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凌晨2时许，田中隆吉指使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带领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成员60余人，携带枪械、刺刀、棍棒等武器和硝磺、煤油等引火物，潜赴三友实业社总厂，纵火焚烧毛巾厂厂房6间、棉纱数百包、织布机24架，损失总数约1万元。公共租界警亭内陈德胜等3名中国警察发现火警，急忙打电话报警求救，却遭到预先在附近各马路的岗亭监视的日本暴徒袭击，电话机被摔坏，3名华人巡警陈德胜被枪击成重伤，朱伍兰被砍断手指，另一华人巡警田润生被刺死。
……
三井驻上海办公室发给东京总部的电报很快被天皇知道了，天皇小圈子成员利用这个电报，要求三井承担发动“上海战争”的费用，因为那是为了“保护三井在上海的利益”。犬养毅要三井捐献800万美金，作为政府调集军队去上海保护三井的费用。三井总裁团琢磨觉得政府的要求简直就是黑社会敲诈，就回复说三井不需要这种保护，也付不起这笔巨款。犬养毅提醒团琢磨，听说三井刚从美元套利中至少赚了2000万美金，人要知恩图报。没有政府的帮忙，三井怎么能赚到这笔钱？
团琢磨是个聪明人，终于弄明白这是天皇以武力建立帝国计划的一部分，而且不会因为西园寺公望这些政客或者三井财阀的反对而改变。天皇会以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逼迫他们妥协，美元套利便是天皇的一个圈套，一场大的较量即将来临。他同意考虑首相的建议。
……
上海日本纱厂联合会于1月24日下午通告上海市长吴铁城，如不制止反日运动，将断绝所雇华工6万名及其家属30万名之生计。
自1月25日起聚居闸北、虹口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迁往法租界。日本浪人集中于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领取枪支弹药，并对闸北火车站、天通庵车站、八字桥一带进行实地侦察；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宝山路、天通庵路、江湾路等处堆积沙袋、架铁丝网、设置路障，并向虬江路、四川路一带租界与华界交接处增派部队。这一切表明，日本的战争动员似乎使得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至此，点燃中日之间在上海发生战争的导火线，只是时间问题了……
……
在徐彦卓的要求之下。杜月笙的情报几乎是随到随报，因此，徐彦卓对上海的局势了然在胸。除了徐彦卓之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密切关注着上海局势的变化，这个人便是徐彦卓的二哥蒋志清。
1931年年底，蒋志清在国内、党内汹涌而来的内外压力下，通电下野。蒋志清的下野，应该说与东北中国军不抵抗而导致沦亡不无关系。但蒋志清在政坛上呼风唤雨这么多年。国民政府上上下下几乎都留下了他的痕迹，蒋志清下台后。中国仍在旧日的政治航道上徘徊，国民党中央的大局依然在他的掌控之下，往来奉化溪口的电文标示着蒋志清至高无上的地位。蒋志清心中很明白，要不了多久他还会复出的，因此他绝不能让上海出什么乱子。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志清对日本的狼子野心就有了清醒的认识。知道日本人对中国就没安好心。可是，在对待上海问题上，他的心中也是很矛盾。一方面，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又毗邻首都南京。他不能容忍日军占领它的心脏地区，扼死经济命脉。但另一方面，蒋志清又怕在上海与日本开战会引起中日全面冲突，从而破坏其安内攘外国策。中国积贫积弱，四分五裂，日本侵略也以蚕食为主，想来想去，蒋志清决定对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尽力避免全面战争。
鉴于这种想法，蒋志清给自己最放心的的人军政部长何敬之发了电报，让他告知第十九路军，只要日本的挑衅和进逼不超过武力侵占上海，就力求妥协退让，尽量避免冲突。
蒋志清与何敬之对日本人的的妥协政策，让十九路军领导层很是不以为然。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动员全军将士坚决抵抗日军的侵略，严正宣告：“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我不自救，谁能救我!”号召全军将士：“冲锋吧!以我们来高呼：杀!杀!杀!”表示了十九路军领导人抗日御侮的坚定立场。
1月26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进行抗战部署。
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是广东人，年方四十，血气方刚。他自小景仰清末抗法英雄刘永福，在偶像指引下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军人。
蔡廷锴首先在会议上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们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和航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
警备司令戴戟是安徽人，时年三十七岁，早年参加过蔡锷的讨袁护国军，北伐战争中是第四军的三虎将之一。
蔡廷锴发言后，戴戟接着作了战地动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