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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明被火热的战争硝烟所迷惑，整封信全是战斗场面，变化特别大。好像他全身地投入到哪场保家卫国的自卫反击战中，在信里冲满着激情,充满着火热的献任精神,她给玉兰这样写道。
“亲爱的玉兰：你好！
“你也许会从这张白纸上猜出我给你写信的时间，不用我解释你也会知道——我一般都习惯在晚上给你写信。我想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有好多名家大著都会在晚上工作，尤其是夜深人静时，大脑的思维最集中、最敏锐。不少文学家、理论家、科学家、历史学家，和那些情感丰富的、爱发挥感情的人，都不会放过晚上的宝贵时间。因为晚上最安静，大脑最灵活，大脑里的程序基于锁定在思维的时空中，不绕乱，脑海里的东西特别多，也特别丰富。一篇论文，一篇有生命价值的名著，或者说数学家推论一个公式，往往是在晚上这个最敏捷的时间窗口完成的,还有一项重大成果的发现,都有可能是在夜深人静的晚上产生的。
“当然白天在繁杂的生活空间寻找资料，给大脑提供足够多的信息。也可以这样说：晚上会给人的大脑提供最轻松，最有思考的想象力，最巨有独立进行思考的有效时间和空间。与此同时，劳动一天往往会通过信息集累、劳动集结，到了晚上大脑皮质的神经压力充分得到松弛，精神功能充分活跃，会有很多丰富的、智慧的,有特别象征意义的、更有诗情画艺的奇思妙想的东西就是在这个时候生产出来的。
“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他在这个时间窗口揭露了黑暗，讴歌了光明，把人类美好的道德，社会现实交织在一起，反映了前苏联十九世纪的社会风貌，把丑恶、欺骗告诉全世界。莫泊桑也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写出了《漂亮朋友》、《一生》。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基础》说不定也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我国著名文学家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也是在晚上完成的，可想而知——晚上的时间是多么宝贵哇！
“玉兰，请你原谅，我一口气给你讲了这么多的名人名著故事，其实我没接触这些名人名著之前，对他们一无所知。我一点都不懂文学，我更不知道文学艺术所取决的作用会有这么重大。我讲这些故事，是我突然有一天偶尔在外面看见几本书，书上写了这么几段话，于是后来我用笔把它抄在一张纸上。尽管这部书是我偶尔碰见的，它对改变我的主观思想有很大的帮助，它是一码事，而不是两码事。
“现在我想起这段话，想起文学来于生活，在生活中去发现，反过来它又高于生活，在生活中提取其精华；在创作中寻找其灵感，在夸张中参与虚构，达到妙笔绝巧。正是这些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对生活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在生活中又是那么有色彩。现在回想起来，它几乎伴随着我的生活实实刻刻都有关系。这种生死关系我现在才真正受到感动，就像我最先不知道爱情一样先有感动，后是激动。前些时候，虽然我在信中讨论私生活多一些，有时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写成一封短信——但是我不知道文学会有哪么大的神奇力量，它会开创我的眼界，缎练我写信的时空动能。但是我还是很吃力，你不知道我给你写信翻了多少遍汉语字典；尔后才免强把那些漂亮的形容词写在纸上。
“这些形容词很华丽，可以沟通我们的感情，架设我们的友谊桥梁。是的，在这个时候，这些词句尽管有强烈的感**彩，更多的时候你我都是这个色彩的主持者，它像知音似的连通你和我的心，把我和你紧紧捆在一起，给我们的恋爱增加幸福欢乐的色光。在这些时间里，有你的安慰，我的灵魂和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十分愉快，一切才是从幻想到**，从亲吻到拥抱，弥补了我心中短暂的寂寞。
“这样我以为就满足了，以为就是我看见人们常说的热情期待——现在我才知道这些东西远远不够，在我的生活中应该还要加点什么。
“增加点什么呢？我怎么会丢掉信念去追求个人的爱，回答是不一定。自然这种爱在两人之间是纯洁的，也是众所周知的，但不彻底高尚。我觉得高尚的爱不单是恋爱，而要把这种爱用于唤醒哪些保卫国家安宁的英雄；然而这种爱不但可以满足你我个人，更应该去唤醒哪些还没有得到真爱的人，而这些人就是失去宝贵生命的前线英雄——这样的爱才是高尚的！
“诚然，我这样说不是你对我的真爱减少信念，不是的。我所以这么说才是在心里真正爱你。现在我要告诉你，我的生活目标从现在开始有所改变，因为我的工作也有一点小变动。过去我不管工会工作，现在领导把工会工作交给了我，这样一来我的时间就更加吃紧，可能写信的时间会少些。有可能我讲这些话你也许会怀疑我的动机，也许你会不相信哪么大的变化——哪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我没法说服你为什么要怀疑我的理由，为什么突然说工作多，时间紧，是不是怀疑我变心了诸如此类的话云云。
“玉兰，其实有很多事一时在信上讲不明白的，但你一定要相信，我对你是真心的，可以对天发誓。如果你在一些问题上、行为上、或者语言上、怀疑说我花心、有异情、或者是错误地怨我欺骗了你，如果真是这样，我也不会怪你。在目前的事非时刻，不管你怎么想，不管你会不会相信我的话，我还是要把这段经历告诉你，讲给你听：
“玉兰，就在三月二十八日这天，我受公司委托和两位老人去云南前线参观，这两位老人是烈士的母亲，公司把这个任务交给我陪同她们一起去前线。两名烈士是我们公司的家属子弟，一位叫王刚，今年十八岁，很是典型军人性格，高个子，身体颀长长的很结实，看上去蛮有武将风度。他的母亲关秀英，刚五十出头，老实厚道，听说儿子在前线牺牲了她很是难受，忍疼失去儿子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当时的情景。另一位烈士叫刘峰，今年还不到二十岁，很是典型的文人性格，在队伍里当了一年多文书，多次受到连长的好评。他的父亲刘世达，四十多岁，身体不好，长期有病，听说儿子在前线遇难的噩耗一病不起。刘峰在一次总结报告会上，他给连长写的总结报告在全军被列入典范，他们连被评为信得过连。他的总结贴在团部墙报上，团长还加上编后语，红闪闪的大字老远都能看见，后来他们的连长不久就升到团里任团长，专抓军训工作。刘峰就这样在连里有点小名气，大家都认为他是文化人，有文采，会写；还有人说他经后有可能会成为连队指导员的理想人选。
“何连长很是看重刘峰，把他当成秀才爱不释手。
“然而，他到部队不久，就遇上哪场战火纷飞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王刚和刘峰都是一九七八年入伍，他俩是自愿去前线的新兵.他们到前线不久就投入到那场空前的、惨烈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他们是七十年代的年青军人，还没来得及通过军事考核的正规训练，他们就匆遽地投入了战斗。他们用实际行动奔赴前线,为国家捐躯离开父母和亲人。他们带着梦想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乡，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然而,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祖国和人民。
“与此同时,王刚和刘峰在这次战斗中他们和敌人打了七天七夜，血染红了红土，最后他们牺牲在战场上。他们刚满十八岁就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告别了亲人，告别了故土和祖国！。
“我陪烈士的母亲来到他们两人身前的连队。连长在那次战斗中身负七次重伤，幸运地活了下来，现在是一级战斗英雄。我见到他的时候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但是看不出在他身上还留有两块没有取出的弹片和病痛痕迹。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他们连队第五个幸存者之一
“玉兰，单位的不少男女青年都说我是傻蛋，还说我有政治目的，想升官发财。我有啥政治目的啊，我是被两位烈士的事迹所感动了主动要求送两位母亲去云南前线的。
“玉兰，你也认为我是傻蛋吗？你也认为我有政治野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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