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发生之后，新成立的军政府对其他派系的势力进行了血腥的清洗，外交关系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因为新政府承认了盘踞海岛的台湾政府，所以和中国政府断交，而先父作为的外交政绩也被重新清算。因为考虑到先父的身份和领地的势力，所以新政府并没有立刻对先父下手而是秘密的软禁了先父，然后新政府联合了其他的酋长势力以我在软禁中的父亲的名义对我们领地下令驱逐中国援助者，随后对我们的领地发动了突然进攻，在措不及防的情况下，我们的武装势力大败，丢失了大片的领地，家母在忠实于我父亲的卫队的保护下逃离王宫退守到领地深处。
因为军政府当时地位还不稳固，所以当时的军事独裁者也没有赶尽杀绝，不过以我父亲的名义没收了我们已经被对方占领的土地。由于当时父亲已经被软禁了，而我这个长子也不过刚刚十一岁还难以主持大局，所以家母也不得不承认了这个既成事实。
两年以后，也就是在我十三岁的时候，我们的领地已经被周边各部落以及中央政府蚕食的只剩下了不足两百平方公里，不久我的父亲在首都莫名其妙的被宣布畏罪自杀，随后独裁政府委任之前被我父亲驱逐出境的叔叔为新的酋长，我的母亲知道大势难回，知道继续留下来的下场一定是上断头台，于是就带着我和年仅四岁的弟弟背井离乡逃到了法国。
在我们孤儿寡母逃到法国后不久，中央政府对我的一家在首都进行了缺席审判，宣布我们为叛国者，没收我们一切财产并冻结我们海外一切财产，同时进行国际通缉。在那种情况下，母亲只好变卖了一切自己的首饰和其他的贵重物品迅速离开法国，毕竟法国和我国的关系太过特殊，在法国难免会被政府抓回去砍头。由于考虑到我国和社会主义闹翻了，东欧国家应该相对安全，母亲就带着我们逃到了东欧，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乎成了惊弓之鸟，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
在逃亡中，母亲的哮喘病越发的严重，在第二年的冬天，已经油尽灯枯的母亲在东欧的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去世，临终的时候她把部落首领标志——一个雕刻着雄狮头像的吊坠——交给了我，拉着我的手告诉我一定要把弟弟照顾好，而且不要忘记努力恢复王位。
母亲的离去让我和弟弟失去了最后的一个亲人，也让我不得不成为新的一家之主，虽然当时我只有十四岁，但是我却不得不承担起复兴家族的重担，这也许就是所谓世家子弟的悲哀吧。
埋葬了母亲后，我和弟弟只剩下了两把指甲，而一直作为王子的我以前除了会一些西方教师教的科技知识和哲学理论根本没有可以赚钱的一技之长，我们当时真的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两天后弟弟已经饿得连哭都哭不出来了，那天一个贵妇人牵着一条狗从我们身边过，我给他磕头求她给我一点吃的或者一点钱，那个妇人不怀好意的笑着说：“你如果给我的狗舔舔屁股我就给你这个。”说着她从皮包里面拿出好几张钱。
（卡尔德又猛灌了一口酒）狗的屁股其实也没什么恶心的，其实说到底就是人的心理作用和自尊让人觉得恶心。我没有想到，就在我按照她说的做完之后，她居然把脚伸到我的面前让我把她的鞋底也舔干净，我看了看旁边的奄奄一息的弟弟，呵呵，反正既然都做了，干嘛还在意这些呢，起码人在理论上是比狗要高贵的。
在我舔完她最后的一只鞋底后，她把钱放回了皮包，牵着狗就走，我拦住她，让她给我钱，她不屑的说：“黑鬼，你把我的狗屁股和鞋底弄脏了没把你送进监狱就是恩赐了，居然还想要钱，滚开，不然把你送进监狱。”
那个时候，我的血液似乎已经沸腾了，但是瞥到旁边的弟弟，我低下头慢慢的让开了道路让她趾高气扬的离去。
这时，旁边一个面包店的老板——一个慈祥的罗马尼亚的老人——拿着走到我面前，同情的用袖管擦拭着我眼角的泪水向四周看了一眼和蔼的说：“孩子，你是外地来的吧？刚刚那个女人是这里一位官员的夫人，你怎么敢惹她呢？快点吃吧，这是你的弟弟么？进来暖和一下吧。”
我抱着弟弟跟老人进了面包店，在炉火的温暖下，吃了两块面包的弟弟总算是恢复了生气，这也让我松了一口气。老人很热情的让我们在面包店的小仓库里面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拿着老人给我们的二十列依和一袋面包告别了这个善良的老人，后来的日子，我慢慢的开始学习一些技术养活自己和弟弟，当时罗马尼亚正是齐奥塞斯库当政时期，当时为了改造老城，市政府拆除了成千上万栋破旧公寓楼，布加勒斯特的狗们最多时达到30万条。狗们在街头饥一顿饱一顿，漫无目标地晃悠，在街头垃圾箱里觅食，无奈时就拿行人出气。晚上，野狗的狂叫就像闹市区的汽车喇叭声，构筑了布加勒斯特一道奇特的夜景。呵呵，其实说起来我当时也像一条流浪在布加勒斯特的野狗，不过这些野狗也给我提供了食物来源，我有很多的时候都是依靠打猎野狗来养活自己和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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