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伟大的王朝或者国家都曾有一个伟大的首都，正如伦敦之于大英帝国，正如巴黎之于法兰西，正如长安之于大唐，正如北京之于中华帝国。
北京是一个特别的首都，特别是在这个伟大的中华帝国皇朝时期里。
从城市的构架设计上来说，北京肯定是世界上最特殊的首都，可更确切的说，北京是管辖着帝国的首都的特大型城市，而帝国真正意义上的首都是北京京都县，在1937年4月，京都县也正式改称北京中央特区县。
中央特区在行政规格上依然只是一个直隶县，相当于县级市的标准，但它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帝国政治中心，拥有约六十万的人口。
这里最重要的经济产业是服务业和新闻产业，以及教育和科研产业，中国最重要的四大全国性报纸之中有三家总部位于这里，代表全国最高国立学府的中央帝国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理工大学、中央国防大学、中央艺术学院、中央军事学院都位于这里，中国中央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央科学院、中央工程院、中央国防科学研究院也都位于这里。
这里大约是世界上高知识人才最集中的一个县。
中央政府、中央军部、中国国家银行、国家情报总局、中央保密局、世界华商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华红十字总会、中国教育协会、光复党总部、民主党总部、社民党总部、工党总部、东正教中华牧区总部、中国国家歌舞团、中国皇家歌剧院、中国皇家戏剧团都位于这里。
世界各国的驻华大使馆和各国及国际政治团体在华机构总部也都设在这里。
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华帝国首都。
这里就代表着一个繁华昌盛的伟大时代，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复兴。
正因为首都职能从北京脱离出来，使得北京既是帝国的首都，又有足够的空间发展经济和文化产业，同中央特区县相互结合，真正意义上构成了中华帝国的帝都。
一个无法繁华的大帝都，在整个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北京是这个世界大学最多的城市，而且都是世界级的大学，这一点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很特别，除了中央特区的四大国立大学，北京市本身还有燕京、辅仁、北京、清华、中央国际外语学院、同仁医科大学、中央医科大学、中央师范大学等等第一流的大学，国立大学为主，私立大学则以燕京、辅仁为首。
北京也是这个世界上科研机构最多的城市，古建筑群保存最多最为完善的城市之一。
环绕北京，滦州、天津、保定、宣州这些城市，加上通州、廊坊共同构建了一个世界上最繁华的工业区，而北京就是这个华北城市群的中心，也是科研、教育、金融和文化中心。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帝国先后四次出资，大规模的修缮了北京的内城区，围绕着昔日的繁华府邸修建了大量的公园、景点、博览馆、园林，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建筑按区域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修缮，以此为基础重新整建整个城市的现代化基建，修建卫生、电力、通信、交通体系，围绕着**广场、中南海和紫禁城将北京重新改造成一个花园广场城市。
保定是河北省的省会，滦州是河北省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和港口基地，北京、天津都是直辖市，这样的高级别的城市集群在这里，自然也就会很容易催生出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
帝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对北京的重点建设也是格外用心，确保这座城市能够真正的代表帝国之辉煌。
外国人到中国，很多都必然要到北京一趟，而在北京这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它正能最佳的诠释帝国的强大、富足、辉煌、先进、现代和古老。
你可以不喜欢中国，反对中国的强大，但你很难不喜欢北京这座帝都之城。
它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甚至没有之一。
日本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极右翼思想家叫大川周明，这个人鼓吹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鼓吹日本大和民族是大亚细亚最优秀的民族，印度民族和朝鲜民族仅次于大和民族，而支那民族只能派在第四的不入流。
他所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正是要求大日本帝国和大和民族反抗欧美列强，率领整个亚洲**，由日本根据人种的优异建立新的制度统领亚洲。
这其实是东亚共荣圈的源头思想，和日本过去所推崇的脱亚入欧思想背道而驰。
这个人几乎从未到过中国，1933年，他第一次为自己计划了一次支那之旅，从旅顺开始游览整个中国，当他参观了整个东三省的主要城市，他虽然感觉到中国工业和经济都已经强于日本，但他坚持认为东北的强大是因为有欧美人种的支持，而东北确实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地区之一，大约1/10的人口来自于欧美和俄国。
直到1934年的春天，大川周明抵达北京游历，他才彻底明白自己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根本就是一个无稽之谈。
北京并不是中国最现代化，也不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因为北京有大量的明清建筑，为了保持整个城市美学的统一和谐，北京从帝国建都之后开始就一直有严格的规定，除教堂和外国使馆及少部分特批建筑外，所有建筑都只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建筑风格，一切建筑且都不得超过22层。
当震旦县的远东大厦高达103层，上海的上海国际中心大厦高达108层时，整个北京的建筑风格和层次依然保留在改良主义的风范中，城市在现代化和传统美学之间保持着很好的契合。
正是在这样的城市里，在这个帝国的首都之城，大川周明才真正的意识到中华终究是中华帝国，无论日本人如何顽固的歧视，中国人依然是亚洲的中心民族，中国文化的深厚层度也永远不是日本可以挑战的。
这个国家太可怕了。
根本不是亚洲其他国家可以超越的巅峰之国。
正是在这样的城市里，大川周明才意识到中华帝国根本不是日本可以挑战的目标，随后，他一路游览了中国的很多城市，苏州、上海、芜湖、青岛、济南、西安、福州、泉州、广州……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耗时三年游历了中国四十多个城市和地区，一边为日本军方收集情报。
1936年秋天，他回到阔别三年的日本，却立刻解散了自己的右翼组织神武会，并且在报纸上撰文宣称唯一能实施大亚细亚主义的国家只有中华帝国，而非日本，结果因此被自己的学生刺杀。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悲喜和晦暗。
这个城市也就是这样的古老、精美、辽阔、壮丽，将现代和传统文化和谐的结合在一起，构建了帝国的改良主义的典范之作。
大川周明的醒悟来的太远，他也死的非常悲剧。
大日本帝国终究还是不可遏制的在他过去的鼓吹之中走向毁灭的深渊，1939年7月22日，在中华帝国即将庆祝建国28周年之际，日本昭和天皇最终还是在载仁亲王的极力鼓惑之下批准了日本军部的作战计划。
日本就这样抱着不成功就成仁的思想，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愚蠢的一次冒险。
如果昭和天皇裕仁有机会到北京城走一趟，哪怕只是游玩一番，他也极有可能彻底而坚决的拒绝这一计划，可惜他从未来过，也没有过这样的机会。
他去过欧洲，回到日本之后就一直生活在他的皇宫里，没有人告诉他关于中华帝国的真相。
……
从帝国宪法的角度来诠释，帝国内廷总长是唯一直接效力于皇帝的官僚，内廷总署是正部级的中央机构，但不属于中央内阁政府，下设秘书局、财经局、特勤局、参谋局、礼法局和皇家科学院。
秘书局负责处理内务工作、日常公务，负责同中央内阁政府交流信息，管理皇室资助的社会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负责对国内外重大事件进行统计和调研，也是内廷总署的中枢机构。
财经局的全称是“内廷财务经营管理局”，负责管理皇家财产及内廷财政工作。
特勤局负责保障皇室安全，参谋局负责同中央军部协调交流，为皇帝整理军事情报和信息，礼法局负责制定皇室内廷礼仪和主持春祭、天坛祭祀、宗社祭祀等国家礼仪事务。
皇家科学院是**的皇家科学研究机构，主要侧重于物理、数学的自然科学纯理论研究工作，并主持面向世界的专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中华帝国皇家科学奖，也负责评估国内第一流的科学家和科学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者，每一年授予四到五名皇家科学院的荣誉院士席位。
除了这五个机构之外，内廷总长同时还要负责协助皇帝管辖中央保密局、中央调查总局两个正部级机构，而这两个机构的工作也异常的繁重，前者负责国内大量的特殊秘密科学工程的研究，后者则是全国最高权限的廉政调查和国情调查机构。
所有的这些机构除皇家科学院外，都要求绝对效忠于皇帝，特别是像中央调查总局，必须要以向皇帝效忠的绝对意志稽查国内的各种**和贪污问题，连内阁官员、军部高层、中央内阁总理大臣都在中央调查总局的稽查范围内，总理每年也要到中央调查总局接受一次廉政咨察。
正是因此，作为内廷总长的舒方德也可以被称作第四首相，其权职仅次于首相、副相和外相，工作自然繁重，但是每天上午9点30分至45分，他都要亲自向皇帝汇报内廷总署、中央保密局、中央调查总局的工作，如无特殊的原因，他也要代替首相和中央国防军联席总参谋长向皇帝简单汇报内阁、军部的工作。
就在英国特使团还在帝国首都访问的这几天里，舒方德上午很早就到了中央宫的办公厅外等候皇帝，他可以早到，但不能早见到皇帝。
虽然宋彪也清楚这几天将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他还是同往日一样，上午9点钟准时抵达办公厅，看完内廷秘书局提交的每日国务新闻纪要和当日的几份全国性的报纸。
等到9点30分整，舒方德才进入办公厅向皇帝敬礼，将凌晨时分整理的特殊情报汇总提交给皇帝，道：“禀告陛下，据可靠情报来源，日本皇帝可能已经批准了对我国突袭开战的计划，具体的计划内容和时间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据目前的估测可能是在本月28日至下月2日之间，具体时间大约是在凌晨5点至9点。”
宋彪将情报簿打开翻看了一遍，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好惊讶的，问舒方德道：“军部那边准备的怎么样？”
舒方德谨慎的回答道：“蒋方震总参谋长和海军参谋总长陈季良将会在上午10点向陛下汇报军部的准备工作，据称是一切准备就绪。”
宋彪简单的嗯一声。
舒方德继续汇报道：“陛下，韩国皇帝特派大臣金正咸先生已经于昨日抵达中央特区，今天上午，外相郭泰祺大人会接见他，根据他的要求，他希望能够代表大韩帝国皇帝面见陛下，递交大韩帝国皇帝的亲笔信函。”
宋彪哦一声，想了想，答道：“你抽出时间去见他吧，如果他是来讨论国体问题，你就告诉他，当前最重要的是保障朝鲜国的**，以及能以和其他成员国平等的身份加入亚盟，具体要推行共和制度，还是君主立宪制度，我国没有任何偏见，暂时也不做任何考量。”
“是！”
舒方德答应下来，续道：“目前已确认越南国王放弃了访问计划，但是，越南南芳王后还是会代表越南国王和皇室前来拜访，她希望能得到陛下的接见！”
宋彪不假思索的答道：“虽然有点失礼，但既然是越南皇室成员，那就按照正常的外国皇室访问原则办理礼节事务吧，安排四十分钟左右的会谈时间即可，太多也没有必要，可以安排她在访问期间住在中央宫。”
舒方德顿首应承，又将国内的其他一些事情大致汇报一番，询问处理意见。
这段时间，长江中下游正处于比较严峻的洪涝阶段，好在国内的水利工程建设规模大，总体危害不大，内阁已经了做了非常多的紧急部署，皇室内廷近期也将会给予一部分的皇室捐赠，安置地方灾民。
中国的疆域过于辽阔，人多，生存环境的压力自然就大，自然灾害也相对较多，只是就目前而言，情况相对还是比较好的。
从1935年开始，国内水利工程正在经历第三**建设，第一轮是在建国初期，在王永江任上逐步推动的全国水利一五至三五规划建设，第二轮是大萧条时期，第三轮就是从1935年开始，至1938年正好进入一个较为高峰的阶段，这一轮的水利建设主要是以中小规模的水力发电站为主，为全国农村和城镇电网建设之后，同步增加国内电力供应。
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水利工程的总量和人均发电、灌溉总量都位居世界领先地位，这就保证了中国农业的蓬勃发展，也保障了中国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应对能力。
在舒方德离开后不久，蒋方震和陈季良也进入办公厅向宋彪汇报军部的最新作战方案，军事的第一要素就是兵不厌诈，既然日军有了偷袭三都澳的计划，帝**部的最佳方案当然就是有意识到yin*日军海军主力出击，在一个合适的时间里发动反击，乘机将日本海军主力消灭。
1939年。
随着中日战争和苏德战争的即将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终于不可阻拦的到来了，这两场发生在欧亚大陆两侧的战争，最终将会使得整个世界都陷入前所未有战争中。
至于越南皇帝的事，宋彪倒是并没有太在意。
在中国明确推行亚洲的去殖民化政策后，越南一直都想亲自拜访中国请求援助，法国殖民当局考虑中法关系的特殊性，在几次阻拦之后最终选择同意越南国王的北访，可在这时，越南国王本身又陷入了一个外交问题，那就是身为“越南帝国”的“皇帝”，他应该以什么样的礼节拜见中国皇帝。
越南也是一个以天下中心自居的大皇帝国家，如果以君臣之礼觐见中国皇帝，那显然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以番外国王的礼仪拜见也不合适，越南怎么能是番邦吗？
如果是以平等礼仪拜访，那能要到任何有意义的援助吗？
越南一直对内自称皇帝，直到1884年才在法国的逼迫下改称“安南国王”，但在国家礼仪上一直自持着皇帝的规格。
在“错综复杂”的一番国内争辩后，“越南皇帝”阮福晪最终放弃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拜访机会，折中由他的妻子南芳王后前往中国访问，这也是有先例的一件事，此前不久，南芳王后就曾以越南皇室的名义单独访问了梵蒂冈教皇，在欧洲得到了非常高度的好评和赞誉。
南芳王后本身就很特别，她不仅年轻漂亮，出身于越南富庶豪门，并且是现代教育出身的有着**女性意识到新皇后，因为她有华人的血统，本身也能说一些潮州话，这对于她拜访中国有着特别的优势。
不管是皇帝，还是皇后、王后前来拜访，宋彪倒觉得都无所谓。
苏联在中南半岛的苏维埃渗透很厉害，泰国、缅甸、越南都是苏联活动和支援的重点，对中国的威胁还是很严重的，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还必须支持越南皇室。
至于他们算是越南王国，还是大越南帝国、大印度支那帝国，宋彪倒不是很在意，这是别人的内政自由，他就是叫“宇宙神圣无限永恒世界超级第一大越南帝国”，那也是人家的自由，就像大日本帝国天皇万岁一样，说起来很吓人，最终还不就是巴掌大的国家。
不服气就打呗。
儒家文化的皇帝中心主义是中国传播出去的，自己传播的，自己就要负责，反正战争也不一定都是坏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