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了“俘”字的奥妙，咱看看公开的资料里是绝对没有的一种工作的名称，还有大批从事这项党的秘密任务的人们的坎坷历程。
1942年晋察冀搞精兵简政，一分区将在平津大城市中有亲属关系的干部调离，聚集到晋察冀社会部学习地下工作。学习结束后，派去搞地下工作。这批被派去搞地下工作的干部，最成功者如万一，解放后一直高居北京市领导岗位。失败者如薛世聪，解放后很长时间一直保持不能暴露的“特情”身份，好像在继续从事地下活动。
什么是“特情”？咱们就揭秘式的解释一下。
全国解放后，原本做地下工作搞情报的同志，只要你过去的侦察对象还在，不管现在是起义人员、统战对象还是社会人士，你都不能公开你的我党情报员的身份，要继续监视下去。担负这样特殊身份的情报干部就称为“特情”人员。
比如傅作义身边的地下党员，八十年代才公开身份。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被打成右派，身边就安插了冯亦代这样的“特情”人员，时刻向有关方面汇报他们的言行和思想动向。
有人就要问了，战争年代的特殊情报需要的产物，那时至今日，中国大陆还有没有“特情”人员？
当然有，而且数量不少。对被打下来的“89”分子，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反**小组的成员（注意，不是“**分子”。是反**分子）。对被打成什么功的那些分子。包括对活跃在海外的那些民运分子当中和“轮子”当中，有关方面都会安插下利用各种身份作掩护的“特情”人员，以便及时了解反对派（是“反动派”吗？当然不是）的动向，有助于职能部门预先采取相应的对策。
历史上，从事“特情”工作的干部，许多人结局都很凄惨。五十年代中国上演的两部很有影响的反特影片（今天也能看到），一部是《羊城暗哨》，另一部是《寂静的山林》。影片里故事的发生地点正好是中国大陆的一南一北。这两部影片中饰演侦察员的人物原型，就是两个“特情”人员。他们的结局并不像影片中那样立了大功，成为英雄，而是结局都很令人叹惜。
一分区的这位老资格的地下干部改成的“特情”同样如此。
八十年代初期，一分区在军队工作的老同志大都有领导干部身份，一个个春风得意。通过当年另一个一分区被派去搞地下工作的干部徐正冲，这些老同志终于见到了老战友薛世聪。
好不容易找到这位老地下情报人员的家，大家都吃了一惊！只见前门一座破旧的四合院内，薛世聪卧病在一张木板床上，家徒四壁。旁无他人。不久，薛世聪病故。公安部门这才出面，公布他的局级干部身份，给尽殊荣。但人死了，这又有什么用呢？
当特工死，从人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去看，是最不值的，但是要从为一项事业去抛掉自我一切的献身精神去看，这些默默无闻一辈子的老特工们，确实令人敬佩！
比如九十年代，我境外的特工和特种兵和白头鹰国的特工交手数次，牺牲的内部被定了烈士和一等功，但是家属是绝不能对外说自己亲人是什么事立的功，恐怕家属也不知道自己亲人生前是做什么工作的，这个对自己家属都是严格保密的。
抗战年间，一分区干部在战场上被捕后牺牲的，不在少数。1942年，华北日本军在冈村宁次领导下实行“怀柔政策”，对大扫荡中被捕的八路军干部战士不再杀掉，而是押进战俘集中营，进行甄别改造。日军华北派遣军最大的战俘营就设在石家庄，1942年在冀中大扫荡中被捕的八路军大批战俘都押往那里。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分区瞿秋白的侄子瞿世俊，1940年被捕后在易县牺牲，牺牲时的状况不详。一分区潘汉年的侄子潘可西，1936年参加革命，跟蔺柳杞、魏巍、瞿世俊一起从抗大毕业分派到一分区来的。在涞易支队任教育干事。
1941年大扫荡被捕时穿的便衣，不是八路军军装。伪军抓住他后关在易县，承蒙曾在一分区担任过领导职位的赵玉昆开恩，没有杀他，有幸活到了鬼子投降，获得了自由。
据说，被捕后审问他时赵玉昆也在场，法官问他：你是抗日的吗？
他说：是啊。他们（伪军）就是因为这抓我的。
法官又问：你不知道抗日是犯法的吗？
他说：在你们这边犯法，在我们那边不犯法。不信，你去问他（说着用手指赵玉昆）。
潘可西好开玩笑，易涞支队属易县的地方部队，与易县人组成的赵玉昆部队交流很多。潘可西被捕前就与赵玉昆认识，相互处得还很熟。被捕后几次审讯，与审问的法官相处得也不错，审问中笑声不断。加上有易县警备部长赵玉昆的网开一面，潘可西活到了抗战胜利。
潘可西很快通过了组织审查，解放战争中担任察哈尔军区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47年底，察哈尔军区改编成六十八军，潘可西与李青川等一分区干部一起走出涞水，他在六十八军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
解放后，潘可西历任解放军第六十八军教导团政治处主任，志愿军政治干部学校党史教员训练班政委，东北军区政治部科长，解放军第六十二文化补习学校训练处长，1955年，潘可西授衔中校。
1966年潘可西因言论不慎获罪，被军队处理转业到地方，任镇江地区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宜兴县革委会、县人民政府顾问、县政协副主席等职。1983年9月批准离休，享受地（市）级政治生活待遇。
潘可西晚年写过几篇回忆三叔潘汉年的文章，有很珍贵的史料价值。我党最牛的潘汉年的侄子都躲不开这个“俘”字!还幸亏有各方面的资料证明他被俘后没有投降，没有叛变，但可惜从此也就基本葬送了往上走的仕途了。
再回到1941年鬼子对狼牙山的大扫荡，邱蔚为首的一团团部、卢星文为首的一分区卫生部部分同志，以及易、满、定、徐四个县的干部和县大队及四万余军民被围困在狼牙山上。
9月23日的那个夜间，杨成武调动在山下的三团、二十团猛攻被鬼子占领的管头、松山几个村子，狼牙山西北的碾子台一带闪开了一条大口子，这四万军民趁机突围。但也有未能走脱的。
有一个在卫生部副部长卢星文身边工作的医生，姓刘，后来又回忆录说知道曾经此人给白求恩当过助手。因脚力弱，天黑、山路崎岖，跟不上大队被俘，被俘后拒绝被鬼子押下山，结果被鬼子当场枪杀。跟他一起牺牲的也是一分区卫生部的医生，女的，叫李豫香。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个河南人，白求恩医校分配来的。
在鬼子扫荡中被捕的，较为有名的还有一分区战线剧社的鲁丁。他是1942年在狼牙山被捕的，被捕后押往保定监狱，据说以后绝食牺牲。解放后才查清楚。
1945年8月，一分区部队解放易县，冲进易县县城的锄奸科干部，直奔日伪军的法院和监狱，将日伪的档案拉回来彻底察看。寻找被捕后的同志都表现如何。以后察看的结果都汇报到冀察军区保卫部长杨德才那里。潘可西等人的表现和事迹就是这样被证实的。
所以，事实证明，被捕的同志大都是表现比较好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