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再次见到黎新叶的时候,已经是一周以后了。
过去的一周,苏亦也没闲着。
依旧在忙碌着。
上一次拜访高铭先生以后,他这边又开始古文字的研究,说研究不合适,他的古文字功底谈不上研究,更多还是学习。
他这段时间越来越不够用。
蹭课,也逐渐减少了。
历史系哪边,中国通史这些基础课程,他已经不去了,也不能说不去,只是开始又意识的减少相关的课程。
张光达先生隋唐史部分,他偶尔还会去,因为《大唐西域记》他还要看。
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基本上不去了,宋史,尤其是经济史部分,对他来说,了解即可,他不选择继续深入,宁可先生通史宋史部分,苏亦也没有继续去蹭课,不是不感兴趣,而是他知道自己要有取舍。
宁可先生一直在北师院教书,在北大历史系开课就是外聘的,一个星期来两次。
次数不多,苏亦要忙其他的事情,时间就容易冲突,想要过去蹭课也比较难。
宋史这部分,他也只能自学了。
丢掉不可能,要宋史方面的常识,啥都不懂,他以后哪里还有脸面去邓广铭先生家做客。
北大历史系外聘的兼课老师,除了漆侠先生,宁可先生,还有蔡美彪、胡如雷、王利器、刘乃和四位先生。
这几位先生,都是各自领域的权威,他们的课程,如果不是时间相冲突的话,苏亦都不愿意错过。
但又不得不错过。
他又不神,要学的东西太多,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一个领域都想要精专。
蔡美彪的《辽金元史》,苏亦也基本放弃了,时间冲突的话,不强求,其他先生的课程也都是这样。
其实除了,胡如雷先生讲《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外,其他课程都挺有意思的。
比如刘乃和讲《中国历史常识》、这门课包括天文历法、地理、职官、姓名字号、避讳、目录等丰富内容,对于非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挺有意思的,可以补足这方面的知识。
苏亦有时间也没有错过。
他蹭课的次数多了,刘先生竟然也知道他的名字。
甚至还知道他新会人,这期间,刘先生自然免不了对他的勉励一番。
还推荐他有时间可以多看看一些陈垣先生的书。因为刘先生也知道他研究佛教考古。
因此还特意问他,有没有看过陈垣先生的专著。
苏亦自然是看的。
在中国史学界,二陈的学术,谁能忽略。
这段时间,苏亦一直跟周一良先生学史,没少翻看陈寅恪先生的专著,自然,也不会忽略陈垣先生的专著。
他前世只知道陈垣先生有一本《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如果想要读汉文佛典的话,这本书就是很好佛籍导论了。
本书将六朝以来研究历史所常参考的佛教史籍,按成书年代,分类介绍。
其中,关于每书的名目、略名、异名、撰人略历、卷数异同、版本源流,和各书的内容体制,以及与历史有关的其他问题等,作者都运用了丰富的历史材料,旁征博引,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并对《四库提要》有关佛教史籍的错误,一一予以纠正。
比如之前翻看周一良先生的博士毕业论文《唐代密宗》的时候,涉及的《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都有收录。
配合着宿白先生的《汉文佛籍目录》,会有不小的收获。
当然,七十年代,宿白先生这本书,还没有出版,陈垣先生的这本概论就显得尤为可贵了。
在北大待了一个多月以后,苏亦发现了一个大致的规律,那就是各位老师都喜欢跟自己的学生们聊他们的老师。
这似乎就是一个传承。
苏亦也爱听。
这些前辈的生平,各个传奇。
因为是陈垣先生的小老乡,又是研究佛教考古的,这个奇妙的缘分,让刘先生对苏亦格外关注。
有一次,课后,还让苏亦有时间可以去北师大她的家中做客。
能被一名德高望重的先生邀请道家中做客,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苏亦只能答应下来,表示有时间一定过去北师大拜访。
只是这个时间,有什么时候有,苏亦也不确定。
他有时间了,刘乃和先生也不一
。定有时间。
但,这事,却要提上日程了。
除了以上几位先生的课程之外,还有王利器讲《古文选读》。
王利器也是一位学问大家,其一生留下四十多种享誉中外的专著,他整理校勘出版的中国文献古籍总字数已逾二千万,海内外传媒一致称其为“两千万富翁”。
他上的课跟余逊先生《历史文选》差不多的路数,都是为了让历史系的学生能读懂古文献。
之前在高铭先生家中做客,高先生提到余逊先生的时候,还充满了遗憾。
余逊先生是余嘉锡先生的儿子,继承其父优良的学术传统,不仅擅长秦汉史,在文献学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
甚至很多人不着调,余逊先生还写过汉简方面的文章和研究汉简,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跟劳赶先生是同学,所有当时,劳干先生搞居延汉简的时候,余先生也参加过研究。
那么居延汉简有啥用?
劳干先生说,“它和敦煌汉简相同,都属于中国边塞上的记录,还牵涉到政治、经济和一些生活问题。这些记录有的是琐细而无关宏旨,有些却非常重要,有的可补文献上之不足,有的可纠正文献上的错误,或给文献中不明白之处作一个较好的注释。”
余逊先生50岁就卧病在床,74年去世的时候,也才60岁,对于史学家来说,60岁完全就是黄金年龄,要知道周一良先生八十岁了还在教岗上。
也难怪高铭先生跟俞伟朝先生提及余先生的时候,都满是惋惜。
其实,还有一点,余先生跟陈垣先生也关系莫逆。
1928年,史学大家陈垣在北大授课时,发现余逊作业精湛,询问后知其家学渊源,这也开启了陈垣与其父嘉锡的终身友谊。
对于王利器先生的《古文选读》,苏亦也是选修了。
有时间就去,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
他对北大外聘这些先生开设的课程还是蛮感兴趣的,也就是这一年,邓广铭先生当系主任,才有这样的福利。
等这一年过去,估计,这位先生都没时间过来北大开课了。
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再有了。
历史专业这边,这些先生主要是讲中国史,世界史那边,苏亦倒不没缺课,周怡天跟朱龙华两位先生的课程,他都在上。
世界史,就是他的短板。
不管是周怡天先生讲的两河流域和古埃及部分,还是朱龙华先生讲的希腊罗马部分,他了解的都不多。
主要是前世,他本科学是美术史,而非历史学,这部分短板,是需要花时间去补足的。
这个方面,有北大名师做启蒙老师,这个起步够高了。
不管如何,还是要优先考古专业的课程。
至于王永先生的敦煌学,在苏亦看来,都属于考古专业的范畴了。
毕竟,王永兴先生在课堂讲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都属于他未来的研究范畴。
敦煌学啊。
佛教考古,不能只关注洞窟,不关注它的文书。
这又涉及到藏语的部分。
梵语跟藏语关联性很高,但这个东西,毕竟不是同一个玩意。
他这段时间,没啥条件学藏语。
王永兴先生的对敦煌吐蕃文书的研究也只局限于汉文文书,对于藏文文书方面,涉及的不多。
苏亦也没法跟王先生学藏语。
在目前的北大,东语系掌握藏语的先生,也没几个,季羡林先生肯定会,但,季老现在不带学生。
苏亦也不可能为了学藏语特意跑去打扰老先生,再说,他现在也没法用藏语来研究啥,研究中西交流史?现在大环境不允许。
研究敦煌学,汉文文献都够他翻了,更何况藏文文献。
在国内,最合适学藏语应该是民院。
于道泉先生从北大到民院以后,藏语研究大本营也从北大东语系变成民院民语系了。
啥叫民语系?
就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51年6月,民院成立,为了适应和平解放雪区工作的需要,同年9月由我国藏学的奠基人、著名藏学家于道泉教授亲自筹办,成立了藏语言文学教研室,藏语言文学教研室后来归属于52年成立的民院民语系。
现在,想要跟于道泉先生学藏
。语,也不可能。
以后有机会了,倒是可以拜访王尧跟陈践践两位老师,这两位也敦煌学专家。
这个时候,这两位应该还在合力翻译于道泉先生从法国带回来《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巴科(****acot)、杜散(ch.Toussant)和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托玛斯(F.W.Thomas)对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作了15年之久的研究,1940年在巴黎出版《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1980年10月,王尧跟陈践践的译本才出版,苏亦想要看这本书的译版,还要等两年。
这书要看原版?
苏亦也看不懂。
因为这书原版是用古藏语写的。
托玛斯是个牛人。
他在1906年~1927年间先后任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员、馆长,从1927年开始连年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发表古藏文文书研究的长篇文章。
到1963年共出版了四卷,包括600件古藏文文书和400余支古藏文木简。
在古藏文研究领域上,这位爷,已经是权威上的权威了。
苏亦想要在藏文方面有所成就,他还要好长的一条路要走。
未来,不涉及到藏地佛教考古的研究,或者说,不专攻这个方面的话,他也放弃研究藏文了。
毕竟在这个方面,他一点优势都没有,起步又很晚,又没有地缘优势。
比如前世,川大做雪区考古就很有优势,他们考古文博学员的霍院长就是这个方面的权威。
其实,苏亦这段时间的重点,还是放在古文字的学习上。
全都是因为上次去高铭先生家里做客的原因。
说到北大考古系的古文字建设,说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古文字教学体系的建设,高铭先生是功不可没。
这一点,从他的学术背景就可以知道。
高铭先生从事古文字教学,是从1960年开始。在他之前,古文字课是由两位最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讲授:他们分别是张政烺跟唐兰两位先生。
张正烺先生是从52-53年,而唐兰先生则是从54-57年。
之前,在高铭先生家中,苏亦才知道,唐兰先生的古文字课程大部都是在故宫上的。
唐兰先生之后,1958-1959年,还有一段是由孙贯文先生讲授。
高铭先生接手这门课,难度很大,带有白手起家的性质。
当然,在其后的很多年里,唐先生给了他很多指导,孙贯文先生也给了他很多帮助。
在高先生的著作中,很容易看出他受到唐兰先生生诸多影响。
因此,高铭先生一直是怀着极大敬意,称呼唐先生为“我的老师”。
孙贯文先生,也是高老师最怀念的故人,被他亲切地称他为“良师益友”。
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年多中,高铭先生的在古文字方面的成果,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带学生田野实习上。
他也就写了三篇文章。
《建国以来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略论汲县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的功绩》。
前两篇还是十年前写的,后一篇,则是在十年间,主要是72年以后,北大考古专业开始复课了。
他才有机会与俞伟超先生合作。
从这两位先生合作的文章看来,就知道他们俩的关系是真的很不错。
1970-1978年,是工农兵上大学的时代。这段时间里,考古专业陆续编印过一批考古学教材。1974年,高老师也编印了《古文字学讲义》。这份讲义就是他后来写作《古文字类编》和《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的基础。
高铭先生的著作主要写成于十年结束以后,能发表出来,跟其他先生一样,都是八十年代了。
比如他的《古文字类编》,就是1980年出版的,跟前面提及的王尧跟陈践践两位翻译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样,都是同样的出版背景。
现在,苏亦用的也只是74年高铭先生编写《古文字讲义》。
他也在翻这本书。
忙得很。
所以,忙碌一周之后,才在图书馆阅览室,偶然遇见黎新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