼阿部规秀混成第2旅团战斗中，表现异常英勇。
他们根据晋察冀军区的统一部署，佯攻大同围点打援，冒着北平、张家口敌机轰炸、顶住大同突围之敌的夹攻，坚决执行围歼混成第二旅团的计划，战斗过程中所有党员干部靠前指挥、身先士卒、带头冲锋跟鬼子肉搏，发挥出先锋模范作用，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
新战士们在新式整军运动中觉悟提高很快，战术技能掌握的很扎实，杨成武旅担任正面阻击兵力使用合理、兵器配属有主次、防御工事有纵深、正面阻击与后方袭扰相结合让阿部规秀六千余人猛攻了三天伤亡过半却无法突破，被随后赶来的宋时轮、章拯宇旅全部包围。
三个旅一万八千人执行命令坚决、进攻战术得当，激战一天多次发生肉搏战、白刃战，虽然战死三千、受伤五千多却没有一个临阵脱逃、擅自退却的，轻伤继续战斗、重伤不下火线，终于突进敌人固守的村镇，交叉掩护逐屋争夺，全歼驻蒙军中的这只恶狼。
完全是晋绥军组成的孟宪吉68师在外围阻拦26师团的救援也是能打敢拼，部队伤亡过半力保阵地不失，毙敌三千，与平型关、忻口作战时判若两队。在傅作义部出击察哈尔26师团被迫回援后立即转入反攻，缴获大批辎重、收复晋北大片国土。
战斗中聂荣臻指挥灵活、充分发挥火力优势，陷入僵持时集中了三个旅的所有火炮进行重点打击，阿部规秀以及步兵五个大队长中的三个、三个配属大队长中的两个就是被炸死在指挥所里的。军区侦察营、骑兵营连续袭击敌运输部队，很好支援了前方作战。
由此可以看出，军队的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改造他们的能力，我们连自己的同胞都不敢相信、不敢使用，只能说明我们没有自信、不了解中国人的本质。
你说我们的部队组成主要是农民，这点不假，因为中国是几千年的农业古国、没有多少产业工人，就是产业工人也同样带有农民意识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想想向忠发、顾顺章，他们的确是工人阶级出身身居高位，可他们却在白色恐怖下动摇了，成了可耻的叛徒。
而中国数量最多饥寒交迫的农民无疑是我们党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他们或许存在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反动军阀、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榨、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他们愿意跟随我们打败鬼子、过上幸福安宁的新生活。
他们和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望，完全可以成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他们都是带着质朴的感情投身革命、文化不高、觉悟较低、意志不坚、目光短浅、组织纪律性差、团结协作意识不足，有个别部队因此造成崩溃。但我认为这不是这些新战士的错，问题出在干部身上。
同样的情况杨成武旅、宋时轮旅为什么能做好？第七战区是我军最年轻的一个战役集团，起初只有新四军两万多人，装备低劣、内斗不断，作战思想不明、作战方式不统一，以团为单位孤立地分散在敌占区里危机四伏缺粮少弹，曾多次发生哗变投敌事件。
陈海松去了后，短短几个月变戏法一样扩编成7个军15万人，兵员也很新，大都是川军溃兵、当地爱国学生和民众，在我们看来能存在下去就不错了，可他们愣是创造出奇迹。
新六军利用第二军的敌后机动拿下兵力空虚的徐州，新五军、新八军纵横皖南活捉板垣、冈村，新四军、87军在扬州附近接连出击，把11师团打得缩在扬州不敢动弹，退出大运河，新七军也在合肥安庆之间频繁活动，屡屡截断114师团和第二军的补给线缴获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