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煌无奈的看着一幕幕戏剧性的事情发生，自己却没有一点办法，就连拾遗补缺的办法都没有。
携着纳哈出的请降，朱元璋在朝野之间，在大明的国土之上，获得了空前的声望，而且有人传言，胡惟庸又私通蒙元的嫌疑，否则蒙古人早就被皇帝陛下灭了，都是胡惟庸私通蒙元，一再以国力不继为由阻扰，才迟迟没有达到天下一统。
如果不相信的话，看看现在的情况，胡惟庸被打入了天牢之后，没有多久，纳哈出就请降了，因为纳哈出以前和胡惟庸有着偷偷的往来，所以仗着胡惟庸的维护而迟迟不怕大明的天威，但是胡惟庸一倒台，纳哈出顿时觉得大势已去，所以就降了。
这种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维护，但庞煌知道，其实胡惟庸倒台的消息还未传到辽东，纳哈出就已经是支撑吧不住了，请降是必然的，但是这个时机契合了胡惟庸下牢的时间，就不能不让人猜疑了。
而且更有甚者，有的人还拿出了相关的证据，指责胡惟庸私通曲款，这件事弄到最后，竟然是有人证和物证，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不知所以了。
当然，这不只是大明朝廷官方的说法，而是此事的确有些原委。
相信大家都知道兵法中有一个计策叫做“反间计”。在苏州的老爷子罗贯中专门写的一个白话文《三国演义》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蒋干盗书”，蒋干是曹操的谋士，赤壁大战前夕去劝降周瑜。盗走书信，结果害曹操杀了自己的两员大将。就是一个著名的“反间计”案例。
当初纳哈出被匆匆围困时。的确是想到过这么一出戏，想要通过挑拨离间来达到拖延战况的目的。但纳哈出是怎么安排这一场“反间计”的呢？
他先写好了一封给胡惟庸的书信。在这封书信里，纳哈出故作与胡惟庸素有交情的样子，用了不少称誉之辞。
同时纳哈出对徐达、冯胜也说了不少坏话，即所谓的“诋毁之辞”。他让人找来一名被俘的大明士卒，好酒好肉招待一番，还给了不少赏赐。纳哈出把信交给他，藏到衣服里，说让他带回去交给谁谁谁，然后谁谁谁会转交给胡丞相。同时又找来一名被俘的大明士卒。什么也不给他，但是故意让他窥知了对前一名士卒招待赏赐的情况，然后就把两人都放了回去。
那个没有得到赏赐的士卒，心里愤愤不平，他心想什么好事都让你一个人赚到了，我也不能让你好过。回去后就向自己的长官举报了这名士卒，把他抓来一搜，果然找到了那封书信。这名士卒的长官马上就把事情报给了当时的徐达和冯胜等将领，碰巧当时朱棣也正在那个场合。也知道了这件事情。
不过大家都没有声张，徐达还嘲讽的笑了笑，意思是蒙古人连反间计也不会用，居然说是和大明的丞相有关系。
不过是因为纳哈出想让大明内部乱起来而已。因为现在统帅军马攻打纳哈出的是徐达等人，纳哈出知道，就算是反间计用到徐达等人身上。也不定管用，汉人都有一句话。叫什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所以远水解不了近渴。
还不如让大明的南京乱七八糟一番。那么自然会懈怠了辽东的战事，自己熬过秋天，又可以缓过一口气，因为冬天不利于明军的进攻，辽东的严寒，是大明官兵承受不住的。
但是徐达当时就把那封信撕毁了，纳哈出的反间计一点作用也没有起到，最后还是被迫投降了，而这个反间计当初在军中被传为笑柄，成了大明官兵茶余饭后的谈资和证明蒙古人蠢笨的证据了。
但是没有想到，过了没有多久，胡惟庸被打入天牢的消息传到了北平，正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被着着实实的吓了一跳。
当时徐达、冯胜、傅友德等人正忙着接收纳哈出的投诚，还有做一些善后工作，顺便清除一下在建州附近的女真部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但是有些人想到了，想到了当初纳哈出的信件，想到了纳哈出自己承认和胡惟庸有关联，那个被利用的士卒于是被重新抓了起来，连同被撕毁后回忆起内容的信件，一起送往京师，作为指责胡惟庸的证据。
这下子胡惟庸百口莫辩了，将被加了个“通敌”的罪名，下到狱中，家也遭到籍没，就是被抄了家。虽然没有遭到杀戮，但是昔日的胡丞相府邸，现在已经荒凉起来，就连胡岚也被五军都督府找人控制了起来，没有了行动的只有。
纳哈出的这招“反间计”果然有效，没有想到间接性的帮了朱元璋这个大忙，其实作为皇帝，特别是戎马一生的皇帝，岂能看不出其中的门道，但是急于置胡惟庸于死地的朱元璋，怎么会不相信，那不是正好瞌睡送来了一个热枕头吗？
一纸书信，就有理由杀大明昔日中书省的丞相，这个结果足以与罗贯中刚刚写就的《三国演义》中的“蒋干盗书”相媲美了。
接着纳哈出新鲜出炉的这个证据，朱元璋写了一份谕旨，叫做《告天下臣民书》，就是一份给朝廷和天下百姓的公开信。朱元璋在这份布告里面说了这样几件事情：
一、诚意伯刘伯温去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为什么刘家的两个儿子矛头都指向胡惟庸，又为什么是胡惟庸送药治疗后不久就身故了？
二、大明兵马强盛，可以驱逐蒙元，可以征战天下，打的蒙元皇帝跑到和林，打的方国珍、明玉珍、陈友谅和张士诚，为什么大明建国之后，就突然国力不济。打不起仗，将士们却没有了军饷。这钱都去哪里了，这些不同寻常的做法难道不需给个交代吗？
三、皇上要免百姓的赋税。要减少百姓的负担，但是每每中书省出了告示，都没有遵照皇上的意思，而且国家也没有增加收入，官员们连俸禄都少的可怜，这些钱又没有打仗，都花在什么地方了。
四、胡惟庸行乱无厌，淫虐无度，上天示警。无所省畏。更加是培植党羽，任用亲信，任人唯亲，在朝堂之上搞党争，这些大家都知道吗？
五、因为这些原因，朕特别告知天下，并邀请天下有识之士共同论之，以免朕冤屈了一届丞相，并论中书省之存在之必要。望天下臣民有能者言之。特此告知。
布告中说的这五件事，从纳哈出的那封信说起，提出疑问，然后说到奸臣当道。迫害贤能，当然也包括胡惟庸所谓的胡作非为，最后号召天下共同议罪于胡惟庸。可谓步步为营。表面上是在说奸臣，其实是在说胡惟庸一系。
这份布告可以算是朱元璋对待胡惟庸态度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以前他要做出一副无奈的样子。因为朱元璋内心深处，也不想别人说自己是兔死狗烹之人。而很多人，包括庞煌都看的明白。
所谓的议罪胡惟庸，其醉翁之意不在酒，目标是打压维护胡惟庸的那一班子的人，自从胡惟庸下狱之后，并不是像是朱元璋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朝堂之中，也是风起云涌，潜藏着一股暗流，在梦想着为胡丞相翻案。
至少在纳哈出那封信传回来之前，是公开想要为胡惟庸翻案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牵涉到通敌、叛国这个罪名，虽然纳哈出的那封信传回来，堵住了一些人的嘴，但是暗地里，明眼人也在为胡惟庸叫着冤屈。
因为纳哈出的那封信根本经不起推敲，连徐达、冯胜那样子的武将都没有骗住，怎么能瞒得过在官场上经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文官呢？
皇帝用建立大明之前的国力和建立大明之后的国力来比较，推敲胡惟庸维护蒙元，说钱不知道花在那个地方去了。
但是明白人都知道，建国之前，大家只需要顾及一个问题就行了，那就是打仗，一切为了打仗而存在，全国上下一条心，也是驱逐蒙元，统一华夏，当然花钱要少的多了。
而安邦比定国更加浪费钱财，这一点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作为丞相，要顾及全面，全国上下那么多张嘴在嗷嗷待哺，顾得了东边顾不了西边，更不要说打仗了，当年，你皇帝不是也说着要顾忌民生，安抚百姓吗？
这些都要什么做基础，当然是金钱了，铜钱不够，你皇帝下个诏书，印刷宝钞就行了，但是宝钞的发行，和铜钱金银的冲突等等后遗症全部都要丞相来解决，作为大明初期的一个丞相，胡惟庸并不容易。
朱元璋也知道当丞相不容易，所以当初给了胡惟庸绝对的权力，现在终于知道了过度给一个人权力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了。
但是当初选择胡惟庸的时间，他已经够留有退路了，没有想到，现在竟然还是有些为难，要是没有辽东这次战争，情况会好得多，朱元璋也会有精力针对胡惟庸自己。而且可以做到，谁反对，他就可以杀谁。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辽东那场战争牵涉了太多的官员，牵涉了太多的精力，包括现在纳哈出已经请降了，依旧不能乱动官员，因为涉及了很多事物，光是六部官员，边关将士们的善后，纳哈出部族的安排和今后的管理。
现在要是让大家心冷了，后果的确会很严重。所以朱元璋要找借口，要找借口来杀胡惟庸，想到这一点，朱元璋不由更加生气了。
而且，还有一个人令朱元璋担心，那就是一直沉默不语的韩国公李善长，他才是胡惟庸真正的后台，这个老匹夫万一有什么反复，自己就算是想杀，也来不及了，因为李善长才是淮西系官员的真正主心骨，手里有着让人不安的力量。
朱元璋也明白天下无人能对付李善长，能对付他的只有自己。这一点他在十年之前都已经想明白了，这也就是他一直善待李善长。甚至让李祺做驸马的真正原因。
其实不管汪广洋也好，杨宪也好。胡惟庸也好，其实都可以看作朱元璋为了削弱李善长的努力。其实从开始的目标，朱元璋所蓄谋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削弱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而胡惟庸的被打入天牢可以看作这种削弱的开始，虽然李善长走了，但胡惟庸坐在那个位置上跟李善长坐在那个位置上并无区别。
其实胡惟庸无论在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还是大明建立以后都是一个小人物，朱元璋并没有把他当作宰相，但是胡惟庸是有才能的，他是一个干吏，能够把事情做的滴水不漏。可以说他的风格跟李善长有些相似，但在政治场上都需要一股力量来压制他们，朱元璋找了十几年，找了刘伯温，找了杨宪，找了汪广洋，都不行，还要自己亲自动手。
朱元璋将他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儿子，这是朱家给李家最后的殊荣。也是安抚李善长，准备向胡惟庸动手的一个风向标，相信这一点李善长是能看出来的，朱元璋的动作。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通政使司，规定所有奏章送交通政使司，然后由通政使司直接送交皇帝。这样就越过了中书省，此时的胡惟庸不知道屠刀已经临近。
朱元璋并不满足于此。大批的检校监视着中书省，时刻等待着胡惟庸犯错。可小心翼翼的胡惟庸始终让他们无法抓到把柄，直到占城国使者进京了，中书省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朱元璋，胡惟庸自己处理完事情便打发使者回国，但检校们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朱元璋。按理说这等事情属于可报告可不报告之列，可朱元璋似乎要做文章了。
朱元璋将礼部官员和胡惟庸、汪广洋都叫了来，现场质问，胡惟庸被搞得措手不及，他不明白皇帝为什么要突然纠缠这个事，他很快推给了礼部官员，礼部官员也毫不示弱，把这件事推给了中书省，朱元璋当场把负责此事的礼部官员下狱，并令检校彻查此事。
朱元璋认为查出的结果一定是胡惟庸，但他错了，检校们查出来的结果是汪广洋，朱元璋惊愕了。并不是检校们背叛了朱元璋，这个结果说明一个问题，胡惟庸的势力大到检校们查不出真实的结果来。朱元璋意识到，不用查了，他需要的就是一位大臣揭发胡惟庸的罪状，然后直接抓人。
说胡惟庸的罪状，朱元璋自己肯定不能这样说，最好是有一名御史出面上书，朱元璋找来找去，找到了御史中丞涂节，这涂节本来跟胡惟庸是一伙的，不知道朱元璋给他许下什么好处，或者跟胡惟庸有什么过节，再或者他自己已经嗅到了政治气候的变化，在朱元璋的授意下，他开始酝酿发动弹劾。
既然事情已经布置下去了，那必须先稳住胡惟庸，以免胡惟庸提前出招，打乱计划的部署。为了稳住胡惟庸，朱元璋最后一次将汪广洋贬到广东，朱元璋被逼到这一步并不是他所希望的，他更希望的是汪广洋能够搞掉胡惟庸，身为九五之尊，如此硬出手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他对汪广洋希望了九年，也失望了九年，终于希望与失望都变成了怒火，他又追加了一道诏命将走到半路上的汪广洋赐死。
然后经过辽东战事的拖延时间，朱元璋一直迟迟没有发动对于胡惟庸的攻势，一直到辽东战事稳定下来之后，才下令抓捕胡惟庸，但由于战事的发展，牵涉的官员太多，已经杀不了胡惟庸了，不过皇帝又连发两道圣旨：废除中书省和大都督府。整个大明的官僚都被打蒙了，但朱元璋对于废除中书省和大都督府后的有序安排表明了计划酝酿的长期性。
朱元璋对于胡惟庸的处理只是面对李善长砍的第一刀，从此正式拉开磨刀霍霍向李善长所代表的淮西派系官员集团的争斗，实际上胡惟庸一案只是采摘李善长这根大树的第一片叶子，等到所有的叶子都采完，就是该砍树的时候了。
只有把胡惟庸拉入谋反的阵列里面，才能杀死他，胡惟庸死后，朱元璋才有理由清洗李善长的嫡系，也就是淮西派系的官员，原来依靠的力量就是检校，而现在变成了要依靠锦衣卫。
这些，是刘伯温派刘彪前来，口述给庞煌听的，是刘伯温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和消息总结而来的，对于刘伯温的这种推断，庞煌是相信的，但是既然刘伯温都能推断出来，李善长岂能不知道呢？
李善长这个老狐狸在做什么呢？难道就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要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这个挡箭牌被清除吗？那样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正想到这里，突然有消息传来，刚刚从临安回到中都凤阳的李善长，亲自押运着最后一批准备修筑中都的材料，往京师里面来了。
庞煌在等待着李善长的反应，很多官员同样在等待着李善长的出手，李善长会不会出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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