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皇甫嵩、朱商量完贼寇俘虏的处置事情后，伏泉便带人出了官舍，准备拜访长社士族。
毕竟此生第一次来颍川，而颍川又是和自己老家徐州一样，在汉末三国出了名的是人才集中地。虽然自己这外戚身份可能不受那些颍川政治士族的待见，可是说到底自己也是出身大儒世家，汉朝的两千户阳都侯，就算他们不待见自己，不欲见自己，也得看自己背后的家族和政治背景的面子上，和自己一叙。
想到颍川郡在后汉以来崛起，可谓是备产精英人才，许多名士、或书法、或谋略、或律法等等方面的精英都是颍川人，伏泉就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想要去拜访这些精英。
至于颍川郡能突然如此厉害的原因，在伏泉看来，则是有多种原因交替，而且除此一地，天下其他州郡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人才盛景，即使是徐州、益州这样的汉末人才库，在某些政治方面，也比不过颍川的政治人才。
原因其一，汉承秦制，有汉以来，对律法非常重视。前汉武帝“外儒而内法”，宣帝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不可“纯任德教，用周政”，入本朝以来，虽儒家的学说传播越来越广泛，但律法的地位仍十分重要，有许多的世代衣冠，以明律法而出仕高官的律法名家。
特别颍川这个地方，春秋时属郑，后郑国被韩国所灭，又成为韩国的都城和主要势力范围，从郑国时的子产铸刑书、立法制，到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再到韩非在战国末期集发家思想之大成，以及汉初的郡人贾山、晁错、韩安国等极力推崇刑名法术，从而逐渐地在颍川形成了“高仕宦，好文法”的社会风气，其中阳翟郭氏、长社钟氏便是此中的翘楚。
其二，自后汉伊始，颍川郡旁的汝南郡内，原有的西楚士风开始渐渐转变，演变成为放荡不羁、敢于犯上的士人风气，之后，这种风气向着紧邻的颍川郡靠拢，导致颍川郡其地的政治风气，再原有法家学术的激进勇敢风气上变得更加激进犯上，以至于颍川本土的士人更加崇尚政治，其本身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
其三，便是后汉一直绕不开的党人势力了，可以说，如今汉朝的党人势力，最初的发起点便是颍川郡。而颍川郡也正是因为党人势力的存在，在整个后汉，甚至于汉末三国，都确定了自己独树一帜的一面，以至于魏晋时期，颍川郡甚至豫州士人，在整个天下都有不可比拟的名望和势力。
之所以如此，那便是颍川名士互为交结，相与婚姻，吏俗朋党的情况，特为紧密，为其他郡县所不能比。可以说凡郡内望族，互相之间皆有姻亲，当年党人堆积朝堂时，颍川士人的官吏甚多，这也是党锢开启，颍川士族损害最多，最为痛恨汉室的原因，根本原因便是其家族子弟多有被禁者，此生不能为官，可以相见，此番黄巾大乱，党锢解除，对于颍川士族而言，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其四，后汉自顺帝开始，宦官获权，皇权政治无法正常运转，且少数民族与内部起义不断，险恶的政治形势让士人不再专心学术，转而投身政治事业。
用后世的一句话来讲，任何东西一旦扯到了政治，那就会变了味，后汉的颍川郡便是如此，他们真正掌握朝堂权利，特别是党人领袖便为李膺后，结党营私的行为便普遍发生。当然，对于这些世族而言，普通的贪污受贿明显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那一家不都是大族富户，他们真正的索求的，却是皇权一直在保护的政治权利，所以才会有内朝和外朝之争。
其五，自顺帝以后，士人群体奔走呼号，“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簸公卿，裁量执政”，力图挽狂澜于既倒，铲阉宦，清君侧。
不过，一次又一次，仅仅只掌握朝堂话语的他们，被皇权之下的军队所打压，历经无数次的打压，所以严格的政治形势，才会让他们更加急迫联姻，来保证自己的朝堂势力的壮大，从而更加加剧了颍川士人之间的结党和某种程度的超然和排外。
其六，便是自后汉以来，地方权力在世族豪强的影响下，不断失衡的缘故。而中央士人结为党人，通过自己的政治权利，不断影响地方官吏的任免，导致地方名士大族因为自己家族的特殊背景，可以通过垄断州牧郡守僚佐之职，操控地方政治。
这一方面更加促进颍川本地大小世族的结党，也让汉朝中央对颍川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当然，这一点，不仅仅是颍川独有，此刻整个大汉，也全部都是这一套路。
其七，在宦官专权后的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对于缺乏儒雅之风、热衷于政治的汝颖名士们简直是天赐良机，在这种条件下，汝颖地区的特殊优势由隐而显，汝颖名士遂乘时而起，雄居士林之首。
而相对于汝南郡，颍川郡在党人之中，有名望者甚多，最终更是拿下了党人领袖的称呼，这更加加剧了颍川郡的士族豪强之间的姻亲结党，或许在他们的骨子里，已经慢慢养成了这种唯有靠着亲亲相护，才能独霸朝堂，保证自己政治权利不失去的意识吧！
此番，伏泉要拜访的便是颍川郡的大士族，长社钟氏，其家世衣冠，乃颍川郡望族。是和阳翟郭氏并称的一个法律世家，其出名者如钟皓，曾任颍川郡功曹，教授过门生弟子千余人，而另一人，便是一个叫钟繇的人。
敲开了钟氏在长社城内的豪宅，向钟家仆人报了身份，
因为前番入城之时，长社城内的士族都随朱前来迎接过伏泉和皇甫嵩，所以
夜色深深，长社以西，皎洁的月光之下，无数头戴黄巾的人匆匆逃遁，越往西行，队伍人数就越多，所到之处，静谧的夜空都被黄巾蛾贼的行军声，打破原有的安详。
这支黄巾蛾贼的队伍前方，几百匹骑马的蛾贼里，波才望着后方拖沓步行的队伍，喜忧参半。
喜的是自己这支队伍，本来惨败而逃，在汉军的剿杀下，能活命者加起来也就剩两万余人，没想到这一番逃遁，队伍竟然又多了一倍人马，有五万余人。
忧的是相比较波才叛乱前预备已久的兵马，现在这支队伍，衣甲不全，兵器不足，粮草不丰，战力不精，无论是人数、装备、兵员素质和作战实力，都远远不如前番，也不知日后该何去何从。
至于波才的军队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自然是因为他从长社败逃后，带着残军一路西行，可谓是快马加鞭，累了就只令兵卒小歇片刻，困了也就只令兵卒假寐一会，沿路之上，但凡遇到稍有人烟的村庄里邑，必是令麾下败军烧杀抢掠一番，激励士气，同时恢复实力。
有反抗的人就地革杀，然后挨家挨户抢掠值钱的物品和粮食，最后烧毁村落里邑，摧毁天地，逼得原本安居乐业的有地百姓，变成无地无房的“平民”，再强迫裹挟他们入黄巾军中，再用太平道的教义慢慢将他们洗脑，自然就扩大了自己的实力。
当然，如同历史上很多泥腿子流民反叛的初期套路，波才这样做的后果，拉起队伍来自然迅速，只是无疑这里面会有很多妇孺，以及不少根本不知兵朕战斗的青壮，和职业兵卒比起来，他们恐怕上了战场，多数都可能会吓得逃跑。
不过，即使知道如此，波才也不会去计较的，就是这些强拉的兵卒一点儿战斗力没有，但是作为炮灰，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反正他也不会心疼。
如果说真正让波才心疼的，当然是猛攻皇甫嵩未果，反而屡番被汉军施计击败，损失惨重。
四、五万披甲士，弩具数万，两万太平道忠实信徒，十余万兵马，可以说是豫州太平道之大半精华，颍川郡黄巾主力，一战而没，而且未得全功，孰为令波才心疼不已。
何以致此？何以致此？
逃亡的时候，波才心中总是不断想着这话，要知道豫州曾是太平道发展最顺利的一个州，是让大汉天子寝食不安，汉朝百官公卿为之惊恐，受天下瞩目的存在，如今竟然被汉军打败城如此，这实在是让波才想不通。
颍川郡黄巾军如此，也不知同为豫州太平道的汝南郡黄巾军又该如何？而北方冀州的大贤良师，也不知反叛情况如何？莫非，这汉室的苍天真不该死吗？
心中无比失落，波才不再去想那缥缈的未来，此刻还是想着怎样带自己麾下的兵马在这天下求生吧！
“传令，各部整训兵卒，戒备行军，全力攻占阳翟，入城之后，放兵三日。”看了眼西方，本就是颍川郡人的波才，心中有数，知道颍川郡郡治阳翟离此尚有五十里，便下令道。
为了保证自己离开颍川郡，还能有一些不小的实力，波才此刻便将自己的目标放在了颍川郡的郡治阳翟了。
其实，阳翟本来就在波才的进攻计划里，要不是皇甫嵩、朱的汉朝兵马平乱，波才早就整编好麾下兵马，攻打阳翟县城了。
而现在，波才之所以在逃亡路上，还冒险惦记着要进攻阳翟，自然是因为阳翟作为颍川郡郡治，城内武库中兵器众多，只要攻占阳翟，以他拉流民的手段，完全可以靠着阳翟的武库，再一次打造出不逊于他原本的大军，这也将是波才能够再次反叛的根本。
其次，颍川自本朝以来，士族众多，富户无数，阳翟作为颍川郡的郡治，城中士族富户当然不需要多说。对于现在刚刚打败，急缺钱粮的波才来说，这些士族富户，完全可以解他的燃眉之急，所以这也是波才即使知道他的军队后方，可能会有汉朝的追兵，但他还是要冒险攻打阳翟的原因。
“杀！”
“破城之后，放兵三日！”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
数刻之后，一群刚刚经历过惨败逃亡的黄巾蛾贼，以及失去家园，被迫从贼的百姓，不时高喊着口号，仿佛听到什么令人兴奋的事情一样。
或许可能是他们单纯的想要报复，想将自己所遇到的不幸，完全倾加于他人身上一样，这些黄巾蛾贼们，不断挥舞着手中所带的各式兵器，直奔阳翟县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