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困惑压在范承谟的心头让他感觉上不来气，就算是他在闽浙两地殚精竭虑这么多年也没有这么高民意。
郑氏海寇到底用了什么妖术，能够让百姓这么俯首帖耳，难道就因为海寇是汉人吗？
怀着这样的心思，原本想要求死的范承谟忽然不想死了，他想要好好地看看这郑氏海寇到底是如何做到让百姓这样认同他们的。
范承谟的态度改变很快就被汇报到了林陛的桉头，不管范承谟出于什么目的不再求死，只要改变了态度，那么在思想上改造他就成为了一种可能。
林陛吩咐负责看管范承谟的工作官员，一定注意观察范承谟的一举一动，这是华夏到目前为止俘虏的最高级别的满清高官，做好对范承谟的改造工作，将会为今后应对越来越多俘虏的满清高官提供宝贵的经验。
范承谟要是知道自己成了林陛做高级俘虏工作的试验品，也不知道会不会气死。范承谟会不会被气死不知道，不过在劳改营服劳役的囚徒都知道劳改营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哑巴老头儿。
一晃过去了半个多月，福州城中的排水沟已经清理干净，范承谟以为这个工程已经完工，没想到海寇不知从哪里原来了一大批一模一样的灰色石板，将这些明沟全部石板盖住，这样一来明沟变成了暗渠。
这些暗渠的污水会顺着暗渠流出城外，城外修建了一座用砖石砌筑的巨大的排污深坑，这些污水进入深坑之后进行沉淀发酵之后，便能用于农田灌既。
非工业时代，这样的污水处理办法已经足够满足城市的排污治理，范承谟默默记着海寇做的这些事，这些看似与民生没有多大关系的事，却深深的影响着百姓的生活。
经过治理过后的福州城更加的干净了，街道两旁不远处就有一座公共茅厕，这些用于百姓出门时方便使用，每一座茅厕都有专门的管理者进行打扫清洁，并且用生石灰进行消毒。
这些城市治理的概念颠覆了范承谟的想象，他没想到城市还能这么治理，可是让他想不明白的是，如此治理城市，城市中增添了那么多的岗位，岂不是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想要满足这些岗位的薪俸，就要向百姓多征收赋税，对百姓的税赋收的多了，百姓又怎么会愿意，郑氏刚刚进城建立起的民意就会在一次次的加税中丧失殆尽。
郑氏海寇会这么目光短浅吗？若真的这么目光短浅，如何能够建立起这么强大的势力。
就在范承谟在劳改中琢磨华夏的城市管理，以及税收制度的时候，华夏王郑经从安平王城来到了福州视察。
郑经是从漳州一路北上视察过来的，两府之地虽然刚刚拿下，但是郑氏在这两府的影响力还在，百姓对比满清与郑氏的施政，更加怀念郑氏统治的时候。
当年郑氏因为海上利益丰厚，根本不屑于盘剥百姓那点儿赋税，因此对于百姓非常的仁厚，若不是有战争的破坏，百姓在郑氏的治下日子过得非常的不错。
这就是郑氏在福建的人心基础，也是另一个时空郑经反攻的时候首选福建的原因，在福建郑氏有人心基础。
这个时空郑经选择了控制沿海的战术，首选了广东为进攻目标，福建在耿精忠的治下受尽了苦头，福建本就是人多地少，又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没有海贸的利润，耿精忠要想维持大军作战就得对内进行横征暴敛，因此福建百姓对耿精忠之恨远甚于满清。
华夏军队开进福建之后，立刻受到了福建百姓的夹道欢迎。除了在府城受到了一些阻力之外，其他各个县城都是传檄而定。
为了尽快的稳定福建的局势开始推行新政，陈永华从承天府、琼州府、以及广东各地抽调了大量的基层官吏充实福建各个地方，用以替换原本盘根错节的地方官吏系统。
这些失去了权柄的地方实力派又怎么会甘心自己手中的权力旁落，自然使出各种手段对付华夏派驻地方的官吏。
可是这些年华夏上下早已积累了丰富的新政经验，早已了解了这些官吏对付外来官吏的套路。无非就是控制黄册，制造亏空，甚至利用一些手段给新上任的官吏栽赃。
然而这些套路用在华夏官员身上毫无用处，华夏官吏根本就不打算用万历年间修订的黄册，而是一上来就将所有的黄册账本封存，然后清点库存，同时进行查账。
这一招就将大批的贪官污吏拿下，尤其是在各个衙门六房的胥吏，更是一查一个准。凡是被查出有问题的官吏，统统发配到劳改营进行劳改。
官府公职人员是最容易控制的，难得是地方宗族势力与士绅大户，这些人与老百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一个快要饿死的百姓与本地进士家都有着七拐八拐的亲戚关系。
这些人在地方上非常有影响力，远不是官府中那点官吏可以比拟的，为了对付这些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华夏官吏在广东已经积累的丰富的经验。
首先要做的就是清丈土地，清丈土地绝对是对付士绅大户的利器，然而在面对官府对土地的清丈，地方的士绅大户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阻挠。
甚至极端的时候，他们能够弄出人命，用死人来激起百姓对官府的强烈排斥。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用强力手段将百姓的骚乱镇压下去，也失去了民心。
在百姓心中埋下一颗不信任的种子，想要获得百姓的信任，必须要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部分。占大多数的百姓肯定是穷人，这就注定了华夏的官府必须为穷人张目才能获得大多数百姓的信任。
新政推行的过程非常地不顺利，福建的情况与广东不同，福建是科举大省，地方上到处都是进士牌楼、举人牌楼。
可以说能占的土地早已被这些士绅侵占完毕，绝大多数的百姓都是赤贫的无产者。其余的一些百姓有很大一部分又将自己的土地投献给这些进士、举人老爷，百姓们利用朝廷优待士绅的空子，将本该属于国家的赋税与士绅分肥。
清承明制，在清初的时候基本上沿用了明朝的制度，真正得到改变的是雍正登基之后的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以及火耗归公，这些政策让满清的岁入有了大幅的提高。
华夏的新政做的比雍正更彻底，直接取消了人头税，而且在田税上采取低税率，为了保证百姓不被士绅剥削，在清丈土地的同时，将愿意移民的百姓移民到南洋各地。
或者鼓励百姓离开土地进城做工，随着华夏控制了东南沿海地区，丝织业很快就会蓬勃发展起来，这种供不应求的奢侈品布料，有多少都不愁卖，完全是卖方市场。
大量的无地百姓离开土地，就会人为地造成乡村人力短缺，地主想要维持生产，就必须要提高佃户的待遇。
或者按照官府的农业新模式进行农场化经营，想要进行农场化经营，就要购买华夏推出的农业机械，当然若是种植桑蚕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人力。
若是一些士绅大户实在不愿意在华夏的治下生活，也没有问题，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带着家小前往吴三桂或者满清控制的地盘，去这些地方，官府不允许带走任何的财富，只保留能够离开华夏控制区的路费。
另一条是选择去望加锡加入大明的治下，这条路官府允许带走全部的财富，甚至官府还可以按照市价八成的价格收回。
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给这些对抗者多一条选择，而是为了让坚决反对新政者感觉自己还是有退路的。
对于福建新政如何推行，郑经只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具体如何执行需要基层官吏非常强大的执行力。
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就体现出新的教育系统的威力，这些基层官吏基本上都是承天府或者琼州府新学学堂培养出的学生。这些基层官吏并没有旧的科举体系的官吏对于士绅的敬畏，在面对士绅的时候完全是采用平视的态度。
这让士绅们非常的不舒服，这些基层官吏在士绅眼里就是原本县衙的胥吏，蝼蚁一样的人物，竟然敢对着他们公开叫板，而且还是满口的公事公办的态度。
更过分的是这些年轻人刚刚踏进官场还没有受到官场的污染，完全是一腔为国为民的热血，加之华夏是一个冉冉升起的势力，内部也不会如老旧势力那般有太多的互相倾轧。
只要做出成绩，就能获得升迁，华夏在扩张的情况下，官吏的数量一直都是处于缺编状态，各个地方官员在与吏部开会的时候，第一个要求就是要人。
正是基于华夏目前的国情，根本无法进行快速扩张，尤其是华夏要求无论占据哪里都必须将政权深入到最基层的村落。
对于基层如何做，郑经其实关心的不多，他更关心的是制度的建设，当出了问题的时候如何解决问题才是他这个掌舵人最关心的问题。
郑经与陈永华抵达福州城的时候，福州城已经恢复了秩序，老百姓已经能够自由的出入街市，一场战争还是给本就处于崩溃边缘的城市带来了萧条。
林陛将郑经迎接进福州城，在总督府落座后问道：“大王！您来福建只是单纯的视察吗？”
郑经摇摇头道：“有你林公台在福建主持工作，寡人有什么不放心的，寡人来福建是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还记得当年郑泰存在倭国长崎的那笔银子吗？”
林陛点点头道：“倭国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不愿意将这笔银子交出来。”
“以前我们每年的岁入要依靠对倭国的贸易，不敢与倭国翻脸。现在是时候讨回这笔债了，在与倭国开战之前，首先要将平户的叔叔给接出来，不能让倭国用叔叔做人质。”
林陛大吃一惊，他可不是眼高手低的书生，郑氏最熟悉的国家应该就是倭国，别看倭国地盘不大，可是人口众多，地形复杂，真要开战恐怕一时半会儿根本就结束不了。
“大王三思啊！倭国可是人口千万的大国，而且倭国百姓思想偏激，若是一心与我华夏对抗，我们会徒劳无功的。”
“寡人并没有与倭国全面开战的打算，至少在华夏一统之前，没有这个打算。咱不是去打仗，咱是去讨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以来都是天经地义。
可是复莆却不同意对倭国用兵，复莆认为区区三十多万两银子，一场战争下来的消耗至少十倍于三十万两，以战争的方式讨债并不划算。”
“大王！陈大人说的有道理，若是只单纯的为了讨债，这场战争真的没有必要。”
陈永华接过话说道：“大王！您看连公台都觉得这件事并不靠谱，倭国不同于南洋那些土人，是一个已经充分地吸收了中原文化的国家，各个藩国看似自主性很大，可是一旦遇到外敌，立刻就能形成合力。
我华夏劳师远征就算能够逼迫倭国还钱，付出与收益也不成正比，而且因为开战的原因，我们与倭国的贸易就会彻底的中断，会受到更大的损失。”
郑经没想到连林陛也反对攻打倭国，这些年郑氏与倭国的关系非常紧密，郑芝龙起家就是靠着垄断倭国的贸易。
郑氏上下普遍对倭国都有好感，对于攻打倭国还是有一些抵触的心理。郑经必须要将郑氏上下这种与倭国的情感斩断，毕竟这些臣属并不知道倭国后世对华夏犯下的累累罪行。
这个国家必须要给它拴上链子，压制住其国家的发展，无论什么时候，华夏都必须能够牢牢地掌控着这个国家的命脉。
郑经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将在平户的叔叔扶上倭国政坛，成为一个外样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