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那一天，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注目的事情，。1月31日下午3点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党部召开会议，国民党内的一批右派分子，比如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国民党组织委员会委员张道藩等人顿足捶胸，大哭大闹。
谷正纲声泪俱下地叫喊道：“国民党这回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投降**了！宪草十二条原则把‘五五宪法’破坏无遗了！”
张道藩也大声叫骂道：“那帮同意宪法草案决议的人真是饭桶，一点也不顾党团的利益。”
参加宪法草案审议小组的孙科在一旁显得很不自然，因为是他同意通过宪法草案决议的，而他又怀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当时的国民党之中一般都认为，由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历史和政治上的地位与权势，以后选举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他是必然当选总统的，所以国民党人要求宪法尽可能多地赋予总统以权力，这样一来，国民党的权益就会因此而得到保护和增进，。但是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之中，**代表和民盟代表经过巧妙而顽强的斗争，在宪法草案之中大大限制了总统的权力。本来这项宪法草案即使通过，国共之间也免不了一番唇枪舌剑。但是因为一来孙科确实拿不出反对的理由，二来他想在以后的联合政府之中担任行政院院长。总统权力的削减对以后的行政院院长来说未必是坏事。再说如果得罪了**和民盟。对于想在以后的联合政府之中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孙科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孙科便同意了宪法草案协议的通过。
而这份宪法草案协议的通过，也和蒋介石没有能够及时得到报告有关。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国民党出席各小组的代表在会后都要向蒋介石进行报告，只有孙科懒得到蒋介石那里去报告，只是把宪法草案小组会议记录送给蒋介石过目，而蒋介石也没有闲情逸致去看那些枯燥乏味的会议记录。等到政治协商会议快要闭幕的时候，蒋介石才发现宪法草案对总统的权力加以了限制，但是这时候即使想要修改也已经来不及了。蒋介石这次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就在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大闹中央党部的时候，蒋介石其实也在场，不过他却是脸无表情，一言不发。在会议结束之后。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又直接找上门来向蒋介石表明忠心，蒋介石这时候才说道：“我对宪法草案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息通过，将来再说。好在这只是一个草案而已，目前的政协会议仅是党派会议，一切还须取决于全国人民，等到开国民大会时再说吧。”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心领神会，于是一场风暴才得以平息。但是这也预示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最终命运。
虽然说自己前来中国调停国共两党关系才不过1个多月，但是乔治对国民党内部谁是主和派谁是主战派，谁又是骑墙派，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认识。在与国民党要人的交往之中，乔治非常注意倾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意见，因为他是国民党之中为数不多的学者官员。王世杰1891年出生于湖北崇阳，早年就读于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1911年肄业于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科，后来又留学英法两国，191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1920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在从政之前，作为北京大学的宪法学教授，王世杰著述颇丰，他和清华大学法学教授钱端升合著的《比较宪法》一书，已经成为一代法学名著。至今仍然还被学界广泛引用。1924年，王世杰主办《现代评论》周刊。提出“无顾忌、无偏党、无阿附”的口号，由于批评政府，针砭时弊，曾多次被当局没收、查封。尽管和自己的政治信仰截然不同，但是王世杰仍然在《现代评论》上面发表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苏联和中国**的文章。在李大钊被张作霖下令杀害之后，王世杰写下了题为《党狱与领事裁判权》的评论，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稿子送审之后立刻被毙，于是当期的《现代评论》便开出“天窗”，并在目录之中保留了题目。1929年，王世杰出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他在演讲之中提出了自己的办学思路：“只有经费独立，学校才能自主办学，不受政党集团、行政机关的干扰；只有教授治校，才能避免学校沦为‘官府衙门’，从而求得学术的自由。”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30年代初王世杰开始弃学从政之后，西方媒体对他普遍看好。《曼彻斯特导报》盛赞王世杰是“具有大才干而思想开明的自由派”，《泰晤士报》也认为，“自由派分子在国民党内部的优越地位明显增强了。”而当代中国知名知识分子傅国涌则把王世杰从政称为“浸透了理想主义色彩的努力”——“他想要根据西方的民主原则，一点一滴地从事政治制度的改革。”
在当时的国民党大员之中，王世杰算是一个另类，他不烟不酒，生活简朴，极少娱乐，不坐专车，上下班皆步行。在30年代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期间，王世杰的长子王纪武考学失利，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是王世杰的下级，又曾经是他的学生，所以就有人建议王世杰为儿子说一下情，但是他却坚决不允，王纪武最终只能以旁听生的身份在中央大学读书。
王世杰虽然身为国民政府高官。但是他在发表的所有文章之中。却从未用过当时公文之中所流行的“共匪”字样。在平常的言谈举止之间，王世杰对蒋介石、毛润之、周总理都敬称为“先生”。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规定国民党的大小官员读完之后都要写一篇“读后感”，。但是因书中有许多攻击**的语句，所以王世杰看完之后，十分坚决地予以拒绝，并且亲自写下“君子不念旧恶”六个字交给蒋介石。
一位共事多年的同僚对王世杰评价道：“雪公的气质（王世杰字雪艇），尤不宜于官场生涯。官场习气，多的是巧言令色之辈，而他要言不烦。不苟言笑；官场习气，多的是酒肉征逐的应酬，而他生活谨饬，几乎全无世俗的嗜好。单单这两款。就足以使他独来独往，无朋党奥援。”
王世杰对于乔治的调停表示真诚的欢迎，他曾说：“我们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呢，联合起来不是很好吗？”
乔治在一份发往华盛顿方面的备忘录里面，也不禁流露出了对王世杰的好感：“我应该在这里说句真正的心里话，王部长是我在中国的主要拥护者，他私下里经常强烈主张我继续按照当时的方针去努力。他的意见跟蒋委员长从周围官员那里得到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忠告并不一致，但他使我非常安心。”
至于乔治最为担心的则是何应钦以及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使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成为一纸空文，从而最终毁掉自己辛辛苦苦的调停结果。
有一次。王世杰曾经当着陈立夫的面，在蒋介石面前盛赞乔治使华的作用，他说：“寇蒂斯将军的来到，将有益于国民政府对**的控制，因为这等于说美苏两个大国都在对**施加压力，**不得不加入国民政府。”
然而陈立夫却有自己的见解，他想要蒋介石赶紧打发乔治回去：”既然寇蒂斯在战场上面百战百胜，那他就自然不能容忍其调停使命失败，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正是一个凶兆。”
蒋介石很欣赏陈立夫的**决心，但是他不也愿意得罪美国人。于是便采取姑且走着瞧的方针，让军事三人小组先进行停战谈判再说。
在政治协商会议圆满闭幕之后，蒋介石也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有记者问：“委员长意见是否认为最近同意改组之政府为中国政治永久解决之办法，在实行选举之后。是否仍以此政府为原则，或以多数党组织一党内阁？”
蒋介石回答道：“如今乃是政党合作之开始。将来政府采取何种方式，须由国民大会决定，余个人甚愿中国各党派永久合作，共同建设国家。”
记者问：“在同意改组政府之后，国民党已放弃其既得之权利，将来国民党在国家之地位如何？”
蒋介石答：“国民党对国家只知其责任，而不有权利，现在将其一部责任，分与各党派，实为还政于民愿望之开始，还政于民之后，国民党仍当与全国人民共负建设国家之责任。”
记者问：“政府何时可以改组？”
蒋介石答：“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之后，经政府与各方洽商即可改组。”
记者问：“根据新宪法实行选举时，委员长是否将为总统候选人？”
蒋介石答：“余尚未想到此事，余以为还政于民之后，余对国家对人民已尽完余应尽之义务矣。”
记者问：“委员长是否仍拟一游美国，何时启程？”
蒋介石答：“余常盼能往美国一游，如有机会，甚愿早日成行。”
记者问：“在日本投降半年之后，中国、苏联以及中国**之新闻记者，均得前往东北九省自由工作，然英、美记者迄今不准进入，是否有中国以外之国家应负其责？”
蒋介石答：“关于此事，吴部长（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吴国桢）已将事实告知各位，余并无其他意见。”未完待续。。</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