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会议,或者说“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起始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致函周恩来总理,代表五个发起国——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来、巴基斯坦,邀请中国政府参加四月中旬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二月十日,周恩来总理收到了印尼政府方面的正式邀请书。他当天复电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告诉他,中国政府决定参加此次亚非会议。
二月十二日,陈主任通过国办,要求外交部为周恩来总理的此次亚非行程提供参考方案。他要求,外交部对这个方案也必须严格保密。
许多年以后,也就是二〇〇五年一月十日,外交部第三批解密档案对外公开。在这批档案里,就有外交部当时提供的周恩来总理赴万隆行程的参考方案。
外交部提供的行程方案有两种,摘抄如下:
1、乘飞机赴万隆,有两种办法:
甲:包租印度飞机,自昆明巫家坝机场经仰光至新加坡或直至雅加达。
乙:先乘中国飞机,自昆明飞至缅甸北部城市曼德勒。再乘缅甸飞机经仰光飞至新加坡。最后再乘英国、印尼或荷兰的飞机飞至雅加达。
2、走滇缅公路:
自昆明至腊戍的滇缅公路全长共1157公里,坐汽车需五天。到腊戌后,乘缅甸飞机至仰光或继续飞至新加坡,再到雅加达,共需六至七天时间。
外交部在以上行程方案之下,还特别注明:滇缅公路在中国境内长964公里,大半是山路。汽车卧车)一般可以行驶,但雨天爬高山不方便。吉普车则通行无阻。卧车如日行七小时,每小时三十公里,则五天可到。如速度稍加快,则四天可到。这一段路治安无问题。滇缅公路在缅甸境内长193公里,道路平坦,一天可到。缅甸当局对交通线防卫很严。但公路通过的少数民族集聚区的民间散有枪支,并且可能有我国的逃亡反动分子活动,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从以上行程方案来看,外交部也从未有过让中国代表团经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万隆的想法。
陈主任仔细研究了这两种方案。他最后确定的方案,是第一种乘飞机的甲乙两个方案的结合。即:乘坐中国飞机,自昆明巫家坝机场飞往仰光,再飞往新加坡。如有可能,则直飞雅加达。
陈主任就此事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秘商。刘亚楼当即表示,要等回去认真研究后再答复。
几天后,空军司令部给陈主任的答复让他很失望。答复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昆明至仰光,我国没有国际航线。空军飞行员也未飞过这一航线,与缅甸地面联络也有困难。
第二,空军最好的飞机是苏联生产的“伊拉舍尔”军用运输机。如供我国代表团使用,需进行改装,大约需一个半月时间。可能来不及。
第三,“伊拉舍尔”运输机加油问题难以解决。因为缅甸飞机使用的是英美航油。“伊拉舍尔”运输机使用的是苏联航油。
答复在最后说:由于以上问题,空军执行这一飞行任务,有一定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陈主任的脸色变得很严峻,心里也有些踌躇起来。既然乘飞机经仰光前往万隆的办法行不通,那么,剩下的办法就只有走陆路了。
从这时起,中国代表团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虽然几经中央讨论,但行程问题,始终是经陆路去仰光,再乘飞机去雅加达。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个陈主任从来没有想到的问题:周恩来总理生病了,并且很重。
三月十二日,正在工作中的周恩来突然感到腹中剧痛。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立刻把他送进北京医院,专家经过检查,确诊为急性阑尾炎。当天夜里,周总理被送进手术室开刀。手术后,周总理就一直在北京医院里静养,直至三月二十八日才出院。
从周总理住院那天起,陈主任就开始牙痛,痛到忍无可忍。连一向稳重的“向部”也变得焦躁起来。他一进陈主任的办公室,就皱着眉头在屋里转来转去。这让陈主任的牙痛病更加严重起来了。
“向部”说:“老陈,你再考虑一下,还有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出国?”
陈主任捂着脸,说:“无论是乘飞机还是走陆路,缅甸都是唯一的通道。这还是在抗战时期形成的!没有其他的路了。”
陈主任的这个说法,表明他从未考虑过经香港出境。
“向部”又问:“其他途径,哪怕绕一点路也行呀!”
陈主任忍不住笑了起来,“咱们唯一的国际航线,就是北京到苏联伊尔库茨克的。那可要绕一个大圈呀!让那些外国人听说了,还不得笑掉大牙!”
“向部”就不说话了。他其实也知道这个情况。
陈主任拍着桌子说:“民航局是干什么的!怎么弄到现在,只有一条国际航线!咱们应该有几十条国际航线才够用!”
“向部”笑着说:“这个建议,只有你向总理提了。”
陈主任摇了摇头。他知道,即使提这个建议,也是以后的事,对眼下的情况没有一点帮助。
陈主任忧虑的另外一点是,他听说,已经有中央领导建议周恩来取消这次万隆之行。如果真的取消了,他的“星辰”计划就也有可能夭折。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卫生部每天一次,告诉他有关周恩来总理的病情。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终于可以出院了。在出院前,北京医院的专家特地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了会诊。
专家会诊的结果认为:“伤口恢复很好。惟闻总理近期将外出工作,需长途乘坐汽车。专家特建议如下:一)乘坐汽车两三小时需休息一小时。二)腹部应包腹带。三)注意饮食。四)除有卫生部保健局局长黄树则同志照顾外,另派北京医院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送至我国边境。”
陈主任是第一个看到北京医院提出的这份专家建议的。是卫生部部长亲自送到他的手里。这位卫生部长的眼神非常沉重。
他说:“陈主任,你负责总理的行程。你必须按照专家组的建议行事。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商量的。相信你比我更清楚这件事的重要性!”
陈主任看着这份专家建议,他在心里默算了一下,这样一来,整个陆路行程大约需要九至十天。这是不可接受的。
他明白,在目前情况下,再安排周恩来及代表团经陆路抵达缅甸仰光的办法,已经不可行了。他必须寻找其他办法。
在这几天里,陈主任的目光再次转到外交部提供的行程方案上。陆路不可行,就只能想办法乘飞机出行了。他和“向部”再次商量后,拟出新的行程方案。
这个新方案的要点如下:
第一、要求外交部、空军司令部和民航总局配合,秘密与缅甸政府联系,尽快开辟由昆明到仰光的国际航线。
第二、由空军司令部出面,秘密与印度空军联系,向他们借用一架可载客的运输机。要求是,飞机不能太大,不要惹人注意,但要安全可靠。
第二天,陈主任亲自把这份行程方案呈报给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看过方案,抬头看着他,只问了一句,“这个方案可行吗?”
陈主任到了这个时候,也只能实话实说了,“总理,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实现。”他停了一下,终于又补充一句,“走陆路,留做最后的办法。”
周总理没有再问,就在报告上签了字。
实在而言,此时已经是四月初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开辟新的国际航线,是不可想像的。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借用印度空军的飞机,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至少到现在为止,中国代表团出访的行程,仍然是以走陆路为主的。
就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情况。
四月三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先生。
吴拉茂大使在这次会见中,向周总理转达了缅甸政府吴努总理的一个重要口信。
吴大使说:“吴努总理非常希望,周总理能在本月十五日之前的两三天到达仰光。因为敝国吴努总理,还有印度的尼赫鲁总理,希望在亚非会议召开前,和您商量一下亚非会议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对策。我们认为,这次会见很重要。”
周恩来明白,这次亚非会议十分重要,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亮相。毫无疑问,西方国家是敌视中国的,一定会在会议期间捣乱。另外,一些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对中国还有一些偏见。因此,在亚非会议召开前进行这种磋商,是极其重要的。
但是,考虑到他的行程,周总理只能微笑着回答说:“大使先生,我很愿意和吴努总理、尼赫鲁总理见面,磋商我们都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