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在北京监督的陈主任和空军司令部、外交部、民航总局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询问并且督促这条国际航线的开通情况。性情急躁的陈主任几乎要在电话里骂人了。但他到底还是忍住了。
四月九日夜，大约十点多钟时，在昆明等候的周总理收到陈主任从北京发来的密电。密电内容简要如下：
“总理，刚获最新情报，台湾蒋介石特务机关已知我代表团不经香港，但仍决定实施‘一号’行动。据查，他们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一名姓郑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箱里，预谋炸毁专机。经香港内线核查，此情报准确。”
周总理看完这封密电后，凝神片刻，立刻拨通他在北京办公室的电话，要求在办公室值班的工作人员记录他的紧急通知，并且立刻通知外交部。
周总理的这个紧急通知的主要内容如下：
“立刻通知外交部，在中国代表团租用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之前，立即将我情报部门获知的，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的情况，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以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请看官们特别注意以上通知内容。这个通知极其重要！是“星辰”计划的关键。
这天晚上，在外交部值班的是办公厅主任董越千。他立刻将周总理上述指示转告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以及中国代表团先遣组。
但是，他却没有通知目前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部长！
这个时期，周恩来总理同时兼任外交部部长。他不在期间，由这位常务副部长主持外交部的日常工作。
董越千没有通知这位常务副部长的原因极其扯淡！这位常务副部长有一个尽人皆知的恶劣的生活习惯，每天夜里十点钟之后，任何人不得打搅他的睡眠！打搅他睡眠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老天！他是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呀！仅此一点，他就不称职！
旁观而言，天下万事，总有疏漏处！这是难以避免的。
精明的陈主任，那么精心设计的“星辰”计划，也有疏漏处！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他只是没有想到，这个疏漏，竟然出在这位常务副部长每天晚上十点之后一定要睡觉这一点上，且任何人都不得打搅他！后面的结果，容在下慢慢叙述吧。
这个时候，远在香港的黄佐竹收到董越千这个电报时，他正坐在潮海大厦杜自远的房间里，和他商议近期的工作。
他看着这个电报就很惊讶，不太明白。但坐在旁边的杜自远心里却非常明白，这是“星辰”计划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他最最担忧的一个环节。
他立刻说：“老黄，这个通知非常重要。我建议，你要立刻通知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警告他们，加强对‘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安全保卫工作。”
黄佐竹立刻拿起电话，说：“我通知分社里的人立刻去！”
杜自远却压住他的手，轻声说：“老黄，此事太过重大。那是政府包机，容不得一丝疏忽。我建议，你亲自去，要严肃通知他们！”
黄佐竹看着杜自远的脸色，似乎也意识到什么。他立刻说：“好，我亲自去。”
夜里十二点过一点，黄佐竹带着分社的两名工作人员，终于敲开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经理的家门。
胖胖的印航经理裹紧身上的睡衣，请黄佐竹在沙发上坐下来，惊讶地问：“黄社长，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
黄佐竹说：“维姆先生，贵航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将于四月十一日中午从曼谷飞到香港，一部分中国代表团成员将乘这架飞机前往雅加达，对吗？”
维姆先生说：“是的，这是早就安排好的。请相信，飞机会准时到达。”
“但是，”黄佐竹严肃地说：“我们得到可靠消息，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可能会对这架飞机采取爆炸行动，阻止中国代表团前往雅加达。”
“这不可能！”维姆先生瞪大了眼睛，“机场的安全保卫工作非常严密，闲杂人员不可能接近飞机。再说，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只停留一个多小时，不可能的！”
“维姆先生，”黄佐竹的脸色更加严峻，“这件事十分重大，你一定不能疏忽！我们确实得到可靠情报，国民党特务要爆炸这架飞机。你一定要安排可靠的人，加强对飞机的监视。否则，一旦发生问题，你是承担不了责任的！”
胖胖的印航经理看着黄佐竹的脸色，也有些不安了。他说：“我一定多派人手，加强对飞机的安全监管。我一定保证飞机的安全，这样可以了吗？”
这天夜里，黄佐竹离开印航经理的家时，心里非常不安。中国代表团将有一部分同志乘坐这架飞机，其中就包括他自己。现在，他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这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途难测！
黄佐竹不可能知道，原本前途难测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其命运，在第二天被人草率地确定了。
第二天是四月十日。北京，中国外交部。
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八点钟准时上班。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昨天夜里收到的周恩来总理的电话指示，呈报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猜想这位常务副部长昨天夜里一定睡眠很好，因为无人敢在夜里打搅他。
这位常务副部长一看见电话记录的时间，就知道周总理的这个紧急指示已经耽搁了一夜。他还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将于明天中午飞经香港。在这种情况下，他几乎未加细致思考，就匆忙召来欧洲非洲司副司长张越，要求他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
张越副司长立刻掏出纸和笔，记录了这位常务副部长如下的口述内容：
“你告知艾惕思参赞，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和记者一行十一人，将于明日中午，由香港乘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我们获悉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故请艾惕思参赞转告英国政府并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务必对他们的安全予以照顾。”
请看官们翻到前面，看一看周恩来总理是如何指示的，再看一看这位常务副部长是如何向张越副司长交待的。
周总理明确说明，“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而这位常务副部长交待的是，“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这两句话有着巨大的差别。前者明确指的是“飞机”，后者指的则是从香港“过境”。前者明确指的是“爆炸物”，后者则含义模糊地指“阻挠和捣乱”。
“外卖部”呀“外卖部”，让人说你什么好啊！
上午的九点三十分，中国外交部欧洲非洲司副司长张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照本宣科，向他说出了常务副部长所交代的内容。他仅仅是一个副司长，绝不敢改变常务副部长所交代的内容。
接下来，艾惕思参赞仔细记录了副司长表述的内容之后，很自然的询问了“中国代表团成员、抵达香港时间、飞机抵达和起飞的时间以及飞行航线”等问题。这位副司长竟然张口结舌，一句也回答不出来。
他只好说：“等我回去查清楚后，再用电话通知你。”
这一次召见，就这样结束了。
前面的常务副部长以睡眠为第一要务，后面的副司长在这么重要的外交约见之前，竟一点功课也不做，着实令人匪夷所思！这样一种结果，使中国政府后来在与英国之间的外交交锋，陷入非常不利的被动局面。
几乎与此同时，远在香港的杜自远并不知道外交部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只是出于职业本能，对此充满了疑虑。这个时候，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件事。杜自远只能依靠自己的职业本能予以处理。
这天上午十点左右的时候，他与黄佐竹、冯顿都坐在潮海大厦他的房间里。这些日子里几乎每天如此。他们要核对和商讨的，都是台湾情报机构在港人员的活动情况和变动情况，以及他们的隶属关系。
这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副总编潘德声来到潮海大厦，向他们说了一个情况。
他说：“老黄，外交部有两个信使到了香港，刚到。他们携带一批重要公函，准备去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他们听说明天中午有一架代表团的包机要去雅加达。因此，他们提出能不能乘坐这架飞机。”
黄佐竹心里，对这架飞机已经有了一些疑虑。他因此就有一点犹豫。
这时，坐在旁边的杜自远却干脆果断地说：“不行！他们必须按照预定的路线去雅加达！老黄，我建议，建议你派两位同志，陪同这两位信使坐船去雅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