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弘升不敢激怒统帅部,但以他在军方的地位,又不能擅自向水师统帅来护儿和周法尚求援,那是越级、越权之举,不合法度,为军律所禁,无奈之下,他只好向崔君肃求助。
中土崔氏有两家,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都是山东超级大豪门。在开皇末年的皇统之争中,清河崔氏是“太子党”,支持太子杨勇,而博陵崔氏支持秦王杨俊,但这两位皇子先后失败,崔氏两家也因此受累。汉王杨谅举兵叛乱,圣主为保住皇位,不得不向山东人妥协,崔氏两家遂得以复出。两家血脉相亲,但因为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始终存在矛盾和冲突,从崔氏上千年的历史来看,两家合作大于斗争,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从当今中土政局来说,关陇人和山东人的矛盾已经激化,冲突无处不在,为了最大程度的维护山东人的整体利益,崔氏两家必然是求同存异,通力合作。
崔弘升出自博陵崔氏,崔君肃出自清河崔氏,两人年纪相仿,私交也还不错,彼此政见相近,且对崔氏所面临的危机都有清醒认识。此次东征,崔弘升在陆路大军领兵,崔君肃在水师辅佐,看似崔氏在军方的力量颇为强大,但实际上两家心里都清楚,崔氏在军方的力量正急剧削弱,日益边缘化,若不能利用这次东征建功,崔氏极有可能被排挤出卫府统帅层。据此,崔弘升相信,就目前东征形势和平壤战局,以及水师的不利处境来说,崔君肃应该给自己以帮助,而来护儿和周法尚也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只要功过相抵,便能自我救赎。
崔君肃接到崔弘升的求助书信后,的确想尽力给崔弘升以帮助,但他和崔弘升一样,在卫府都属于过客,都是在战争期间临时跑来建功“镀金”的,与那些少时从军、戎马一生的老军相比,对军队了解得还不够全面,对军方“山头”、“派系”斗争和利益争夺的激烈性、残酷性还缺乏深刻认识,某些方面他们还局限于政治上的文斗,不知道军队内部“武斗”的真相实际上远比他们想像的更加血腥。
比如中土名将史万岁之死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老越国公杨素站在他的背后,悄无声息的一刀,一刀致命。当然了,这件事名义上是源自两人争功,实际上当时正是太子杨勇被废,时为晋王的圣主冲击储君宝座的关键时刻,偏偏镇戍代晋手握重兵的汉王杨谅也有心争夺皇统,而史万岁偏偏在那一年北伐突厥的战争中,辅佐汉王杨谅打了个大胜仗,而同样参战的晋王和杨素却寸功未建,结果史万岁非常不幸地陷进了皇统之争,事情随即发生了质的变化,变成了史万岁要与晋王争功,要阻碍晋王冲击储君宝座,这不是找死吗？结果可想而知,一代名将被先帝在朝堂上活活打死了,而先帝犹不解恨,罗织罪名永不平反,以此来杀鸡儆猴,为晋王问鼎储君铺路。
杨素是河洛贵族,史万岁是关中贵族,两人都是关陇名将,都是中土统一的功臣,在军中的威望都很高,还曾多次并肩作战携手杀敌,按道理两人之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生死之情、袍泽之谊,但一旦粘上了政治,人就变了,变得冷酷无情、血腥残忍,杀袍泽就如杀狗一般。
在崔君肃看来,心最黑的应该是玩政治的人,但他轻视了卫府老军,玩政治的老军不但心黑,手段更是血腥。平壤一战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来护儿为了政治上的利益,直接屠杀了近四万水军将士,但来护儿可不是一个人承担恶名,他把周法尚和崔君肃都给拉上了,三个人一起背恶名。事已至此,背恶名也就背恶名吧,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事实就是如此,没办法,但打败仗背恶名终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若有机会自我救赎,当然要将功折罪了。
然而,当崔君肃找到周法尚,说起崔弘升求援一事,却被周法尚迎头泼了一盆冷水。
周法尚一口拒绝。
崔君肃抱着一丝幻想,转述了崔弘升对当前平壤战局的分析和推演,认定远征陆路大军在撤退过程中存在巨大风险,而萨水通道的安全直接决定了三十万远征将士的生死存亡,所以水师有责任也有义务给予救助。
周法尚冷笑,质问崔君肃,“两军对阵,你的经验比某的经验还丰富？平壤一战,水师听谁指挥,你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是支援黄台公（崔弘升）,还是挑起关陇人和江左人的厮杀？”
崔君肃张口结舌,尴尬不已。
以周法尚的军事谋略和战斗经验,他对当前平壤战局的分析和推演,当然要胜过崔弘升,当然知道萨水通道的重要性,但问题是,水师听谁的指挥？平壤一战,到底是军事为主,还是政治为主？这一仗到底是圣主和中枢主导,还是由军方掌控？
一目了然的事,以崔弘升和崔君肃的政治经验,当然心知肚明,所以周法尚有理由怀疑崔氏居心叵测,有理由怀疑山东人有意激化关陇人和江左人的矛盾,试图挑起两者之间的厮杀,以便渔翁得利,所以周法尚愤怒了。战局到了如此险恶地步,远征军都有全军覆没之危了,你山东人不想着如何力挽狂澜,反而乘火打劫,落井下石,是不是太无耻了？
看到崔君肃的尴尬神色,周法尚担心矛盾激化,于是强忍怒气,稍稍缓和了一下语气,“以黄台公（崔弘升）单薄之力,戍卫萨水的难度的确很大,若你有意支援,某也不反对,可以给他提供一些必要的物资。”
看到周法尚一副“道貌岸然”,但实际上对远征军生死根本漠不关心的态度,崔君肃忍不住怒气上涌,脸色逐渐难看了。崔弘升要的不是物资,而是水师的倾力支援,那点物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黄台公恳求水师的支援,恳求水师能进入萨水内河,保护萨水通道的安全。”崔君肃手指自己的胸口,声色俱厉,“此事某与黄台公若有一丝一毫的私心,必遭天谴。”
周法尚目露鄙夷之色,嗤之以鼻,怒气也是不可遏止的爆发了,“难道水师要听从黄台公的调遣？你难道不知道,水师现在无论是离开平壤近海海域,还是进入萨水内河水道,都需要延寿公（于仲文）的命令,水师不能擅自行动
崔君肃勃然大怒,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水师正因为擅自行动,才导致了平壤大败,才把远征陆路大军推进了危险之境,如今周法尚竟一口否认,连脸到不要了,竟然以水师不能擅自行动来做为拒绝支援崔弘升的理由
崔君肃气得面红耳赤,真想冲着周法尚大吼一声,你还要不要脸了？
崔君肃忍住了。说起来周法尚是反对水师擅自行动的,平壤大败都是来护儿的责任,但他们都是江左人,都是圣主的亲信,都是一个利益集团的人,不论周法尚的个人想法如何,最终他都不得不屈服于集团利益,所以周法尚对平壤大败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来护儿把脑袋一缩,做乌龟了,自我囚禁了,等待圣主的惩罚,把水师扔给了周法尚,而周法尚独揽大权,马上“变脸”,一举一动都要遵从统帅部的命令。此事若是发生在攻打平壤之前,那是好事,但发生在平壤大败之后,那就显得荒诞了,十分的荒诞。
周法尚看到崔君肃忍气吞声、束手无策,不免有些得意。你山东豪门又如何？你出身尊贵又如何？就算你是条龙,如今也得在我脚下盘着。想让水师支援崔弘升,去给那帮狂妄自大的关陇人守住退路,门都没有。现在那帮关陇人估计正兴高采烈的谋划着如何落井下石,置我和荣公于死地,然后乘机夺取水师的控制权。想都别想,平壤大败又如何？只要我和荣公死守圣主密诏的秘密,圣主就一定会庇护我们,而关陇人若在平壤战场上与我们一样遭遇大败,那事情就颠覆了,最终受到严惩的肯定不是我们,而是那些关陇人。
崔君肃盯着周法尚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道,“如果延寿公（于仲文）命令水师进入萨水内河,樵公是否遵从？”
周法尚神情略滞。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关陇人若想置来护儿和自己于死地,首先就要确保自身的安全,确保三十万大军能安全撤回辽东,如此一来于仲文即便对水师恨之入骨,也不得不暂忍一时,另外在这个关键时刻,关陇人若能拉上山东人,双方联手打击江左人,则把握性更大。也就是说,如果崔弘升说服了于仲文,由统帅部下令调遣水师戍卫萨水通道,那水师就进退两难了,帮助崔弘升戍卫萨水通道,就等于帮助关陇人打击自己,反之,若抗令不从,又等于拱手送给关陇人打击自己的把柄,而更严重的是,如果水师因为抗令不从导致陆路大军在撤退过程中遭遇了重大损失,那水师就是罪上加罪了。
无耻的山东人,卑鄙的崔氏。周法尚忍不住就想骂人,崔氏太不要脸了,竟在关键时刻背后下黑手,非要挑起关陇人和江左人的厮杀,非要从中渔利。
周法尚决定妥协,此刻自己最大的敌人是关陇人,而山东人则是可以拉拢的对象,一旦让利于崔氏,赢得崔氏的合作,那么凭借江左人和山东人的联手之力,即便抵挡不住关陇人的“攻击”,亦不至于毫无还手之力。
“某是否遵从延寿公的命令,进入萨水内河,取决于两个条件。”周法尚回道,“首先,高句丽水师是否如影附随,如果高句丽水师始终不离左右,牢牢牵制着我们,你说我们是否有可能置身边虎视眈眈的敌人于不顾,一头冲进萨水,任由高句丽水师把我们围堵于内河？一旦我们被困内河,水师便有全军覆没之危。其次,水师总管是荣公（来护儿）,荣公才是水师的最高统帅,最终决策者,圣主更是授其临机处置之大权,所以水师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不是你我说了算,而是荣公说了算,若荣公不同意进入萨水内河,某亦无计可施
老奸巨滑。面对无懈可击的周法尚,崔君肃一筹莫展,虽然他在水师决策中也有一票,但只要周法尚与来护儿联手,他这一票就毫无意义。
“如此说来,水师就在这里袖手旁观,对萨水断绝之危视置若罔闻,对三十万远征将士的生死视若无睹？”崔君肃质问道。
周法尚稍稍思索了片刻,说道,“水师可以向萨水入海口方向缓缓靠近,但不能过度靠近,以免让高句丽水师做出错误判断,为阻止我们支援萨水内河而发动攻击。以我水师现在低落的士气,双方一旦交战,我们有可能再遭败绩,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周法尚让步了。崔君肃松了口气。虽然水师靠近萨水入海口并不能保障萨水通道的安全,但最起码距离萨水内河近了,一旦陆路大军在撤退过程中,受阻于萨水,双方可以在最短时间取得联系,水师旋即可以急速进入萨水内河支援,凭借战船优势,多救一些人绝对不成问题。
很显然,周法尚存了私心,做了两手准备。若陆路大军顺利撤退,他就无须冒险进入萨水内河,反之,若陆路大军撤退受阻,打了败仗,他冒险进入萨水内河支援就有价值了,可以建功,可以将功折罪,还在关键时刻拉了崔弘升一把,牢固了与崔氏的合作,确保崔君肃不会因为与江左人决裂而泄露了圣主密诏的秘密。
很快,崔弘升接到了崔君肃的回信,同期抵达军营的还有水师送来的几船物资,但崔弘升很失望,情绪很低沉,尤其对前线统帅部的反应,更是焦虑不安。
统帅部没有反应,不论是对来护儿的水师惨败平壤,还是对崔弘升禀报的萨水危机,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事出反常即为妖,前线统帅部肯定出现了问题。
统帅部当然出现了问题,面对水师惨败平壤背后所暴露出来的“政治阴谋”,由圣主和中枢直接针对军方所设的“阴谋”,军方反应之强烈,可想而知。上至于仲文和诸军统帅,下至诸鹰扬长官,全都“炸了锅”。
此事说明什么？圣主和中枢不再信任除水师以外的军方？圣主和中枢要把东征失利的责任全部推给军方？圣主和中枢要借助这次失利打击军方,铲除异己,继而进一步集中军权？
东征前期攻击不利,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与军方没有关系。远征军之所以在辽东城下滞留三个月之久,都是圣主和中枢的决策错误,若不是圣主和中枢非要坚持以外交手段来实现东征目标,非要与高句丽人谈判,东征就不会陷入今天这种被动局面。
然而,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正因为东征前期不利,导致圣主、中枢和军方的矛盾激化,而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实施段文振遗策,更是让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升级。由此可以预见,若段文振遗策成功了,远征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陷了平壤,摧毁了高句丽,那么军方在政治上显然是胜利者,双方在军权上的争夺将更为激烈,而军方完全可以凭借自己在政治上的胜利,击退圣主和中枢对军权的进一步集中。
这显然是圣主和中枢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在军方看来,来护儿和周法尚指挥水师提前攻击平壤,肯定是因为接到了圣主的诏令,是想给军方攻陷平壤设置障碍,从而迫使远征军不得不无功而返,如此东征失利的责任就是军方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圣主和中枢以如此卑劣的手段打击军方,置三十万远征将士的安全于不顾,当真是人神共愤,彻底激怒了军方。
诸军统帅齐聚,义愤填膺,一致要求统帅部行使临机处置之大权,即刻撤离,返回辽东。
于仲文当然同意,但宇文述不同意,刘士龙也坚决反对,结果两个人遭到了诸军统帅们的猛烈“炮轰”。
右屯卫将军辛世雄和右御卫将军张瑾质问两人,在大军出发之前,你们是否已经知道圣主和中枢密令水师提请攻击平壤？
宇文述知道,但他矢口否认,此刻就算打死他,他也不会泄露这个天大的机密。刘士龙的确不知道,所以他否认的理直气壮,而且他警告诸军统帅,你们千万不要冲动,如果不战而退,你们的罪责比水师大败平壤还严重。
水师提前攻击平壤可以找到很多理由,比如在渡海过程中遭遇重大损失,食物淡水严重短缺,抵达平壤后不得不主动发动攻击,以战养战;或者因为高句丽人主动攻击,不得不被动应战,但对战局判断错误,以致遭遇重大挫折,等等,总而言之,水师是独立的,为圣主所信任,只要来护儿和周法尚找到战败的托辞,圣主和中枢就一定会庇护他们,但于仲文和他所统帅的九路大军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三十万人马到了平壤城下,不战而退,这本身就是对圣主和中枢权威的挑战,不可姑息,不可原谅。
诸军统帅勉强冷静下来,虽然不再坚持即刻撤退,但也没有攻打平壤的意愿。
宇文述建议,反正都来了,虽然攻击时间十分有限,但还是可以打一打,不如大展神威,大杀四方,杀得血流成河,人头滚滚,出口恶气,然后走人。
没人理睬他,直接把他当空气了。
刘士龙拿出了一个折衷意见,谈判,与高句丽人谈判。高句丽人不是一直要谈判,以谈判来迟滞我军的攻击速度吗？现在我们到了平壤城下,可以谈了,遂其所愿,逼着他们签订一个城下之盟,这就算拿到战果了,然后果断走人。至于接下来高句丽人是不是承认这个城下之盟,与军方无关,那是圣主和中枢要考虑的事,但是,一旦高句丽人当真承认了这个城下之盟,军方的功劳就算拿到了,也算没有白跑这一趟。
于仲文和诸军统帅反复权衡之后,接受了刘士龙的建议,随即在距离平壤城三十里外停下了攻击脚步,双方开始谈判。
既然有了决策,而这个决策与水师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统帅部当然对水师不理不睬了,直接无视。至于崔弘升所禀报的萨水危机,没人在意,我有三十万大军,就算高句丽人掘坝放水,人为制造洪水又如何？难道洪水还能肆虐十天半月啊？难道实力不济的高句丽人还能逼得我远征军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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