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把儒学拉出来晒一晒。看看儒学的起源。
其实，游牧民族，农耕民族，沿海的商业民族各有各的信仰，如果没有农耕社会就不会有儒学的产生。当然现在在新的商业社会形势下，儒学必须要再适应。
在游牧社会里，他们的宗教有非常适应他们的特点。比如说，兄长死了，他的妻子将嫁与他的弟弟。在游牧民族中，财富和生活资料就是牛马，这些东西是可以被轻易带走的。假如哥哥的妻子带上儿女和牛马嫁人，在辽阔的大草原上，东到韩国，西到莫斯科，你去哪里找他们。新的男主人是否把哥哥的儿女遗弃，谁又能知道？所以，兄终弟及保证了家族的健康生存和财产的不被分化。所以，自远古以来直到清初，孝庄太后嫁多尔衮，游牧民族这一特点是被他们的宗教道德所允许。
而在农耕社会里，生活资料主要就是农田，当哥哥死后，农田没有长腿，不能走，亲族们看住这个**不再嫁，他儿女的田地就会完整的保留下来，儿子长大后直接继承这份田地。所以农耕民族保证了家族财富，不流失，保证了家族弱者的利益。
在沿海商业社会，人们忙忙碌碌，游走于各地寻找财富，但大多数人最终是碌碌无为，他们没有给儿女留下什么财富。当他们死后，他们大多剩下一个简陋的小木屋，和一叶小舟。经不起风雨的小木屋根本算不得是财富，而这一叶小舟，只要去山上砍一棵大树，就是一艘小船。所以商业社会里，父亲没有给儿女留下什么，而且流动性很大，他对儿子的关怀也不够。所以在基督的教育里，父子观念非常淡薄，像在路德的新教教义里，宣扬放弃父母，放弃儿女，放弃妻子，只相信上帝即可。人可以大胆的去办任何事，只要最终真诚忏悔了，上帝还会原谅你。——顺便说一下，他最后把放弃妻子这句话删除了，因为他自己想结婚。
在西方人们吃饭前，先要感谢上帝赐予食物，因为在商业社会中食物和工作的来源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这也是我们的农民认为‘没有田，心中就没有底’的原意）。而在我国广大农村，直到现在经常是第一碗饭先给祖宗牌位吃。因为古时大多中国人的食物来源很确定，就是上一代留下的良田里长出来的。
所以基督教一进入中国，就要求人们不要祭祖，单就这一点，在中国的农耕文化中就行不通。在农耕文化中，不管是父亲还是儿子，或是爷爷，他们共同的生活资料就是那几亩薄田。父亲用他那几亩薄田养育儿女，儿子也靠那几亩薄田为父母尽孝。父子亲族因为共同的生活资料被这几亩薄田捆绑在一起，家庭成为农耕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团结和伦理观念就必须有条不紊。所以，在农耕民族几乎都对孝很重视，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儒学统治当中，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可以找到一点点反孔孟的言论。但是，“孝”成为封建宗教礼仪，反“孝”的言论几乎很难找到。
儒学的发展史以“孝”为根基的。从“孝”引申出仁爱、正义，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把儒学比作一棵榕树，孝是根，仁爱、正义是树干，而人们从远处看到的树的轮廓是“礼”（三纲五常等）。
在文明达到现今的高度，“孝”这个根太狭隘，完全可以以社会责任做根，这个根部才牢固，厚重。
现在我们很多人不用养我们的父母，他们很多是靠“退休金”生活，而退休金是哪里来的，是从社会每一个工作的人中提取的。一个三十岁的人，你将来的退休金其实并不来自你现在缴了多少，而取决于将来社会的财富水平。今天拿到的四千元“退休金”的人，当年他们都缴这么多了吗？所以，你今天的工作是在感恩别人，而将来将被别人感恩。
所以当今社会是个福利社会，‘孝’不能包全你所应感恩的人。
所以现应把“孝”延伸为“社会责任心”。
我们不说深得，最显著的是一个人从出生到工作前，再从退休之后，是被社会关爱的人。
其实我们在方方面面都受益于社会，如果你出生在古代，即使你出生在大富之家。在你出生时，也就是一把剪刀，一盆热水。
那么将儒学的根，从“孝”延伸为“社会责任心”，是什么现实意识？答曰：就是一举改变了儒学对社会支持德方向。
一个人负有社会责任心，那么他要努力学习，才能更好的工作，回报社会。这一过程于无形中实现了“个人价值”。努力工作就是回报社会，努力工作也就是个人价值实现的过程。
这和商业社会追求个人价值的观念相吻合，不再反对流动与竞争。儒学将发生‘方向性’变革。使儒学适应商业社会，并且推进商业社会。
所以现在的儒学应以责任心为根，以仁爱、正义为干，以人的权益为轮廓。
因为不管是以人为本，还是国家任务为“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其实旨就是保障人的正当权益。
人民大众在这种道德理论（或者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于现实生活中是否得到更普遍的个人利益。道德理论普及的基础是由普遍的个人利益所决定的。这一观点由我个人提出。
就像现代人们大多“温文尔雅，不管你是工人也好，是商人也好，是官员也罢，他们大多是温文尔雅的，没见过几个人是见人就吹胡子瞪眼的。所以“温文尔雅”被认可，是因为这样做使大多数人受到益处。道德首先应维护‘人的权益’。
而在这棵儒学的大树，结出的果实就是人的修身，成家，立业。
而任何想把儒学充实的想法都是错的。我们的儒学不应该再像一棵枝繁叶茂到甚至看不清主干的大榕树。而应像椰子树，一眼就能看到主干和果实。越简单，对人们的束缚越少。
为什么基督教在西方能昌盛至今？这里又回到游牧、农耕、商业社会理论上来。他不是更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更适合商业社会。在西方的封建社会他的社会地位更重。
那他适合商业社会的原理是什么？就是他对人的行为、思想束缚最少。
基督教看起来就像一棵椰子树，其以上帝造物为根，以原罪为主干，轮廓就是十戒。戒杀人、戒枪、戒放火、戒偷等等。他对人们行为和思想束缚最少。
而我们的儒学发展到清代，食不言，寝不语，不吃辛辣。基本上，人从起床到睡着前，不管是行为还是思想都被束缚，太压抑。只有共性，没有个性。
所以儒学不能再像无边无际的大榕树，而应该像椰子树，坚固的根，高高清晰的树干，寥寥无几的束缚（枝叶），硕大灿烂的果实（修身、齐家、立业，是否应把“齐家”也删除呢？）。
再说一句基督教，在当今文明之下天赐之权是最大的缺点。因为后面还有评论，所以这里不再多说，只引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最著名的启蒙者托马斯·潘恩的一句话，“现在再说，人是上帝创造的，是对人智慧和常识的一个侮辱”。
所以，我说儒学首先要做的不是宣扬，而是批判和发展。
首先，儒学要有危机感，其枝叶（三纲五常等等）一直是伴生于农耕社会。在农耕社会即将完成其历史生命的时刻，儒学遇到其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再不发出新枝，也有伴它西去的可能。儒家的困境，既不符合当代，不贴切时代，自身没有发展。
和谐为体，中庸为用是现在新儒学的主流。从清朝纯正的农耕模式提取出来。儒学如果这样发展，将被扔进历史的犄角旮旯。
儒学的发展方向应是向先进，甚至是斗争方向的，要解决当代人类社会最尖锐的社会矛盾，有的理论甚至应该是被执政者一时所不接受的。如儒学的第一个发展时期，儒家提出仁、义、礼。这个义一开始就不被统治阶级所接收。
看到这个“礼”，更是让统治者如芒在背，恨之入骨。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的最主要矛盾是侵略于反侵略。统治阶级自己的自律暂时属于次要矛盾，你让国王贵族们去守礼，他们就会把你轰出来。
而到了汉朝，国家形成了大统一，出现了七王之乱，从汉武帝的爷爷到他爸爸，一直到汉武帝初期，王国受到最大的威胁一直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内部的自律，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最主要矛盾。统治者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和富贵，也必须接受这个他们最痛恨的“礼”字。
其次，我们应当乐观。任何一次道德的升华和意识形态的提高都在社会安定，昌盛时。汉朝唐朝，宋朝，明清。
今天，当人们感叹世间风气不好时，并非人心不古，道德不再。而是社会安定，繁荣，其他跟严重的社会矛盾远离我们而去，如饥饿，战争。道德问题被突出。
我们也不必对当代社会悲观。反倒应乐观，道德的建立往往在社会的‘鼎盛期’。汉朝鼎盛‘尊儒’。朱熹，明王阳明。
乱世出枭雄，盛世出圣贤。现在不是出伟人的年代，而是出圣人的时代。修身，立业，你就是那一个。
我再说一遍，儒学应以社会责任为根本，以正义、仁爱为主干，以人的权益为轮廓。
就是，仁爱、正义、人的权益，使人修身、齐家、立业。在‘社会中’实现个体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