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除了血缘之亲，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建立圈子。是否成为一个圈子的成员，在圈子中地位如何，往往不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品德和能力，而是取决于这个人与核心人物的关系。因此，造成华国人的信任带有浓重的人**彩。人们可以通过人情运作来改善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即可以通过已有的关系网或请客送礼等方法来建立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
新华国之后，仿效前苏联，单位制盛行，至今仍有很大影响。依照不同的标准，大家分处不同的单位，生老病死，一应由单位负责。每个人也都变成了单位人，而每个单位既是一个独立的圈子，同时又是整个行业系统中的一个小圈子，层层叠叠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
圈子成员对圈子的依赖是很严重的，衣食住行、个人事业发展等皆维系于此。所以成员需要对领导上级小心谨慎，“虎须摸不得”，生怕领导上级有丝毫厌恶之心。因为，在一个一切都活在领导眼皮底下的成员，自然就有更多的可能性和机会暴露自己的不足，此时领导评判的标准也不容易仅仅限于工作业绩等，甚至成员的习惯和与工作毫不相关的处事方式都有可能成为领导考核的标准。因此，在这种无孔不入的监视和全方位的考核体系下，下属自然是谨小慎微，处处小心为妙。
此外，由于圈子成员之间关系纵横交错，密不可分。同时。因为不易退出圈子，因此也培养或者说是迫使成员间采取一种长远的处事方式。因为你今天对某一成员恶言相向。说不定明天你就可能有把柄栽在对方手里，所以。为规避风险的角度出发，大家都尽量维持一团和气，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人，以免日后断了自己的退路。
因此，这种天生的对圈子的依赖性就决定了成员温驯的一面。而实际上，为了保证圈子的和谐，不对中心构成威胁，对圈子成员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要听话、顺从。人们常说，“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处世格言，导致国人重天命，轻人力，无创新，怕变动。华国的政治格局中，最难过的，下场最不好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员信奉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上级不习惯通过制度和流程来控制下属，而是靠感情和利益来维系。所以许多领导整天考虑这么安抚下属，搞平衡。所以华国的统治者，比如乾隆，就借助鼓动臣子或下级互相争斗而自己居中调停起到驭下的目的。这是华国很传统的宫廷政治，或者说是权谋。当领导人能力无法驾驭下级时。下级容易不服指挥，甚至取而代之。或者干脆另立山头。在华国企业里司空见惯的一种现象就是主力干将在羽翼丰满之后，带走一大批忠实于他的部下自立门户。而在国外，我们很少看到这一点，是因为许多公司的发展不是靠一两个能力，而是靠制度、文化来维系，公司越大，越是如此。
在圈子内，人人都小心谨慎，因为是自己人，或者和自己密切相关。而圈子外，则是局外人，不是自己人，因此无须“温良恭俭让”，无须做假样子。或者说，对熟人宁可自己吃亏，里头有个利益的权衡；而如果是外人，则不需那么长远打算了，所以也用不着讲究规矩。
因为，大家养成了办事先依靠圈子里的人，因为他们肯帮忙，而对圈子外的人则不信任。一个人要和圈子外的人打交道，哪怕是光明正大，哪怕有正常的行政程序等，官事官办，按照名面的规则，都不一定会很顺畅。而如果先套交情，先进入对方的圈子，办起事来自然要顺利的多。因此办事托人找关系之风盛行，至今不衰。因为，一旦进入圈子，自然就是自己人，办事起来自然就有一种信任感，这种建立信任的速度可以很快。
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加上个人私欲的膨胀，这种建立信任的格局有些变化。进入一个圈子，单纯靠友情亲情有些靠不住了，于是送礼、行.贿等大肆粉墨登场，这种速成的“信任”风险自是不少。为了规避风险，许多**分子竭力控制自己的小圈子，或者说精心打造这个圈子，只在核心圈子里活动，只接受核心圈子成员所托所求。大家利益攸关，一条绳上的蚱蜢，这样减少了风险，或者说走的是“蓝筹股”的路线，数量少，但少而精，一个顶十个的用。
这种对圈外的漠视，使得大家很少去关注他人或外界利益，由此造成社会公德的缺失，社会规范也难以确立。比如随地吐痰，“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由此，个人利益也最终得不到保障。梁漱溟先生有一次回忆道：八岁时八国联军进北京，美国大兵进他家搜查，最后临走时吵吵了一句：大门口太脏了，要天天打扫！真让人哭笑不得。
圈子文化之下，领导权威过重，一方面培养了华国人（尤其是底层老百姓）坚忍耐劳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实际上也纵容了上层对下层的欺压凌辱，导致权威得到不断放大，专.制主义的进一步加强，“一言堂”现象严重。
与领导权威相伴相生的是，是成员个性和创造力的扼杀和消亡。在圈子中大家讲求同等划一，这样方便管理，同时也似乎能形成统一的合力。因为习惯依赖圈子和他人，在精神上未断奶，每个个体丧失对群体的独立性，造成个体的个性和意愿的丧失，长此以往，造成了对个体需求和利益的压制和成员对集体和领导存在习惯性的依赖。
圈子文化也造成制度的缺失。圈子社会就是人情社会，人情关系对法律进行渗透，甚至于凌驾于法律之上。林先生曾说：“华国人是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的”。在情、理、法的关系中，先用情来讲理，讲不通，不得已时，再用法来讲理。
圈子社会的信任是一种非理性的关系，带有很浓的人**彩。这也造成了人们对非关系网中人们的信任的丧失，扩展到整个社会，就造成信任危机。另外，受传统权谋文化影响，即使是“亲”的圈子内人们之间由于利益的原因相互算计和彼此防范，这也造成了彼此信任的丧失。老百姓没有安全感，皇帝老儿也没有，皇帝老儿手下的官员更没有，不管你有钱没钱，有权无权，大家都没有安全感。
在个人发展之潮流渐趋抬头的今天，单纯依靠一人之领导，容易发生灾难。社会愈发展，领导权威愈消弱，而多采取理性科学的统治和管理办法，这样社会和国家才更易有序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改造这个圈子。具体来说，就是要综合全世界优秀文化，在融合中创造新的先进文化。把小圈子提升成大圈子，把圈子文化改造成社区文化，营造一种共同的社会空间。
首先要提倡健全个性的培育。华国圈子文化中最缺的就是个性的健康发展。正因为没有个性，所以盲目的权威盛行，得不到有效合理的制约，从而导致自觉或不自觉地使圈子往危险的方向前进；正因为没有个性的合理发展，才使得大家人云亦云，没有创造性。所以，我们应借鉴西方个性充分发展的经验，主张个人的适宜发展，这样才能创造一种健康的华国文化，为社会发展服务。具体我们可以先从教育上着手，然后再在各种决策程序中得以锻炼和加强，由此一步步努力，形成培育个性充分发展的健康氛围。
其次，我们要树立一种制度化保障。用制度，而不是靠权谋、“悟道”来进行管理，而要下决心掌握管理艺术和技能。在具体做法上，凡事对“事”不对“人”，在保留人治灵活性的同时，淡化其色彩，而逐步代之以流程和制度。
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圈子”就是“社群”、“部落”、“团体”；从个人经验来说，“圈子”就是由志向、趣味、年龄甚至居住地点都比较相近的人自动形成的团体，这些团体常常会以饭局的形式展现在别人面前。圈子是在成功意识的支配下形成的，只要个体不在圈子里使坏，圈子就不会把个体排斥在外。但是，并非所有的圈子都能走向成功，因此，“选择圈子”比“进入圈子”更重要。圈子不能太大，太大了发言的机会就少。还有，一个圈子当中不能没有掌握话语权力的人物，但这样的人物也不能太多，否则一个圈子就会分化为多个圈子，导致个体在决定投奔哪个圈子时左右为难。
圈子自古就有，只不过在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华国社会处在一个特殊的封闭期，政治化状态取代一切，所以圈子就给淹没了。圈子在80年代后活跃起来，反映了非正式组织群体的多样化。任何一种特征，比如职业、品味、特长、个性、收入甚至年龄、性别，都可以组成为不同的圈子，以保持自身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不断地组成圈子，也不断地选择着圈子，营造适合自己的圈子，在圈子里寻找寄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