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志在挑选新人的时候，中国高层的领导人正在商讨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这次军事行动的规模。
显然，军方极力主张把事情做彻底，即出动主力部队攻占危地马拉全境，铲除军人独裁政府，然后在危地马拉进行全国大选，建立民主政权。政府高官则持相反的立场，认为应该尽可能的缩小军事行动规模，以攻占危地马拉城为主要目的，协助反政府游击队组建临时政权。
为了这件事，席存瑞在半个月内召开了八次军政会议。
说白了，如果连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都没订下来，又如何采取军事行动呢？
当然，席存瑞非常清楚军方与政府的矛盾在哪。
十多年来，中国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战争，甚至没有参与过太多的局部冲突，军队早就闲出毛病来了。虽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中国军队没有闲着，在世界各地都有行动，但是大多仅是规模很有限的特种作战行动，军方没有获得多少表现的机会，中国甚至没有因此而颁布与军事行动有管的法令。
可以说，出兵危地马拉是大战之后，中国军方获得的第一次打大仗的机会。
显然，对于那些时刻都想打仗的将军来说，肯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把一场局部冲突发展成地区战争，才能让他们达到目的。
只不过，这绝对不是军方主张大打的关键原因。
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军方与军火商的关系。
大战结束之后，中国军队的处境非常艰难，大规模裁军、全方位的军事改革、三军司令部被整合到了国防部之下、文职军人掌权等等，都对原有的军队秩序产生了严重冲击，让很多军人因此失业。
别的不说，大战结束的五年中，中国军队有近两千名将军提前退役。
虽然取消准将的改革没能推行下去。准将军衔依然保持了下来，但是到一九五五年底的时候，将领的数量已经由大战期间的五千多人减少到了三千多人。而且到一九六零年进一步缩减到了不到二千五百人。
军人的待遇尚且如此，就更别说装备项目了。
大战结束后的第一年，就有八成的装备项目下马。很多已经进入采购阶段的装备项目都被撤消。拿海军来说，当时已经在建的战舰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保存了下来，其他的全部在船台上拆毁。
直到一九五六年，中国军队才开始重新采购新式重型装备。
显然，在这个艰难时期，军队的发展建设能够勉强维持下去，靠的不是政府，而是各大军火商。
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是根据民间调查机构给出的结论。在一九五六年之前，规模最大的十二家军火企业至少为军方提供了二十亿华元的援助，只不过大部分援助都没有违反法律。比如，军火商主动承担新式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把维护保养已有装备的价格压到最低。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帮助，中国军队肯定会出问题。
要知道，在一九五六年，也就是中德关系正式决裂，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中德冷战正式拉开序幕，中国军队的很多武器装备都停留在大战时期的水准。根本不可能在下一场战争中取胜。
虽然德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没有好的武器装备，就意味着在下一场战争中需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如果没有军火商的积极参与，恐怕中国军队的很多装备项目都无法正常启动。
问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军火商是商人，即便不排除有部分军火商是坚定的爱国者，会为了国家与民族而牺牲个人利益。但是这绝对不是说，军火商就会做亏本买卖。更重要的是，大型军火企业都不再是某个人当家做主，与企业有关的都得由董事会决定，而并非所有、甚至并非大部分董事会成员都愿意做亏本买卖。
军火商在军队上的投入，迟早会成倍的、甚至数十倍的收回去。
对军火商来说，最大的回报就是得到军队的订单，而要让军队下达订单，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一场战争。
也正是如此，很多人都认为，民族独立运动背后就有中国军火商的身影。
只是，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基本上与中国没有关系，而且战前最大的殖民地宗主国，即英国在战后迅速改变了立场，公开宣布放弃所有殖民地，甚至向新成立的国家移交了殖民地占领军的物资与资源。至于法国的殖民地，在大战结束前就被瓜分完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殖民地并不多，而且受到的影响也不大。
总而言之，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并没有让中国军火商尝到甜头。
中国军火商需要的是一场由中国军队直接参与的，至少是针对某个国家，最好是针对某个地区的大规模战争。
显然，危地马拉与中美洲地区就符合这个基本条件。
如果这场军事行动演变成大规模地区战争，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最大的受益者都是中国的军火企业。
后来有人做过统计。在一九六六年，中国军方的军火、即弹药订单，总价值仅有三十四亿华元。如果把采购核武器的费用排除在外的话，那么用于采购常规弹药的费用实际上还不到十五亿华元，采购的子弹不到五亿发、炮弹不到三千万枚、炸弹总共才一万五千吨，战术类常规导弹仅一千二百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中国军方的军火订单猛增到一百六十七亿华元，其中用于采购常规军火的达到了一百二十八亿华元，总共采购了一百二十亿发子弹、三亿五千万枚炮弹、十六万八千吨炸弹与五万枚战术类常规导弹，与上一年相比，增加幅度超过了百分之一千。
这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让生产弹药的军火企业的年利润提高了十多倍。
有趣的是，并非所有的军火订单都留在了国内。
关键就是，很多军火企业没有做好准备，也就无法接下军方递来的大单。比如，枪弹与小口径炮弹的产能就严重不足，当时就算全部兵工厂开足马力生产，也无法及时完成军方下达的订单。显然，前线的作战部队可不会等着弹药生产出来才跟敌人打。结果就是，中国军方不得不从海外订购弹药，即从友好国家那里购买弹药，或者是向友好国家的军火企业下达订单。只是，这依然无法解决问题。到最后，中国军队不得不从友好国家的军队那里借用弹药。最典型的就是，日本的国民自卫队就为以出借的方式，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十亿发子弹与五千万枚小口径炮弹。当然，这也与日本在战后定下的和平宪法有关，即日本本国生产的武器装备，仅用于自身防卫，不得用于出口。即便中国是日本的“宗主国”，而且日本的和平宪法是由中国占领军制订的，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中国军队也不能超越日本的法律，就只能从日本国民自卫队借用军火。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总而言之，最想打仗、打大仗的绝对不是军人，而是军火商。
如果再往深处看，中国的其他企业家、以及银行家也脱不了干系。这就是，军火业属于终端产业，而在其上游还有钢铁业、化工业、采矿业等等中游产业，而这些企业的利益也与战争有关。
说白了，武器装备都是用钢铁制造的，弹药里都需要炸药。
只要军火生产线运转起来，就需要大量的钢铁、橡胶、炸药、塑料等等，从而为上游企业提供更多的订单。
把这些企业联系到一起，并且在背后给予支持的则是银行家。
原因很简单，任何一家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的时候，都需要银行贷款，而大型银行在提供贷款的同时，会对企业进行渗透，比如在董事会获得席位，甚至直接收购盈利较好的企业的股票，成为其主要股东。在大战期间，中国的军火企业都在急剧扩张，而且在战争结束前的盈利状况都非常良好。结果就是，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里都有银行委派的董事会成员，而且有银行的注资。即便没有遭到银行入侵的军火企业，也从银行获得了贷款，而贷款与利息正是银行控制军火企业的把柄。
说白了，如果军火企业没办法盈利，银行的投资就将亏本。
为了不做亏本买卖，银行家自然会设法让军火企业盈利，而为了让投资有价值，就更需要让军火企业有极高的利润率了。
显然，一场大规模战争，才能给银行家带来足够高的利润率。
要知道，在银行家眼里，绝对没有爱国主义，一切都是为了赚钱。
由此可见，中国的金融业、钢铁业、化工业、矿业、军火业是绑在一起的，军火企业只不过是战争的直接代言人罢了，而那些叫嚣着扩大战争规模的将军，也仅仅只是军火企业的代言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