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没来之前，苏亦曾经对比过，他跟苏秉琦先生编写的《战国秦汉考古》讲义有何异同。
苏秉琦先生编写的《战国秦汉考古》讲义跟俞先生72年以后编写的《战国秦汉考古》的讲义，在框架上没啥明显改变但在内容上却有了明显的改变。
比如第一章，依旧是战国、秦两个历史时段。
但内容确实做了一些调整。
光说还看不明白，但对比两本讲义的目录，就比较清楚了。
苏秉琦先生版本，第一章战国、秦：一、文化特征与材料分期；二、铁器的使用和农业；三、手工业；四、商业；五、军事；六、城市和社会生活；七、埋葬；八、文化艺术。
俞先生版本，第一章战国、秦：第一节，冶铁术的发生及其作用；第二节，列国城市的发展，第三节，埋葬制度反应的社会变革；第四节，青铜手工业的发展和楚国漆器工艺的表达；第五节，商品货币发展的标志——金属铸币的流通。
仅仅对比两个版本的讲义，就可以看出来两位先生的治学风格。甚至可以从这些都可以窥探出一些学术思想的端倪。
了解苏秉琦先生的人，都知道苏先生的学术思想的核心就是类型学。
类型学方法早已被苏秉琦推演到极致，由分析一种器物（瓦鬲）到一种考古学文化（仰韶），再由中华文化的六大区系类型到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辩证法，运用得至臻纯熟，业已达到其顶点。
苏先生最开始研究类型学的著作就是1948年，发表的《瓦鬲的研究》，从瓦鬲研究再对各种文化分区研究，再到后来的区系类型理论再到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的说法，类型学的研究贯穿始终。
苏先生的弟子，张培忠先生后来选取了六个标志性事件对中国考古学史进行分期，这六个标志分别是：
1.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村发掘。
2.1931年，梁思永揭示的后冈三叠层。
3.1948年，苏秉琦发表的《瓦鬲的研究》。
4.1959年，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
5.1975年，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学术讲演。
6.1984年，苏秉琦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重大课题》讲演。
六个标志时间，将中国考古学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基本上以10-15年为一个发展阶段。这个分化中，苏先生的文章入选三篇，占有一半，个人主观性极强。
凸显出来苏先生在新中国考古学的地位。
也可以从这些时间中，窥视到苏秉琦先生学术思想的核心所在——类型学。
那么回归到俞先生。
从他版本的讲义，又能够看懂什么东西呢？
能够看出来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冶铁技术，没啥好说的。
列国城市发展，也属于城市考古的范畴。
然而，回到第三节，这里面的内容就很明显了。
建国以后，国内考古界也开始提倡要建立马克思主义考古学。
何为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就是马克思理论指导下的考古学。
这个方面，就需要从社会关系入手，因为社会关系研究的是人而不是物，早年间，苏先生就因为研究瓦鬲陶器这些器物学受到冲击，说他研究考古学只搞物研究人。
那么研究人，就要从社会关系开始。
所以早年间，俞先生对考古学的研究也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后来俞先生有一本书《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就是他关于社会形态研究的成果总结。不过这本书在学界内，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却充分反应俞先生的学术思想。
此外，讲义的第四节青铜手工业的发展和楚国漆器工艺的表达，尤其是楚国漆器工艺的表达这部分内容，也突出了俞先生的研究特点。
这都跟他早些在考古所的工作经历有关。
1954年毕业后，俞先生被分配到考古所，参加了半坡的发掘。还挖了一个月的白鹿原唐墓。夏鼐先生就让他写白鹿原的发掘报告，所以当时在西安唐墓分期方面做了一点工作。1955年报告定稿，195
。6年发表。
俞先生写白鹿原报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集汉长安城的材料，并作实地调査，结果找到了阿房宫遗址。又在沣西发掘了半年，从陕西龙山到东周。
这段时间，对俞先生来说至关重要，田野能力飞速提升。
大家都疑惑，阿房宫遗址是怎么被发现的，这部分就有俞先生功劳。
只不过阿房宫遗址的面积，一直到李毓芳先生当阿房宫考古队领队以后，才确认阿房宫因为战乱没有来得及建完，并没有杜牧《阿房宫赋》描述的：
“它从渭南到咸阳覆盖了三百多里地，宫殿高耸，遮天蔽日。它从骊山北边建起，折而向西，一直通到咸阳。”
更没有被大火付之一炬。
所以了解这些前辈的经历，也是学习考古学一个好的切入点。
苏亦一直鼓励大家从人物关系学习考古学，了解俞先生的生平，很多考古常识，自然而然就梳理起来。
有了这段经历。
俞先生在讲解秦汉考古的时候，必然会讲到汉长城遗址，讲到阿房宫遗址。
这两个都是八十年代以前，秦汉考古最出名的考古遗址。
跑题了。
回到俞先生当年在考古所的工作经历。
1955年底，俞先生到洛阳跟夏先生搞黄河水库调査。
1956年初，他到三门峡搞栈道调査，坐羊皮筏子过了黄河，找到了很多唐代、北魏甚至汉代的题刻。那天共发现了一百多处。当天晚上到洛阳，第二天他就给夏先生写信，写了十六页纸。
夏先生立即决定正式勘察，调了五六个人，干了ー个多月。之后在陕县刘家渠挖了半年多的汉代和隋唐及宋金墓葬，并找到了陕县上村岭的號国墓地。
俞先生在三门峡的发掘经历，也是他正式切入楚文化研究的契机。
不然，也不会有讲义上所提及的楚国漆器工艺的表达。
前面提及俞先生是苏公的弟子，他肯定继承苏公的优良传统，在类型学上有极深的造诣，漆器也是一种器物，至于为什么关注工艺表达，就跟他大学时代的心愿有关了，这毕竟是一个兴趣爱好在美术史上的先生。
尤其在后来，随着俞先生在楚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以后，还提出了另外一个研究考古学方法论&
学术成果，能够被高铭用先生用华丽来形容，就知道他的涉略广泛。
当然，高铭先生的评价是华而不实，好像啥都搞，全面开花，去没有能成体系脉络，不像严文明先生那样，从小处着手，一点一点的深入，然后自成体系。
但中国考古界是需要这样的天才的。
因为他拓宽了考古学的边界，为后
。人提供了无数种可能性。
跟宿先生不一样，俞先生上课虽然不迟到，但也不会特意提前好些时间到课堂，开始满黑板的板书。
俞先生的课堂板书不多。
不知道是性情如此，还是因为双手食指受伤不方便板书的缘故。
其中原因，苏亦不去深究。
甚至在开课之前，他还特意走到后排跟苏亦坐在一起，看着俞先生朝着自己走来的那一刻，苏亦都大写的懵逼。
这是啥情况？
前所未见啊。
其他老师，顶多就是上课的时候，把猫在后面的他给提溜起来回答问题。
俞先生可好。
二话不说，就杀过来。
怨念有那么大吗？
自己不过是把他的课放在最后才过来上，不止如此吧。
也不怪他啊。
战国秦汉考古在历史考古中，也不及商周考古早，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这是宿先生上的，自家导师的课苏亦肯定要优先。
俞先生不至于为这事跟自己计较吧？
事实证明。
苏亦没想多。
俞先生到后来，示意他靠边坐以后，就坐在他的原来的座位上，“苏亦，你终于来听的课了，不容易。”
这话有点类似于吕遵锷先生之前调侃苏亦走出门一样的道理。
苏亦能说啥，只能说，“被事情耽搁了。”
俞先生是个好人。
这话很多人都说过。
北大中文系的李零教授曾经说过，德国人罗泰也说过，还有好多俞先生的学生都说过。
苏亦也觉得俞先生是好人。
因为他接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还小，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苏亦不明所以。
俞先生指着他的垒成一堆的书，说，“时间还有，不急于一时半会，有些东西不是单纯靠看资料所能办到的，要琢磨它的内在逻辑。还要靠一定的悟性，你的悟性很好，不必有这样的急迫感，我刚才在教室门口，就一直看到你翻来覆去的翻书，翻页次数太多，太过频繁，感觉你有些急躁了。不应该如此。”
唰的一下，苏亦的脸就红了。
俞先生的话，说到他的心坎上了。
没法不急。
自家人知自家事。
他不是啥少年天才，跟眼前这位中年天才更是没法比。
他也不是普通的本科生，更不是普通的研究生，他也野心，想要早点夯实基础，然后开始自己的研究。
甚至，想要在短时间内蹭课阶段给结束了。
所以，这段时间就一种焦虑感，总觉得时间太少，事情太多，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
看着他天天趴在书堆，天天泡在图书馆，别人好像都觉得理所当然。
觉得他这位小师兄自当如此。
因为大家也都在争分夺秒的看书，图书馆的阅览室每天都学生爆满，甚至，图书馆熄灯了，在路灯下还有学生看书的身影，拿在躲在路灯下背书的身影，并不是说说而已，在北大还挺多。
身处这种环境中，苏亦这样的伪学霸，是有压力的。
甚至，接下来俞先生的课堂上，苏亦也有压力，担心俞先生会把自己拎起来回答问题。
所以早早就做好准备。
然而，等他拎着一垒书到课堂上的时候，这位先生却告诉他，不要着急，慢慢来。
苏亦的内心活动就可想而知了。
他欲言又止，最终也不知道说啥。
他不说，俞先生说，“做研究时，如果从材料中得到一点新认识，而这个认识放在那种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在逻辑轨道上不合理，就应该寻找别的解释。单纯追求材料的完备是得不到高层次的研究成果的。好好想想是不是这样。”
虽然苏亦不做啥研究。
但这话，说的确实很有道理。
文科又不是理科，不必一条道路走到黑，可以是条条道路通罗马。
甚至等俞先生返回讲台的时候，还特意说，“专业文献读累了，可以读一些世界名著，一是锻炼语言文字能カ，更重要的是陶治性情。当代人尚不能理解，如何理解古人？”
估计刚才俞先生看到他频繁翻书，以为他在研究上遇到问题，故此才特意过来宽慰他。
所以说，俞先生是好人。
这话真的一点都不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