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着两位好友征询的目光，何心隐慷慨激昂地说：“当世所谓之儒者，多有二病，一曰穷理而不博学；二曰闻道而不为善，不足以为人师表。至于科举之士，一年到头只知舞弄八股，此外万事皆是懵然不知；再者彼一心所望，无非‘利禄’二字，名教礼法于彼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焉能指望他们传承文明教化？如今天下滔滔者，无非此辈！惟是传承文明教化，乃千秋之事，岂可无人承担！我辈士人君子当上承圣贤之教诲、先哲之智慧，积之蓄之，教之育之，传之学之，不但有用于当世，亦为千秋万代存一文明教化之真脉。如此，方能使我中华之文明教化昌明鼎盛，绵延万代而不朽；方不负七尺昂藏，一身学识！”
何心隐越说越激动，洪亮的声音在船舱中嗡嗡回响。同时，他站了起来，也不再看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窗外，迎着漫天飞舞的风雨，坚定而自信地说：“孔圣人终其一生，门徒三千；我何心隐今生定要授徒三万！”
张居正怔怔地看着激动得难以自持的何心隐。令他惊谔的，不只是何心隐此时此刻表露出的非凡自负――他是天下闻名的狂生，“不恨吾不见前贤，恨前贤不见吾狂！”是他一贯的作风；还有他所决心选择的那条道路――广建书院，讲学四方。
书院之制，盛行于宋元，宋朝之时书院林立，其中有名的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嵩阳书院等，经常有当世大儒、士林名流常住讲学，四方学子闻风而来，为传播知识、传承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书院盛名传诵一时。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元末明初改朝换代，这些书院后多毁于战火之中，不复有往日之盛。
明朝开国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教育，建立了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一整套教育机构，确定各地各级学校的生员数额，由朝廷派官管理，学政巡回督查，只要是入学的生员，哪怕一辈子都考不上进士，照样享受国家的廪膳，还豁免赋税，凭这些优惠条件，朝廷将天下的读书人都网络到官学之中，接受正统的科举应试教育，重视素质教育且要自己承担生活费、学杂费的书院因此没落了近百年。
到了宪宗成化年间和孝宗正德年间，明朝已进入由盛转衰的中期，官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那些官学的生员把学习看作是科举出仕的唯一途径，只注重八股时艺，沉湎于科举，追求功名利禄而忽视了道德修养，以至于缺乏政治理想和良好品德，一旦为官，便结党营私，腐化堕落，成为被真正的士人君子所不齿的“衣冠蟊贼”；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官学生员数额毕竟有限，以最基层的县学为例，小县只有十人左右，大的在籍学生也不能过三十人，由于僧多粥少，导致入学门槛极高，除了考试严格，少不了还有诸如请客送礼沾亲带故等等营私舞弊的猫腻，堵塞了寒门士子的求学之门，更将官学变成了藏污纳垢、玷污斯文的肮脏之地。
正是因为官学有着种种弊端，书院便应运复生。比之官学，大部分的书院倒颇有圣人“有教无类”的意思，只要能掏得起束修，谁都可以入书院求学，以至于许多渴望进学读书却又请托无门的平民子弟趋之若骛。尤其是创立船山学派的王阳明，创立甘泉学派的湛若水等一代大儒，都于武宗正德年间效法朱熹，广建书院，向众多慕名而来的学生传授学问，批判程朱理学，宣传他们的6王心学，使得心学大盛于当时，书院更由此勃兴。
也就是说，何心隐所选择的这条道路，也是许多前圣先哲如朱熹、王阳明等都曾走过的路。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哪位学富五车的读书人不想将自己的道德文章、思想学说传诸生徒，成为桃李满天下的士林领袖？可是，在张居正看来，当此乱世，北有蒙元虏贼虎视眈眈，南有倭贼海寇为祸日盛，即便不说靖难大业，国家也是积弊重重，危机四伏，他们这些素来为社稷根基，并以家国天下事为己任的士人儒生，是没有权利，也没有可能这样做的，眼下最迫切需要做的，先是富国强兵，再造大明中兴，舍此之外，都是细枝末节，都是缘木求鱼。
但是，所谓知易行难，“富国强兵，再造大明中兴”说起来容易，如今该做些什么，又该如何去做，他却一概不知。此外，近年来阳明心学在士林中隐隐成势，读书人若不会口头上绉几句6王心学的语录，就会被人瞧不起。各地兴办的书院纷纷聘请精通6王心学的人去讲学，固然赚了大把的银子，却教唆得众多青年士子无心科举，只顾着标新立异，抨击时政，不但惹出了不少麻烦，而且引得一些固守程朱理学的硕儒多有不满，两派时时论战不休，倒在士林中制造了不少矛盾，令一向对这些无关社稷苍生的玄谈奇论不感兴趣的张居正万难苟同。因此，对于何心隐的理想，他只能报之以敷衍的微笑，不做任何的评论。
无论如何，这个建议比初幼嘉原本打算的遁入空门，自求解脱无疑要积极得多，也合理得多，他似乎颇感兴趣，一路上与何心隐热烈地讨论选择何处风景优美的名山胜地开办书院，请哪些当世理学心学大家来院讲学等等诸多问题，并为之争论不休，幸有张居正时时充当和事老，两位未来的书院山长才没有在他们的书院还未建起之时，便因意气之争而分道扬镳。
在与何心隐争论的时候，初幼嘉不慎说漏了嘴，说曾在顾?那里看到过朝廷刊印的《民报》，上面说朝廷如今在京师兴办国立小学，收容孤儿入校读书习字，由朝廷遴选年高德硕、办事稳重的举人、秀才为老师，并提供廪膳；还颁布了命为《兴学新政》的诏令，要求全国大办义学，由各省府州县动员本地缙绅之家捐资兴建学堂，招聘教习为幼童蒙――他清楚地记得诏令上说：“凡各村社钱无论按地、按粮，公田存款，每年提出若干，先尽义学经费。大村设学一，中村则两村合办，贫瘠之村则数村并办，畸零不成村者就近入学。各州县牧民之官当邀集乡绅社，悉心筹议，各就本地情形酌情举办。城中无社钱者，由官筹建，先为创行，其如何设塾、如何延师，开列规条，供各村仿照……”
偷来的锣鼓敲不得，他竟在身为新明朝廷职官的何心隐面前说起《民报》之事！张居正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不安，却听何心隐摇头叹息着说，这正是他百思不得其解之处。论说如今在北京垂拱九重的皇上既然一意孤行地推行凌辱士林的官绅一体纳粮之法，足见他根本未把士人君子、乃至文明教化放在眼里，却不知道他为何又大办教育，还提出了“文教兴国”这样的圣训，若说只是为了收揽人心的欺世盗名之举，未免失之苛刻，但他究竟是何用意，就无从可知了。
张居正心眼一动，问道：“柱乾兄也曾看过《民报》？”
何心隐面色微微一红，随即就坦然承认，并从随身携带的书箱的最里层翻出一叠《民报》，说是新明朝廷上下早就知道朝廷编印《民报》一事，也知道这是朝廷攻心之计，已将之列为**，照理他是看不到也不能看的。不过，某日在三山街书坊闲逛之时，一个相熟的坊主悄悄卖给了他几份，因是商人从北方偷偷带过来的违禁品，被官府查抄出来要依律治罪，坊主担了天大的风险将之翻刻，因此，每份《民报》竟要了他半钱银子。
张居正和初幼嘉两人拿过来一看，果然字划不如官府刻板那样清晰，也没有他们曾看到的若干插图，可见书坊翻刻之时只求快和省事，质量就无从保证了。
对于朝廷大办义学之事，何心隐颇有微词，一是开办的学堂虽与私塾一样，都以《百家姓》、《三字经》等书为蒙教材，却还开设有算学、格物等课程，女子学堂竟然还教习女红、医护等事，这等旁门左道岂能等大雅之堂？以此种义学培养出来的士人学子，如何能潜心研习四书五经，专注于春秋大义、圣贤教诲？更不用说浸淫于秦文汉赋、唐诗宋词，倡我中华之文明教化？二是兴办义学向来由各宗族自办，宗族的祠田收入为办学之资，不足之数由宗族中的富户分担，如今改由官筹建，难免一些操行不端、贪鄙成性的官员会趁机中饱私囊；三是各宗族也未必情愿掏钱粮让别人家的子弟入学读书，那些州县牧民之官为了逢迎圣意，定会强行摊派，难免引起民愤……
这些小事暂且不论，最让他觉得匪夷所思的是，朝廷居然还标新立异，明令创办旷古闻所未闻的女童学堂！虽明令习学之书以太祖高皇帝御制《女训》为主，但仍有种种弊端，要者有二：一是自古女子无才便是德，读书识字只为粗通文墨，何需专门进学堂读书；二是学堂执事、教习皆为男子，有碍男女之大防，还是在自家延请年高德硕的塾师为宜。
不过，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何心隐也坦然地承认，广办义学之事乃是“昌德之举”，若非南北交恶，战乱不休，他真想去京师看一看新开办的国立小学究竟是何等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