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毛贼见我举起了双手，于是就在我的身上翻了起来，他嘴里叼着燃着的香烟，烟雾迷了他的眼睛，他歪着脑袋，半睁眼睛。 最后他只在的牛仔裤的口袋里翻到了20块钱。
“妈的，还真就20块钱。”
我不削地冷笑。
后面的毛贼突然指着我说：“这个人不是，不是那天在包子铺里逞英雄的那小子吗？”
另一个站在后面的毛贼看了看我：“没错，就是他。没想到今天遇上了。”
我仔细地看了看后面的那两个毛贼，正是那天在包子铺里纠缠花小年，又在我们演出时捣乱的那两个流氓。
一想到那天在包子铺里他们那丑陋的嘴脸，我的怒火瞬间就涌上了心头。
后面的一个毛贼走到我面前，揪起我的领口，指着我的鼻子说：“小子，没想到吧，今天又让我们哥几个遇上了。”
我看着他，说：“松开我。”
我话音刚落，那毛贼的拳头已经到了我的面前，我来不及躲闪，拳头正打在我的眼眶上。
那毛贼又喊：“揍他！”
随后我便被一脚踢倒在地，然后他们的脚就踢在我的背上、胸口上。我倒在地上，并没有挣扎，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疼痛，反而让我一下彻底地从迷惘和失落中清醒了过来。
不知道被他们踢了多久，一个手电的光柱一晃一晃的照过来。
远处有一个声音喊：“住手！”
“快跑，来人了！”三个毛贼扔下我撒腿就跑。
手电的光柱随着那个人的跑动在黑暗中摇晃着，离我越来越近。
一个人站在我面前，对我说：“你没事吧？”
我抬起头看，原来是小区里的保安。
我从地上爬起来，然后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说：“没事。”
说完我便一瘸一拐地向楼内走去。
走到房间里，我打开灯，对着镜子看着被打得淤青的眼眶，我对镜中的自己苦笑了一下。我拧开水龙头，用冰凉的水拍打我的脸。那一刻，我已经彻底地清醒了过来，我告诉自己，再难也要走下去。
6月16日，早上8点。我一直都没有睡，我坐在沙发上，电视里播放着早间新闻。
“今天这么早起床啊？”花小年用钥匙打开门，走进来。
我没去看她，低着头说：“嗯。”
她把一杯豆浆和三根油条放到茶几上，说：“今天我们去哪啊？是不是要去找工作啊？”
我没说话，把吸管叉进装豆浆的塑料杯子里。
“问你呢？怎么不说话？”
我喝着豆浆，还是没有说话。
小年弯下腰，低着头看我：“呀，你的眼睛怎么了？”
我抬起头说：“哦，昨天晚上去厕所，忘了开灯，撞到门上了。”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疼不疼啊？”小年伸出手，去摸我眼眶上青肿的地方。
我突然感觉到了疼痛，记得被打的时候我是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的。
我把头往后仰了一下，躲开她的手：“别碰，疼，疼。”
“我下楼去买云南白药给你包上啊。”说完她就要往楼下走。
“云南白药管这个吗？”
花小年回过头：“管不管包上再说。”
20几分钟以后，我变成了一个刚从战场上退下来，负了伤的战士。我右眼的眼眶上被绑上了绷带，绷带斜着从我的脑袋上面被左一层右一层地缠了一圈。我的右眼勉强还能看见东西，而绷带却就在我的眼皮上，这让我很难受。我想去把绷带扯下去，可是小年硬是不让。
小年拦住我的手：“别扯，带着。带一天就好了。”
看着她关切的样子，我朝她微微笑了一下。虽然不知道她的这种方法是不是管用，但是我的心里却是十分的高兴，原来花小年就是我最好的云南白药。
我抱住她，轻轻抚着她的头发。
她好像很出乎意料：“干什么啊？”
我在她的耳边说：“小年，你永远都不要离开我。”
“今天你是怎么了？怪怪的。”
我把头从她的肩膀上移到她面前，我看着她的眼睛，她也看着我的眼睛，我们就这样对视着好久。她微微地把眼睛闭上，好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我微微低头，去亲吻她的嘴唇。
那天，她把她的身体给了我，那是我们的第一次。
她依偎在的我怀里，对我说：“你是不是真的会像你说的那样，一辈子都对我好。”
我轻轻扶摸着她的头：“当然会，我不是都说过了吗，这辈子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你想甩都甩不掉。”我用手指刮了一下她的鼻子。
“讨厌。”
花小年说：“今天我们去哪啊？你这个样子看来是不能去找工作了。”
我看了看时间，已经是上午11点。我说：“你到时间回去给爸爸做饭了吧。”
她笑着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我不用回去做饭了。早饭我就把饭做好了，装在保温桶里，放到的他旁边。”
我说：“这算什么好消息啊？”
“这样我今天一整天就能陪着你了，你不高兴啊？”
“高兴，高兴。”我又把小年搂到怀里。
我又说：“带我去看看爸爸，反正今天也没什么事。”
“不要去了吧，今天我们就一直在这儿，我就这么一直躺在你的怀里。”她在我的怀里开始撒起娇。
“去吧，我好长时间没去看他了。回来我们再……”说完我朝她坏笑了一下。
“流氓。”她转过头不再看我。
我从床上下来，一边穿衣服一边说：“走吧，带我去看看爸爸。乖，快起来。”
我们买了些水果和糕点，到了和睦路，花小年的家。
打开门后，小年朝屋里喊：“爸，小许来了。”
我跟着小年走进来。我小年有喊：“爸，吃饭了吗？我给你放在床旁边了。”
屋里一直没有声音，我想应该是爸爸睡着了。
我跟着小年走进卧室。
“爸！爸！”
眼前的一幕把我们惊呆了，小年的爸爸歪着脑袋倒在床上，床边的地方上倒着一个白色的药瓶子，地上还散落着几个白色的小药片。
“爸！爸！你醒醒啊！”花小年扑过去，摇着爸爸的身体，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我立刻拨打了120，半个小时后，小年的爸爸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急救室门外，小年在我的怀里痛哭着，泪水湿透了我的外衣。
我冷静下来，问她：“家里怎么会有安眠药？”
小年哭着说：“那，那是我以前吃的药，就放在床边的柜子里。”说完她又痛哭了起来。
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从急救室里走出来。小年马上跑过去，拽着医生的胳膊问：“大夫，我爸爸怎么样？大夫，你救救他啊！”
医生轻轻地推开小年，摇了摇头，说：“病人已经没有呼吸了。如果再早送来十分钟，也许还有希望。”
这句话就像是一个晴天霹雳，重重地劈在了小年的头上。小年悲伤过度，晕倒在了地上。
“小年，小年。”我喊着她，把她从地上抱起来。
花小年爸爸的后事是由她的姑姑出钱料理的，三天后，骨灰被存放到了沈阳市殡仪馆。这几天花小年一直没吃什么东西，也没合过眼，一直再哭，不停地哭，几次都哭晕了过去。我只能在她的身边安慰她，说一些“爸爸是去天堂享福了。”这样的话。可是这些话对她的伤痛却是无济于事的，我只能看着她的眼泪不停地留下来，她的眼泪就像是流进了我的心里，刺痛着我的神经。我把他搂在怀里，让她在我的怀抱里放声地哭。
花爸爸走了，他是不想再拖累小年，他看明白我会一直对小年好，他也就可以放心地去了。这对于小年来说或者是一种解脱，但是失去亲人的痛苦，是这种解脱永远无法弥补的。花爸爸没能为小年留下任何的遗产，反而还有十几万的债。虽然这些钱是熟人借的，人家出于同情也没有急着追债，但是小年是一个要强的人，这十几万的债她是必须要还的。
花爸爸的骨灰存放妥的几天里，花小年渐渐地从悲伤走走出来。她把在和睦路租的房子退了，先暂时搬到了据点里。我们的据点还有一个礼拜就要到期了，我也不打算再继续租下去，这里的租金太贵。我每天想尽办法逗小年开心，好让她能快点从悲伤中恢复过来，有的时候她会被我逗得“哏哏”直笑。但是一到中午的时候她就会想起回去给爸爸做饭，一想到爸爸已经没了，她就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我抱着她，对她说：“别难过了，我们以后的路还有很长，爸爸在天上看着我们呢，他一定希望我们能生活的更好。我们一起努力，好让在天上看我们的爸爸高兴起来。”
2010年6月24日，我接到丛林的电话。丛林说他已经问过他姑姑了，翰文书城现在正需要营业员。
“怎么样？要不要去试试？”
我说：“让我想想吧，想好了给你电话。”
“那行，我等你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