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如今的安东在塔拉索夫政治集团外围，甚至是内部，都不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对塔拉索夫来讲，安东就像是财政部长、最主要的政治资金捐献人，有鉴于此，塔拉索夫筹建立足于远东的民主联盟党，没可能不将安东拉入名单内，同样的，安东本人也不应该放弃这么一个表明立场的机会。
而目前的现实是，在詹国兴拿回来的那份名单中，确实没有安东的名字，为此，组织上怀疑安东与塔拉索夫之间出现了某种裂痕，两人甚至有分道扬镳的可能。
若是从这个筹党名单上看，再联系之前安东为叶利钦等莫斯科主要激进派政治人物提供政治现金的事实，他与塔拉索夫之间的关系的确应该是出现了问题。可若是由楚振邦分析的话，他相信安东与塔拉索夫之间的关系确有裂痕，但却不至于让两人分道扬镳。
安东的发迹就是在远东，即便是现在，他的主要生意也都集中在远东，而远东恰恰是塔拉索夫的政治影响最深远厚重的地方，莫斯科的政治势力很难将影响扩散到那边。所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人之间还将保有那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与之前的差别，充其量就是塔拉索夫再也无法像当初那样随心所欲的控制安东罢了。
再有，安东与塔拉索夫之间毕竟还有一个费罗夏，那女人也不是个简单的角色，一旦前两者之间分道扬镳，甚至出现明显的矛盾对立，费罗夏绝不会像现在这般的安稳，她不跳出来搞风搞雨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
正是基于这些缘由，楚振邦的看法才与组织上的预测有所不同。
“先去市政府，”车进了市区，楚振邦才从纷繁的思绪中醒过神来，他看看坐在身边的詹国兴，对前面的出租车司机说道。
“你们不是去省委招待所吗？到市政府可不顺路。”司机师傅扭过头来诧异的问道，“再说这段时间有工厂的人在闹事，市政府前面整条街都被堵着，根本就不通车的。”
“哦？”楚振邦故作不知的问道，“还是国麻一厂工人上*访的事？不是说已经解决了吗，怎么会还在闹？”
“解决？哪有那么容易，”司机师傅显然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其实大多数的小市民都对这种事情很感兴趣，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的一项国情了。
“你们是没看到那的架势，好几千人呢，都是国麻一厂的工人，”一牵涉到这个话题，司机师傅就有点收不住嘴的意思，“听说国麻一厂被资本家给收购了，厂里几千号工人不仅全都得下岗，就连之前厂里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也都不给了。你说咱就不明白了，当年又是革命又是斗争的，消灭的不就是资产阶级？目的不就是让咱们这些苦哈哈的无产阶级当家作主？那国麻一厂可是国营企业，是国家代咱们工人阶级管理的厂子，怎么这改革开放一搞起来，咱们工人兄弟自己的企业转手就被资本家买走了，当家作主的反倒要下岗待业了？这上哪儿说理去？”
詹国兴抿嘴一笑，心道你说的资本就坐在你车上呢。
楚振邦倒是没觉得什么，资本家就资本家吧，无所谓的事，关键是国麻一厂闹事的工人还在围堵市政府，那就说明工作组在协调工人矛盾的事情上进展很不顺利。
实际上，西城收购国麻一厂的过程中，并没有涉及到大量在厂职工的下岗分流问题，这年头下岗这个词虽然已经出现了，但造成大量企业职工下岗分流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全面推进呢。所以，当初在签订收购合同的时候，西城也好，轻工集团一方也罢，都极力避免收购过程中大量裁撤在厂职工，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恶劣的**。即便是不得不裁撤的那部分工人，也是以买断工龄的方式解决的，从手段上说，这要比将来国企改革大潮中出现的那些手法温和的多。
资本家的身份楚振邦可以承认，但他不承认自己是无良的资本家，这次收购国麻一厂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归根结底还是有些人在背后搞鬼造成的。
出租车司机嘴里念叨着，倒是也按照楚振邦的要求掉了个头，把车开向市政府的方向。在楚振邦的记忆中，哈市市政府的所在地似乎直到04，05年的时候才迁往松北区的世纪大道，而在这1991年里，市政府的驻地还在道里区的石头什么街上，街道入口处的蓝底白字路牌都锈住了，也看不到具体的名字。
出租车拐上这条街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道路中段已经被拥挤的人群整个堵住了，数道白字黑底的横幅竖在街道上，远远看过去，横幅上的标语有点“诛心”，若是用后世的词语来形容，那就是很不和谐。
按照楚振邦的要求，出租车停在了街道中段，距离闹事人群不到两三百米的一个地方，楚振邦拉着詹国兴下车，打发出租车司机离开，就那么远远看着闹事的工人们。
上千人的集会队伍，足够将整个市政府驻地围个水泄不通了，于后世相比，此时的集会人群还非常的静默，他们只是聚集在这儿，将各自的诉求以横幅、标语的形式表达出来，没人吵吵嚷嚷，也没人搞出进一步的极端行为。作为一个身涉其中的“旁观者”，楚振邦甚至看到人群中有很多抱着婴儿的妇女，而在人群的最前列，市政度的大院里，却始终没有人出面协调。
这样的场面令楚振邦相当的无语，他甚至对自己当初创办西城时尚的初中产生了怀疑，在楚振邦的观念中，一个成功的企业集团，它的成功，它的成绩，应该不仅仅盈利多少、纳税多少这种表面的成绩，至关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它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多大的贡献。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观念首先强调的也是人的社会性因素，这个所谓的社会因素不应该仅仅包括国民本身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还应该包括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力与福利。楚振邦不是学政治经济学出身的，他也不懂得宏观与微观之间存在矛盾关系，但他却很清楚，政府的公信力就是在这种一次次的漠视与无所作为中一点一滴流逝的。
数千名原国麻一厂的职工围堵在市政府大院乃至于政府驻地的街道上，这是一场大事件，而在这一场事件的背后，却仅仅是因为几条蠹虫为了掩盖他们**勾当所玩出的实际上不值一提的小手段。恰恰是因为没有人出面澄清，没有人出面作出合理的解释，直接造成了社会公愤的转移，仇富的情绪乃至于政府公信力的丧失都是由此一步步积累起来的。
不要小瞧这种事的影响力，往小里说它是一个个案，可这世上哪有什么所谓的个案？任何一种群体性的时间都是存在辐射力的，个案经过口口相传可以转变为普遍，普遍再添枝加叶之后，就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了。楚振邦能认识到其中的问题，但他却无能为力，毕竟他只是一个半民营性质的企业老总，不是政府官员，不是体制内的利益既得者。换个角度来考虑，倘若他是政府官员，体制内的利益既得者，估计这样的问题他也不会看在眼里。
出租车在路口处停下，楚振邦一语不发的下了车，詹国兴原本是不想沾上这种事的，毕竟这事与他的工作人物不贴边，但看到楚振邦沉冷的脸色，他也没说什么，只是付了车资，悄无声息的跟在后面。
从停车的地方到国麻一厂职工聚集点不过三四百米的距离，楚振邦一路走过去，也不过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沿途的公路上，扔着大量的碎纸屑、饮料瓶、冰棍包装之类的垃圾，也没人来清扫，说起来，现如今的国民素质亟待提高，这大概也是一个最鲜明的例证了。
临近中午，聚集在路上的国麻一厂职工们正在吃午餐，所谓的午餐大多都是自带的，三五成群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就凑成一堆，吃着从家里带来用铝制饭盒带来的午餐——饭盒几乎都是制式的，青白的铝制盒皮，侧面用红色油漆印着“国麻一厂”的字样，而在饭盒的盒盖上，还有“为人民服务”的标语。
国麻一厂作为一家轻纺企业，本身就是女职工居多的，聚集在市政府门前闹事的在厂职工，倒有七成以上是女工。楚振邦卖相不错，很讨喜，再加上心思活泛，懂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过去不一会，就跟聚在一块的几个中年妇女聊到了一起。
他凑过去的圈子有六个人，其中五个都是在国麻一厂工作十年以上的老职工，仅有的一个小姑娘也是五年前进厂的，而按照她们的说法，这次厂里裁员下岗，她们都在被裁剪的序列之内——并不是说她们在工作上有问题，而是因为她们交不起厂里要求收缴的一万块押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