澹台云风心里一样的纳闷，就刚才李昭誉在首相面前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个是自己不能解决，论亲疏，论实用，都该找自己才对。
但澹台云风不知道，李昭誉压根就不想找熟人。在与温洛的这次接触中，澹台云风深刻明白了一个道理，你在一个圈子里久了，就会变的自大。
在接触温洛之前，李昭誉感觉自己有一位乾纲独断的祖父，一位天纵奇才的父亲，一位天下敬仰的伯父，其余的亲戚之中，也不乏惊才绝艳之辈，这些人的能力就足够自己学习的了，甚至说，自己也未必能学全。 但在接触了温洛之后，李昭誉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应该跳出自己的小圈子。以往无论是父兄的教诲还是能臣的提点，他都会有动力去做，去学习，但温洛不声不响的表现，对他来说却是一种难得的鞭策，李昭誉现在干劲十足。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李昭誉想要接触更多的帝国官僚，他已经发现了，官僚与帝国的决策层，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候，接受第一手的消息，比吃别人嚼过的馒头更有意义。
然而，曼城事变也仅仅是一个开始，通过这一件事，李昭誉管中窥豹，发现这并不只是涉及帝国对藩属体制的战略，也不是一个对外战略可以解释的，而是充斥着皇伯父李君华对于治国、理政的理念。
李君华虽然以君子要求自己，年轻时也有一些理想主义，但随着执政时间的增长，他越发的像他的弟弟李君威，充斥着理性。
这种理性带来的就是他中庸、妥协的政治理念，而在最近二十年，李君华最要应对的就是压制和平衡帝国内部日益崛起的资产阶级势力。 为了做到这一点，李君华开始扶持工会，通过国有企业，把勋贵阶层和工人阶层联合起来，应对资产阶级在政治中的渗透。
当然，仅仅是这种平衡是不够的，李君华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抑制和打击资本家的不当得利。
什么是不当得利，资本家靠任何违法手段获得的利益都是不当得利。在帝国的政治宣传中，打压资本家是一种政治正确，但帝国从不承认资本家剥削这种事，虽然民间以及很多思想家已经提出了这种理论。
之所以不提，不是说李君华为首的帝国统治阶层不知道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实际上，他们比谁都清楚。不提是因为，剥削和压迫帝国百姓的可不只是资本家，还有勋贵。
而如果提起剥削，勋贵显然比资本家更容易引起痛恨，毕竟资本家再怎么着也属于平民这类范畴，而勋贵是实打实的贵族阶层，特权阶层。 勋贵最重要的经济特权就是可以获得帝国国有企业的股份，这是表明勋贵与国同休，也是为了保护帝国的国有企业，如果没有勋贵，帝国那些国有企业，早就因为低效、腐败等因素而被资本家剥皮拆骨了。
在不能宣传资本家剥削，也就是不能承认剩余价值的情况下，该如何打压资本家呢？唯有宣传其违法，也就是无奸不商。
帝国三十年以前，帝国政府是很在意资本家在国内的犯罪行为的，大量进行打击，相反，资本家在殖民地、藩国或者海外其他国家获得不正当利益，帝国不仅不去控制，甚至在某些时候，还要进行保护。
比如在殖民地，帝国资本控制的私营矿场和种植园，奴隶和奴工的暴动相当频繁，每一次暴动，几乎都会有帝国百姓遇难，这些人，很多就是资本家的亲属或者其雇佣的看管人员。
只不过，一旦这种事发生，一切的奴役都会被视而不见，帝国百姓的眼里只有华侨被屠杀，这些华侨干过什么坏事，是不是坏人，已经一概不重要了。民族主义或者说民粹主义，就成了资本家的保护伞。 因为帝国拥有广袤的海外领地和巨大的势力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方都得到了开发与发展，这就产生的一个现象，一开始是守法驱逐非法。
因为帝国的法律严苛，和税率比较高，因此很多资本家投资海外，在海外进行商业活动，几乎没有什么顾忌，有时候进行官商勾结，垄断、奴役这种在帝国境内想都不敢想的事，在国外可以做的风生水起。
但是，随之又出现‘劣币驱逐良币’，那些在海外发了财的家伙，回到帝国境内，凭借其积累的财富，对帝国原本守法商贾创办的工厂和企业进行兼并和收购，这些产业最终却落在了一群坏人手里。
问题在于，坏人就是坏人，在没有法律的地方，他坏的肆无忌惮，在有法律的地方，他只是坏的不露锋芒。甚至一些原本没那么坏的商人，去国外经商，见惯了官商勾结和土皇帝横行，也会变质。
长此以往，随着坏人驱逐好人，守法者亏损倒闭，违法者发财起家，只能造成帝国豺狼当道，暗无天日。 因此，遏制资本家的不正当得利，查处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就不能仅限于帝国境内，在帝国之外的地方同样如此。
曼城事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李昭誉分别从内阁下属的行政总院、议院的国家外交战略委员会和安全局三处地方，得到了三份资料，同样是曼城事变，三个机构的竟然产生了不同的定性。
安全局的情报只尊重事实，详述了曼城事变的始末经过，并没有拿出任何总结性的结论，或者说，其总结的几点也只是事实，不能定性。
而行政总院的外交部的结论就完全是和稀泥似的，将之说成一个意外的，突发性事件，似乎是一个孤例。
议院那就是只有立场不讲良心了，全篇只提了很少一部分华商和帝国银行家的过错，当也是避重就轻，还恬不知耻的将之视为个人行为、意外，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了暹罗王。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议院，因为报告是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出的，而这批人，几乎全都是大资本家出身的议员。
最后，关于曼城事变的最终报告，其实是中廷根据安全局的情报出具的。
这份报告认为，是华商和部分帝国银行家，以非法手段垄断了暹罗的国家命脉，并且向政治权力进行渗透，威胁到了暹罗王的统治，最终引爆了曼城事变。
至于外交委员会所说的那些暹罗王的过错，在中廷看来，那是从帝国的角度来衡量的，从一个封建君主的角度来衡量，那些都是常规操作，什么操纵审判，使用酷刑之类的，这在封建王权国家是最正常不过的了。
而且暹罗王是给足了帝国面子的，别说帝国银行家，就连牵扯其中的华商和华人官员都一个没杀，除了受了一些肉刑，就是被没收了全部财产，这件事这么大，也没有引发暹罗的排华浪潮，暹罗王仍旧坚持与帝国友好的政策。
而中廷出具的报告还得出结论，认为曼谷事变虽然是暹罗王的胜利，维护了暹罗的主权，但对暹罗未必完全是好事。虽然那些华商和华官是用一些阴谋手段意图夺取权力，但从目的上来言，这是暹罗第一次对宪政的尝试，如果这些人成功了，或许暹罗会成为东方第二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君主立宪制虽然不是什么完美的政治体制，但总比封建君主专制要强的多。
李昭誉几乎一个月的时间沉浸在曼城事变的调查之中，他通过这一件事，搞清楚了帝国皇帝的统治逻辑和政治方针，而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种成果是不能拿出来说的，这也是人生最痛苦的事，你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却无法向人炫耀。
除了这个大的成果之外，李昭誉也有一项小的成果，那就是弄清楚了温洛的逻辑。
对于温洛这类有志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探索一条富强道路的统治者来说，帝国之于他们就是危机，既危险，又有机会。温洛既希望获得帝国的支持，经济上、技术上和政治上，但又担心被政治渗透和控制。
而且，即便温洛是一个开明的人，但再开明的君主都不会开明到自己减少自己的权力，更不可能结束的自己的统治。
这不仅是温洛一个人的逻辑，更是南洋所有藩属国，亦或者帝国势力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和政治实体的逻辑。每个国家都想得到帝国的帮助，却不想被控制。
李昭誉弄清楚了这些，才再次与温洛会面。
从上一次的会面来看，李昭誉发现自己对温洛的印象很可能只是一种假象，这位王子平日里表现的有些盛气凌人，似是纨绔模样，实际并非如此，他有信念，也有理想，更不卑不亢。
而这样的人是难缠的，但李昭誉却还是想搞定温洛。这是他的风格，吃东西先吃不好吃的，把好吃的留在最后享用，而做事先做最难的，把简单的留到后面舒缓。
李昭誉认为，假如自己搞定了温洛，至少在合作条款上，其余国家就比较容易搞定了。而且李昭誉还充分调研了，铁路建设的一些信息。
他通过调查得知，在热带地区进行铁路建设是非常困难的，无论是环绕马来半岛的铁路还是巴拿马地区铁路，帝国在这些地区进行铁路建设，付出的人命比之温带地区要多的多。
更不要说，还要协调多个国家，而这些国家之间还有存在巨大的矛盾。
中南半岛的铁路网，注定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李昭誉感觉或许需要打个样，树立一个正面形象。
李昭誉与温洛第二次会面，不是在这位南掌王子的庄园，也不是在官方机构，而是在一处安静的茶馆里，两个人没有带多少随从，似只是朋友间的会面。
“温洛，你知道苏伊士运河吗？”李昭誉与温洛相对而坐，笑着问道。他知道，温洛想和他谈铁路，但李昭誉不准备直奔主题，他需要对会谈有掌控力，所以选择了主动出击。
温洛呵呵一笑：“大公子真是说笑了，这个世界上那些不知道苏伊士运河的人，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乡巴佬了。”
苏伊士运河是沟通东西方的重要交通要道，在帝国的地位相当高，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帝国的生命线。
“呵呵，您说笑了。但苏伊士运河确实很出名，但对你我来说，这条运河的地理位置和重要性远远不如其合作模式重要，不是吗？”李昭誉笑着说。
温洛明白过来了，他问道：“您的意思是说，南洋诸国的铁路建设，采取苏伊士运河模式。”
“这是公平的，双方都能满意的，不是吗？”李昭誉说。
温洛点点头，但有摇摇头。
他点头是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开发真的是公平的，也是帝国与奥斯曼两国都满意的。而他摇头是因为这种合作模式不适合在南洋修筑铁路。
原因其实很简单，苏伊士运河的公平性是因为奥斯曼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虽然不能与帝国相比，但苏伊士运河处于帝国核心区域之外，却是奥斯曼帝国的近前，考虑距离这一点，其实双方的力量才此地是平衡的。
更重要的是，奥斯曼还有两大价值，一是与帝国合作遏制欧洲，二是黑海海峡。前者需要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保持友好，不能因为一条苏伊士运河就与奥斯曼帝国交恶。
而后者则保证帝国在苏伊士运河上不会做出任何过激的行为，因为一旦惹恼奥斯曼帝国，其封锁黑海海峡，那么西津与帝国的海上联络中断，造成的影响力同样巨大。
实力的对等促进了运河的平等，而在南洋，哪怕是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与帝国实力对等，更不要说联合各国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了。
“这一次公平，要靠诚意，而不是只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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