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梁南部边疆出现危机，由于“岭独”分子刘岩建国称帝，使得今两广地区南部、越南北部、海南岛等广袤土地脱离后梁控制，致使后梁版图严重缩水。
这些地区，再包括其北部两湖地区的潭州马殷、荆南高季昌，东部的福建王审知、杭州钱镠，也就是“8”字下面的圆圈，一直以来都只是名义上臣属后梁，实际上则享有极高的自治权，但只要不公开脱离后梁、继续奉后梁正朔，那么这种名义上的归附也是后梁的一笔政治资产。
刘岩的悍然独立，在南中国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一定程度上对“十国”的出现起到了推进作用。自此之后，淮南、福建、湖北、湖南的割据势力纷纷建国称帝，“十国”局面出现。
虽然王建的前蜀政权早于刘岩的南汉政权，但王建从未臣属于后梁，自始至终都不是“亲朱派”，与淮南、河东、凤翔并成为后梁的劲敌、对立面。所以王建建国称帝，对后梁政权的伤害性极小。
刘岩则与王建有着本质的不同。刘岩继承了刘隐的衣钵，而刘隐恰恰是在朱温的支持下，取得了岭南之地，并且长期位列“亲朱派”阵营。站在后梁的角度上看，王建称帝属于外部事务，刘岩称帝属于内部叛乱。
而面对境内割据势力的公开反叛，后梁中央政府居然束手无策，无计可施，这令后梁颜面尽失。
刘岩称帝的举动，无意间让全天下都看清了后梁政权的外强中干河东李存勖让全天下都看清了后梁外也不怎么强。
所以，后梁与南汉刘岩之间虽无正面冲突，只是几句隔空喊话，但刘岩称帝对后梁政权的伤害性是极大的，甚至可以说加速了后梁帝国的分崩离析，加速了后梁的灭亡。
【大辽立国】
世道好轮回，苍天绕过谁。当后梁遭遇南部危机时，河东集团也陷入了严重的北部危机，并且这次北部危机受内外双重势力的合力作用。
大唐帝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和统治者的卓越政治智慧，构筑了一个以中原华夏文明为核心的国际亚洲秩序，获得了周边民族的普遍认可和拥护。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强汉、还是盛唐，亦或是其他时期，华夏文明从来都不曾称王称霸、从未欺凌弱小，从不奉行霸权主义，不像现今某国，披着世界警察的外衣，喊着维护和平的口号，自诩世界灯塔，却干着最为卑鄙龌龊的勾当。
大唐帝国可以作为华夏文明“对外扩张”的一个典型。华夏文明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文化底蕴，被周边相对落后的民族由衷地敬佩、崇拜，继而心生向往，主动以华夏文明为导师，学习中原的政治制度、文化、科技等，主动接受汉化。
换言之，大唐帝国“地区霸主”、“世界老大”的地位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自身魅力，赢得了其它民族的主动归附。大唐帝国与周边各民族的宗藩关系是自然形成。
大唐自开国之初，就对周边各民族奉行怀柔羁縻政策，不搞政治歧视、种族歧视。大唐的开放包容，自古罕见，无须赘述。
在地区事务方面，大唐帝国肩负着无可推卸的责任，概括起来，就是维持地区均势。不吹不黑，大唐帝国并不是白莲花，维持现状、保持均势也有利于大唐切身利益。如果任由它们兼并攻讦而不予调停、劝和，那么就会出现某强大的部落统一北方游牧民族，形成一个军事力量强大、战争意愿极高的游牧势力，继而南下侵扰中原。
翻看史籍，这确实是一再重复的历史规律。每当中原陷入动荡、内乱，就会失去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控制，北方就会在极短时间内出现一个强大游牧民族，完成草原的整合，然后不断南侵，成为中原稳定之后的新兴王朝的严重外患，例如汉朝与匈奴，宋朝与契丹，明朝与蒙古。
所以大唐帝国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也要积极调解地区事务，保护弱势群体，防止出现地区霸主。例如前文提到的“南诏”，就是通过重金贿赂等不正当手段，才使唐王朝被奸臣所误，让它完成了六诏的统一，此后南诏果然就成为大唐的心腹大患，以至于成为大唐灭亡的导火索。
虽然在南方“南诏”问题上失策，但大唐帝国从来没有对北方游牧民族掉以轻心，因为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汉地的不灭梦魇，“提防北鞑子”深深烙印在每一个汉人的遗传基因里。
唐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非常多样化，几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党项、回纥、铁勒、契丹、奚、室韦、靺鞨音同“漠河”、渤海靺鞨、霫音同“习”、乌罗浑、沙陀、吐谷浑等等。而这其中，每一个族群之下又分不同的部落，例如“铁勒九姓”、“契丹八部”，每个部落之下又分多个氏族，例如契丹迭剌部耶律氏。
由此可知，当时在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繁杂众多，各支各派多如牛毛，也就因此不会对大唐帝国产生威胁，而他们又都需要与大唐进行贸易，大唐还会从中获利。
随着唐朝走向衰败，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控制力逐渐消散，于是，失去管控的游牧民族也回归到了最原始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例如契丹，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八部”，使整个契丹民族拧成一股绳，并迅速对奚、室韦、靺鞨等其他北方游牧民族发动兼并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成为草原霸主。
中原地区的动荡不仅为草原民族提供了自我整合的时机，更提供了大量人才。当时很多汉人为了躲避战乱而逃到北方草原，其中既有勤勤恳恳的农民，也有心灵手巧的手工艺人，更有文韬武略的念书人。
大批中原难民的涌入，给北方游牧民族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科技和文化，为草原增添了无限活力，加速了草原文明的进化。
还是以契丹为例。
契丹之所以能在耶律阿保机的带领下，迅速统一草原，除了耶律阿保机的雄才大略外，更离不开中原难民的持续帮助。例如，早在耶律阿保机当上部族领袖之前，契丹人就从中原难民手中学会了冶铁，并且拥有了契丹人自己的手工业。游牧民族会冶铁，如虎添翼。
前文讲耶律阿保机遭遇内乱，被其他七部首领逼宫下台的时候，耶律阿保机就提出一个辞职条件，那就是允许他与治下的汉人生活在一起，筑城而居，自我放逐。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中原难民在契丹起码在迭剌部的数量之多、与酋长耶律阿保机关系之亲密。
帮助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为契丹的繁荣稳定做出突出贡献的，就是一位逃到草原避难的汉人。此人在契丹享有崇高的地位，《辽史》和《契丹国志》都对他有着很高的评价，他的一项著名举措开创古今未有之举，更是被我们新中国所借鉴吸收，他身上发生的一件事还被改编为一出妇孺皆知的经典剧目。
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就是耶律阿保机的头号大谋士——韩延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