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有点长，如果您感兴趣，请看完，让你看看我们民族性到底有没有奴性，让你明白我们民族是何时才有所谓的民族奴性！看看我们先祖是怎么用鲜血来捍卫尊严的，别相信我们民族天生有奴性的鬼话
1，崖山之后无中国
你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不要拿现在的观点来对待历史，这儿只是讨论历史，没人否定现在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概念，只是追溯民族的历史！所以请你不要给人家乱扣帽子！
1276年初，蒙古铁骑一路南下，临安沦陷，南宋朝廷土崩瓦解。年幼的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在母亲杨太后的带领下，逃出都城，到达温州。大臣陆秀夫派人招来了躲藏于此的陈宜中，大将张世杰也率兵从定海前来会合。五月一日，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陈宜中被任命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南宋虽然投降蒙元，但福建、两广大片地区仍处在流亡小朝廷的控制之下，李庭芝也在淮东、淮西地区进行着顽强抵抗。但淮东、淮西等地相继失陷，李庭芝战死。景炎元年（1276）十一月，元军逼近福州，此时福州有正规军17万，民兵30万，淮兵万人，足可一战，但由于主持朝政的陈宜中胆小怕事，因此小朝廷立足未稳，就又开始了逃亡。离开福州之后，朝廷只能四处流亡，辗转泉州、潮州、惠州等地。景炎三年（1278）春，来到雷州附近。逃亡途中，宰相陈宜中借口联络占城，一去不返。端宗在逃亡途中患病，四月十五日病死，年仅11岁。端宗死后，群龙无首，眼看朝廷就要分崩离析，陆秀夫慷慨激昂，振作士气：“诸君为何散去？度宗一子还在，他怎么办呢？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的，何况如今还有上万将士，只要老天不绝赵氏，难道不能靠此再造一个国家么？”众臣便又拥立年方7岁的赵昺为帝，改元祥兴。
元军步步为营，不久雷州失守，形势危急。张世杰数次率军反攻雷州，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将流亡政权迁至崖山。历史似乎注定了要选在这里翻开空前悲壮的一页。
宋军到达崖山时，尚有正规军和民兵20万人，而进攻的元军只有数万，仅就兵力而言，双方相差悬殊，且元军不善水战，宋军无疑占有优势。但张世杰此时指挥出现了严重失误，他判断蒙古人的优势是骑兵，不擅水战，必须依靠水军与之作战，因此放弃了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把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用大索连接，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阵，把木制战船两侧用衬垫覆盖，以防御元军的火箭和炮弩，赵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在此死守。张世杰此举失误在于，一是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等于把战争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对方；二是把千余战船贯以大索，结成水寨，虽然集中了力量，却丧失了机动性。此后张弘范率大批元军赶到，控制了崖山之南的入海口，又从北面和南面两个侧翼切断了宋军的所有退路。宋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后10多天的中，宋军只能以干粮充饥，饮海水解渴，饮过海水的士兵呕吐不止，战斗力严重削弱。
当时，张世杰有个外甥在元军中，张弘范一连三次派其至宋营对张世杰劝降，张世杰说：“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义不可移耳！”。张弘范又叫囚禁中的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呼？”于是他写出了那首千古传诵的《过零丁洋》。张弘范看了一笑置之。张弘范没法，再派人向崖山的士民说：“你陈（宜中）丞相已去（占城），文（天祥）丞相已执，你们还想怎样呢？”士民亦无叛者。二月初六早晨，元军发起总攻。元将李恒指挥水军利用早晨退潮、海水南流的时机，渡过平时战舰难以渡过的浅水，从北面对宋军发动了一场突袭，到中午，北面的宋军已被元军击溃。南面的元军又在张弘范的指挥下，利用中午涨潮、海水北流的时机，向宋军发动了另一次进攻。宋军南北受敌，士兵又身心疲惫，无力战斗，全线溃败。战斗从黎明进行到黄昏，宋军阵脚大乱，张世杰下令砍断绳索，率10余战舰护卫杨太后突围。张世杰率帅船杀到外围，见赵昺的御船过于庞大，无法突围，便派小舟前去接应。当时天色已晚，海面上风雨大作，对面不辨人影，陆秀夫惟恐小船为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赵昺接走。张世杰无奈，只得率战舰护卫着杨太后杀出崖门。
宋军败局已定，陆秀夫知道已没有逃脱的可能，便把自己的妻子儿子赶下大海，然后对赵昺说：“事已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德佑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赵昺身穿龙袍，胸挂玉玺，随陆秀夫跳海自尽。数天之后，陆秀夫尸体浮出海面，被当地乡人冒死收葬。元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具身穿黄衣的幼童尸体，身上带有金玺，上书“诏书之宝”四字，送交张弘范，经确认是赵昺所带玉玺。张弘范再派人寻找赵昺尸体时，已下落不明。
张世杰保护杨太后冲出重围，听到帝昺的死讯后，杨太后手掩胸口大哭：“我不顾生死，万里跋涉来到这里，为的是存血脉，现在已经无望了！”于是跳海身亡。元军继续派重兵追击张世杰，处于弱势的宋军且战且走。张世杰计划到占城后整顿军马，再图恢复，五月初四，船到南恩州平章港（今阳江海陵岛）遭遇台风。部下劝他登岸，他说不用了，焚香仰天拜道：“我为赵氏亦已尽心尽力，一君亡，又立一君，现又已亡，我不死，是想为赵氏存宗祀。天若不让我光复赵氏，大风吹翻吾船！”此时，风浪更大，舟覆人亡，幸存士卒为张世杰焚尸殓葬，墓今仍在海陵岛上。南宋这支残存的抵抗力量至此完全覆没。
崖山之战是灭亡南宋的最后一战，从战术层面看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的部署失当，对战役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们在绝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和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不能不让人叹服。今日位于崖山南面的崖山祠，是一座古老的建筑。在这里供奉有陆秀夫和张世杰的塑像，以纪念他们的忠烈。这两个人，一文一武，正是在流浪小朝廷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中流砥柱。
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也被后世并称为“宋末三杰”。
崖山海战，是空前惨烈的一场战役，说其惨烈，更多的是体现在战役胜负已定之后。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为了不使战舰落入敌手，宋军将数百艘战舰自行凿沉，然后，超过十万众的南宋军民，包括官员、士兵、妇女、百姓，不愿被残暴的蒙古政权所奴役，纷纷韬海自尽……蒙元所编的宋史客观的记载了这段史实：七日之后，海上浮尸以十万计……10万人自杀！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只留下了一行字，但它背后的震撼意义，令后人叹息不已。在国家命运的转折关头，从皇帝到大臣、士兵甚至普通百姓，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行为表态。在崖山附近一个叫延安村的小村庄旁边，有一座没有碑文的坟墓，与众不同的是，墓的四周，全部是用蚝壳围砌起来的。传说这就是当年的杨太后之墓。杨太后殉国后，匆忙之间，张世杰将她葬在了这里。迫于蒙元的压迫，百姓不敢为她树碑立传，只得用蚝壳为杨太后修建了一座特殊的坟墓。为了怀念这位坚贞不屈的太后，每逢四月初二杨太后诞辰日，四乡八里的百姓都会来这里祭拜，久而久之，已经成为了一种风俗。此外，还有一些忠义之士，冒着天大的危险，将侥幸逃脱的赵氏皇族后代严密保护起来，隐姓埋名，直到蒙元灭亡，他们才恢复本来姓氏，在崖门附近建立了赵氏的皇族村，并将宋代十八位皇帝的灵位永久供奉在村里的祠堂里。
南宋虽然覆没，但输得是这样的悲壮，这样有节烈之气，勇士们面对外族入侵和压迫，拼死抵抗，为争取民族生存、自尊、自卫而英勇献身，义无反顾，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崖山精神”，即中华民族精神。崖山精神，春秋大义，鼓舞后人。
“崖山多忠魂，后先照千古。”以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忠”为代表的忠臣义士受到历代肯定，任凭沧海桑田，时代更叠，他们永被历史和人民铭记，千古流芳。正如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最后结句诗：“一代沧桑洗不尽，幸存三烈尚流芳。”正因为有了他们的精神存在，崖山不仅仅是南宋王朝最后灭亡的遗恨之地，也从来就是人们抒发爱国情怀之地，历代政要、名人墨客、平民百姓临崖凭吊、叹息、兴感、追怀，如今又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回到本文的题目：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军队攻占长沙岳麓书院时，数百名书生赤手空拳抗击蒙元铁骑，最后全部壮烈战死，3百多年后，崇祯皇帝为保持气节吊死煤山（天子守国门），无数汉族精英反抗满清的铁骑而英勇就义，但也出现了吴三桂等民族败类，所以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大部分尽丧蒙元之手。此后汉文明没有超过以前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被受到极大打击，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
中国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创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我们文明的发展的积累被破坏，可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我时常想，古中华遗风，究竟会有何等的团结与彪悍，连相对柔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何时能再次拥有？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今人的努力。崖山之役，应写入教科书，告知后人，华夏当有那样的气节。
我询问过我身边的很多人，他们的文化程度都在大专以上，有个还是硕士，但他们中十有不知道崖山之役，至于阎应元抗清他们根本就没听过。悲哀啊！中华民族的悲哀啊！如果那些在崖山之役中为民族事业牺牲和殉难的先祖地下有知，不知会怎么看待我们这些后世的子孙！
2，明亡之后无华夏
日本、韩国（朝鲜）、在历史上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朝鲜、日本文明都是受中国文化的哺育，尤其是深受中国“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唐宋时期自不必说，下面以明代阳明心学为例。
王学对近代日本产生巨大影响，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韩国岭南大学教授崔在穆说“起源于中国的王阳明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产生了一新概念——‘阳明学’。”而“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一著名诗句即为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人生信条。
即使在明代，因丰臣秀吉野心膨胀而发动侵朝战争和明军作战时，日本对中华文明仍充满敬意。在西方传教士利马窦与金尼阁著的《利马窦中国札记》第一章中说：
当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间进行工作时，他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这很符合如下的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因而情况是，他们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1]
而了满清统治中国以后，日本人对满清中国才开始真正鄙夷不屑起来，将其当成蛮夷来看待，即便在满清武力最鼎盛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认为这时候日本才有资格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中国。
“比如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1672年林鹅峯的《华夷变态》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使日本形成……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清国的敌意。”[2]
“……而《华夷变态》一书的书名，可能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看法的转变，那是在延宝二年（1674），明清易代不久，林罗山之子林恕为《华夷变态》作序文时说，‘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这时的日本，就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鞑虏。
……但是事实上，在17世纪以后的日本，情况却有很大的变化，他们提出，什么是‘中华’或‘中国’？他们认为礼俗最文明、秩序最安定、历史最绵延、风土最秀丽、人物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中国’或‘中华’，这‘中国’或‘中华’并不是地理名词，却仿佛是一个文化象征，它不一定就是那个大清帝国。贺茂真渊（1697～1769）在《国意考》中就说，‘他邦（中国）虽有博识之士，观其作为，不及天地之智也，其道可行于世者，几近于无……盖彼邦之学，因其始于人智而多邪理，其意旨亦易得也。而吾皇国之古道，自天地伊始，平坦宽阔，为其不可道破，后人亦难知之矣。吾邦古道，虽言绝迹，室则与天地共存，永无止境也’。因此，当他们越来越不认同清帝国的文化时，他们就不再把现实的‘大清帝国’看成是‘中华’，而把自己说成是‘中国’了，现在的研究者已经多次指出，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者，常常有这样的议论。”[3]
在日本人看来，中华文化其实已经和满清统治之现实中国是两码事情了。宇野哲人（1875～1974）来华这旅被JoshuaAFogel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朝圣之旅”，他长年浸淫中华文化，心仪文化中国，他在《中国文明记》中告诉故乡亲人，初谒曲阜圣庙感动：“今夕是何年，得以拜谒圣庙，徘徊圣林，三生之幸也，欢喜不知所措。……啊，彼大成至圣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间，虽眠于杂草之下，然其灵魂遍满宇宙，与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
宇野哲人分别于1906年和1912年来华。但他看见在满清统治下和统治后的现实中国，却使他的中华梦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现实中国的残破，从他在塘沽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一览无遗，他这样形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野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4]
疑问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后果：在一些日本文人学者心目中，原本的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存在于他们记忆和想象中的、以汉唐中华为基础的“历史和文化的中国”，一个是在他们面前客观存在、大清帝国所呈现的“现实和政治的中国”。在那个时代，他们虽然还对“历史和文化的中国”怀有敬意，然而却已经开始蔑视这个“现实和政治的中国”。[5]
晚清时日本发动中日战争，占领台湾，后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二战后又一直不承认其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践踏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鲁迅等人在日本的经历说明日本部分民众骨子里对中国人充满深刻的蔑视，并使“支那”一词变成对中国人的贱称……
朝鲜类似，朝鲜接受明朝册封，万历年间中国出兵援朝抗倭，更使朝鲜人刻骨铭心，感激不已。直至明亡260多年、再次被日本占领，朝鲜一直在使用明崇祯年号。葛兆光说：
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崇高的声誉。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的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坚持明朝的纪年，甚至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廷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帝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祇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覆之日，不废焚香望阕之礼，则经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仪。
很长时间里面，他们仍然坚持用崇祯年号。像雍正四年（1726），那个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明清嬗变的申泽（1662～1729）仍然署的是“崇祯纪元后九十九年”，而他去世后给他写祭文的人也仍然用崇祯纪元，说他“生于崇祯纪元后再壬寅，卒于周甲后己酉”。
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仍然坦率地告诉探问东国历史的严诚和潘庭筠说，“我国于前明实有再造之恩，兄辈曾知之否？”当不明历史的两人再问时，他动情地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勤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这种在清帝国治下的人看来是狂悖的括，在朝鲜使者嘴中说出，让两个清朝文人都无言以对。[6]
可以说朝鲜对明朝中国的尊崇仰慕，是出于内心，发于至诚，不会因为明朝中国实力的消长有所变化，甚至在明朝中国已经灭亡以后，这种由衷的感情，依然经久不息。[7]然而在满清统治中国后，朝鲜对满清帝国的鄙夷态度则非常鲜明，在所谓“康乾盛世”时已格外强烈。
有明一代，朝鲜人始终称中华为“天朝”。可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朝鲜君臣在国内却以“清国”、“北国”称之，有时甚至用“胡皇”、“清虏”称呼清朝君臣，不少朝鲜官员以与清朝使节交往为耻。[8]
尽管如此，朝鲜人并不把清帝国当作“中华”的正统，仍然对明帝国很依恋，对朝觐胡人皇帝充满了怨气，私下里，他们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朝鲜人对于自己仍然坚持书写明朝的年号，穿着明朝衣冠，特别感到自豪，也对清帝国的汉族人改易服色，顺从了蛮夷衣冠相当蔑视。[9]
在康熙十四年即朝鲜肃宗元年（1675），朝鲜有一个叫金寿弘的人，写了《辩长》、《论庶》二书敬献给国王，本来想讨好，却激起一片嘘声。原因很简单，因为“其贻宋时烈论礼书头书以康熙十四年。……又于祭其祖（金）尚容祝文，欲书康熙（年号），一门惊骇，谓之家贼。尚容殉节于江都，而寿弘独奉清国正朔，至书祝文，其乖戾反常如此”。为什么说他是“乖戾反常”，因为当时朝鲜“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金）寿弘独书之”。
……因此，在清帝国时期，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他们虽然也恭恭敬敬地来朝贺，但是，心里面却满是怨愤。一个姓韩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到清国去受辱，但是为了国王之事，实在是不得已，“周旋异域，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赐，固已不胜，其大赧矣”，他觉得，这就是因为“中华文物沦落已久”，所以，至今在心底里还是追忆明朝。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
……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民风民俗之后，从一开始就很瞧不起清的朝鲜使者，就更存了轻蔑之心。像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就得出一个结论：“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10]
再看当时朝鲜人的“明朝之后无中国”之感：明清易代之后，朝鲜人普遍存在着怀念明朝、排斥清朝的“遗民”情怀；这种“遗民”情怀带来的是对现实“中国”(即清王朝)的不认同，对中朝关系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1]
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并且相当激烈地锐，朝鲜对于中国，“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以居则虏隆亦然矣，以世则吴楚蛮戎鲜有非圣贤之后者矣”，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应当是中华，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已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作中华。[12]
一个叫韩元震（1682～1751）的朝鲜人，就始终对清人十分鄙夷，他对清儒只推崇吕留良，虽然很客气地推测说，“天方以中国弃这夷狄，宜其儒者之不出也，抑或深山之中有不剃头儒者，得其正宗，著书以俟河清，而世莫得以传之耶”，但是，他显然已经不把中国当作学术的正宗所在了。他说“虽以夷狄之人，而能弃夷狄之行，慕中国之道，服中国之服，言中国之言，行中国之行，则是亦中国而已，人亦将以中国待之，岂可复问其初为夷狄也”，因此，从学术的正宗来看，他觉得，完全可以把朝鲜看成是“中华”，而把清帝国视为“蛮夷”。[13]
依照朝鲜士人的观点，除非“得十万之众，长驱入关，扫清函夏，然后壮观可论”。[14]他（朝鲜士人闵鼎重）甚至觉得，为了拯救中华文明，朝鲜应当乘清人内乱，辽东空虚，以万兵直捣黄龙，这样便可以逆转天下。闵鼎重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很多朝鲜士大夫心目中都有，他们都相信，清国的文化已经坏到无可救药，所以“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15]
正因为在朝鲜人，乃至日本人看来，“明朝后无中国”，所以在满清统治及以后，朝鲜，日本与中国感情也日渐疏离，甚至对中国鄙视厌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中国或许土地还存在，名称还存在，但中国的文化实质和文明核心已经从其土地上消失了，或者说即便中国文化还存在，那他们自己也比这块土地上的人更有资格作继承人。[16]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即朝鲜肃宗十二年，朝鲜国王为平息不满满清政权的官员的情绪，说：“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一，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搆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17]表明了朝鲜对恢复中华的期待。但满清覆灭后，他们发现满清在中国依然是歌功颂德的对象，当年朝鲜连书写其年号都觉得是羞辱，“虽下贱”也不为之的康熙，在中国居然被膜拜成了圣主明君，而且还是满清屠刀淫威消失之后；而他们曾经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包含感情隆重祭祀的万历皇帝，崇祯皇帝，在中国却被描绘成了病态人渣，曾经真心敬慕的明朝中国，被中国人自己描绘成一片黑暗。
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怕连韩国（朝鲜）人自己都要觉得羞愧了，原来他们曾如此尊敬的人，在中国人已经摆脱民族压迫后，还是被丑化的体无完肤。面对中国人这种对待自己历史的极端病态自虐的丑陋，彻底摆脱与中国历史上的干系，似乎对韩国（朝鲜）人来说，也就成了相当合理的选择。发展传承了数千年并使中国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则被中国人打成封建糟粕，和中国落后和挨打的重要原因，一切都是西方的好，到处都存在着极端的西化。凡是西方没有的，中国不可能有。这种缺乏自信的对待自己文化的态度，也使重视传统文化的日韩两国产生鄙夷。于是，韩国成功地将“端午祭”申请为历史文化遗产，将中医并改名为韩医，说孔子是韩国人，把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据为己有……等等，都不在话下了。
现今反韩似乎是很流行的风潮，网络上对韩国人的憎恶似乎到了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地步，刻薄、恶毒、尖酸的挖苦和嘲笑似乎已经成了谈论韩国的帖子必不可少的佐料。实际上，这种反韩风潮是极其浅薄的，只能显示出那些自以为中国人的无知和无耻。我们忽视了，今天的韩国女大学生仍在指责我们——“中国人在背叛伟大的先辈”。这是不必多说的。他们也不知道，“礼失求诸野”，日韩对保护部分华夏文明成果，是有一定功劳的。
我们需要明白，中国如不能更好地正视历史，不能彻底批判蒙元、满清政权，不中止对屠夫、刽子手的歌功颂德和对民族英雄地位的弱化，不珍视、保护和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就不能恢复真正而完全的华夏文明继承者身份，不能使周边国家和民族心悦诚服，不能制止日本、韩国对中国的蔑视和对华夏文明的篡夺。
以牺牲文明、忍受耻辱、丧失尊严换取领土，苟活重于道义，怪不得日本人不屑于承认侵略，是骨子里瞧不起现代中国人的愚昧，就如同人类不承认杀猪吃肉是罪恶一般，因为猪是昏弱的物种。中国既然可以认贼作父把蒙元和满清视为正统，又为什么偏偏追究“南京大屠杀”要日本承认对华侵略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我们自己尚且糊涂，又怎能令日本侵略者伏首认罪。[18]
韩国与日本为什么会从历史上对中国尊崇敬慕，转变为近现代的疏离和蔑视甚至侵犯，上面论述可能不完全或不太准确，但这个问题是值得所有中国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