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惠帝被石超送入邺城，成都王率群僚迎谒道左，惠帝下车慰劳，涕泣交并。（可见成都王并非不尊重惠帝）。之后，成都王也写了份诏书，令东海王来邺城，东海王当然是不敢去。可是皇弟豫章王炽，司徒王戎、仆射荀藩相继来到邺城。已经70岁的王戎，不久就要归西，还是拖着病体前来调解，他还是有一定忠义的。
现如今在朝野上下，势力都很大的士族“大家”，以荀、裴、王为首。
河间王和成都王是穿一条裤子的，在东海王北伐成都王的时候，河间王又派张方占领了洛阳。倒霉的俏丽皇后羊献容又被废了，不用说，皇太子也被废为王。
东海王回到封地东海郡，一时灰头土脸，异常郁闷。
突然有一日，僚佐送进一封书信，信封上落款为“南岳隐士秦密之”。东海王越展开信仔细观看。阅罢此信，东海王顿觉多日愁楚一扫而光，对来信之人赞叹不已。
原来这位隐士的信写的龙飞凤舞，文采斐然。他先劝东海王不要灰心，“以汉祖之贤，犹有彭城之耻；魏武之能，亦有濮阳之失。”
然后为东海王分析时局，认为晋室经历几次杀伐之后，除成都、河间二王外，诸王衰微，方镇雄起，应联合方镇，共讨二王。而联合方镇的方法就是联合大名士。
最后指出，政权纲领为“履顺讨逆，执正伐邪”，国之存亡，在斯举矣。
此信详述了东海王战胜二王的战略方案。
东海王连阅数遍，赶紧命人请送信之人。
下属说，送信之人已走。东海王立刻命人贴出榜文，求见隐士。这封信只写了战略方案，没说战术方案，等于只写了一半。
没几日，隐士上门求见东海王。东海王迎出，一见便大笑道：“有如此雄略的，也只有大谋士你啦！”
原来，东海王认得此人，此人正是从成都王处跑来的孙惠。其假称隐士，给东海王上书。
其实我们前面提到过孙惠，他是东吴孙权后代，齐王冏执政时请他来作谋士。在成都、河间二王讨齐王冏时，他提出著名的“五难四不可”。劝齐王归藩。在不得已之下，以退为进，既保存了自己，又把‘废立皇太子’的棘手之事甩给长沙王和成都王。成都王的主要矛盾点在皇太子身上，齐王可以坐看其成败。孙惠提出的是好计，但齐王不听他的。
孙惠认为成都王颖是众望所归的皇位继承人，不想和齐王同归于尽，就跑到成都王那里，成了成都王的参谋。可是当他看到成都王只信任邺城的僚佐，而对天下名士置之不理时，认为成都王最终不会赢。在成都王颖最风光的时刻，弃之而去，而转来投靠士族的代言人东海王越。
东海王早在齐王府邸就见过孙惠，孙惠那篇“五难四不可”早已脍炙人口（流传至今），东海王高兴地把孙惠请入密室，问策与他。
孙惠请东海王，以东海王兄弟为骨干，联合天下太守、刺史共讨成都王。
而联合方镇的秘诀就是大力提拔、笼络大士族，因为刺史、太守大多出自大士族名家。
孙惠让东海王在选僚佐时，以名士高低排座位。这也就成为，后来东海王如此重用孙惠，而孙惠最后的座次不高的原因。
孙惠还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他认为晋室随着方镇力量加大，晋室有可能会出现汉末诸侯并起的局面。到时天下大乱，所以要尽早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以东海郡所在的徐州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这一点间接为后来东晋建国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
东海王越全盘接受孙惠的建议。首先宣布扩充幕僚，以裴、王、荀三大家为主力，基本以士族高低来封官。
后来东海王以裴宪、王衍为左右手，手下幕僚光是可考的、有名气的就有七十九人。司马越的幕僚是整个中国权臣中规模最大的，当然这是后话。
裴宪、王衍为名士首领，只会谈玄，没什么本领，东海王在作战中也不太听他们的，但给了他们最高的待遇。这表明东海王笼络士族阶级的决心：做士族代言人，做体制捍卫者。
在士族作为政治中坚力量的社会里，这一招立竿见影。大名士纷纷给做刺史的子弟们写信，要求他们支持失利的东海王。
东海王不再郁闷，开始在东海郡练兵，经营根据地。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成都王打了胜仗，把皇帝拉进邺城的同时，把东安王繇杀掉了。因为东安王繇曾劝成都王投降，而东安王繇的侄子司马睿（东晋开国皇帝）怕受牵连，从邺城跑到东海王这里。东海王竟令司马睿代自己管理东海郡，号召天下方镇，讨伐成都王，迎回惠帝。
成都王杀叔父东安王，而东海王立琅琊王司马睿代己。天下方镇都看在眼中，再加上东海王的“名士”僚佐纷纷写信与‘各自’家的太守、刺史，这些人往往是名士子弟。天下大多方镇纷纷加入“东海王集团”，东海王成了“共戴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