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还在犹豫，他那副永远没有表情的面孔之下，隐含着太多的思想。去看看小说网 www.7kaNKan.com。这种波澜不惊的样子，令人生畏。
不能说曾国藩没有情感，只是他的情感深藏不露。他一旦学了理学家或道学家记日记，那么他所做的就是掩饰个性、灭掉人欲，成为“无我”。他在弱冠之年，给自己改号“涤生”，以求改过自新。十年后，他反躬自省，以为过失涤除未尽，且越来越多，是故举意勇猛改过。贪睡恋床，不能黎明即起，他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喜吟诗作赋，寻章摘句，未将精力用于经史等有用之学，他以为病症在好名，“可耻”；给地方官吏写信，亲切一些，则是“意欲饵他馈问”，“鄙极丑极”，应重写一函，“作疏阔语”；喜清谈，争口头便宜，那是妄语，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说私隐，“闻色而心艳羡”，是“真禽兽”。
到朋友家看到有女子在座，不免激动，说了几句笑话，回家自责：“放浪至此，与禽兽何异！”陪着夫人在家闷了，也立马警觉：“余今闷损至此，盖周身皆私意私欲缠扰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炉也，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暴弃一至此，何以为人！”于此“日三省吾身”，十年终于有成，据说他已灭掉了人欲，也只有灭掉了人欲，才让他身边的人对他有着莫名的尊崇。
曾国荃也是如此，曾国藩生性刚毅，他深信《淮南子》中的说法：“功可强成，名可强立。”其九弟曾国荃则更进一步，还要特别加上一条，即“财可强致”。须知，他不像其兄曾国藩那样谨小慎微，生怕非分横财会烫手。他狂傲起来，常常高视阔步，目无余子，但他终生服膺大哥，不管后者如何言辞峻厉地责备他，教训他，他都从不还嘴，从不抗辩。
他只是一个不尴不尬的太学贡生，若是按照家中给他安排的道路，他最多捐个官，借着家族的荫庇就此过完一生。
不过，现在变数来了。发匪起事，给了他机会，他不甘于寂寞，自视甚高，深知自己或许有另外一个途径得到晋升之梯。现在最紧要的，是劝说这个大哥，只要大哥首肯，曾家就可以立即办起团练，他也有了立功的机会。
只不过，他的这个兄长却令曾国荃琢磨不透，明明万事俱备，兄长还在疑虑什么？又有什么可疑虑的？这件事只要成功，则曾家就此飞黄腾达，难道为了这个，还不值得犯险吗？
他其实不知道，这个家兄的志向比他想象中高远的多，曾国藩以一介布衣寒士跻身于翰林院，实现了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书生变蛟龙”理想。进入京师后，曾国藩并未如常人般沾沾自喜，内心深处充满着宏远抱负。他所立定的是君子之志，即“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曾国藩认为，志向的高远对个人来讲至关重要。“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曾国藩意识到，自身修养同内圣外王的心灵终极尚有很大距离，因此初涉京畿就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时时以“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考中进士是曾国藩政治生涯的起点，同时也是他新生活的开端。他甚至将自己的名号都改换门庭。曾国藩本名子城，到京城后，先改号涤生，取荡涤旧事，告别昨天之意。
曾国藩的仕途在道光朝可说是扶摇直上。在短短的九年中，他从寒门进士一跃成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居二品。这种情形至咸丰时期则迥然不同。
咸丰登基伊始，清代衰世情状已随处可见。为振兴朝纲，咸丰帝晓喻群臣：“据实直陈，封章密奏”。曾国藩针对当时官场的不良风气，上奏云：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不久，曾国藩又递一折，直陈皇帝“三大缺失”：
奏为敬陈圣德，仰赞高深事。
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故孔门之告六言，必严去其六弊。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则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诚使我皇上豁达远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不敢以寻行数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济于艰难者。
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则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
臣又闻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也，尤不可以不防。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滤，实类乎此。
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不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伏惟圣慈垂鉴。谨奏。
曾国藩本想借新帝气象，效仿乾隆名臣孙嘉淦冒死直谏，实现其郁积多年的政治抱负。曾国藩在递上奏折后，曾经坦言：“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然咸丰帝终究不如祖父乾隆，他收到曾国藩折子后做的首要之事却是为自己辩解。
可以说，曾国藩意识到，咸丰并不是他属意的明君，而咸丰显然也不认为他是贤臣，这就意味着，他这个侍郎可能已经当到头了。
如今全国反了一大片。洪秀全于前一年发动金田起事，旋以摧枯拉朽之势连战连捷，太平军全力攻打桂林。桂林一时成为清廷布防重心。当时桂林的清军兵力远胜于太平军，驻扎数万余名士兵，领兵将领不计其数。最终的结局却是太平军破成而下，数万绿营作鸟兽散。
当时的绿营军可谓“见贼如鼠，见民如虎”。将领忙于发国难财，克扣军饷；士兵则因饷薄无以自存，往往兼营小贩。向荣起初与刚刚起事的太平军作战时，每日犒赏绿营，劝兵出战，指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开战在即，向荣下令：“明日出五成人。”士兵们却鼓噪说：“天热谁肯打仗，若出二成人便去！”部将无奈，将实情禀报向荣。向荣道：“至少也要三成！”部将暗自忖量：“三成恐怕差不多，也许肯去。”出告于兵，兵则怒曰：“二成便去，否则不去！”部将劝之终不得。
夜晚，向荣点派出战人员，部下纷纷推脱，或称肘有疖，或称足生疮，或称已三日没吃饭，皆不肯接取权杖。次日迎敌者不过一成人马。出战士兵袒胸裸腹，以布围腰，辫线粗一握盘顶，东先西后，不成伫列。大家抵达城下后，即各自释弃刀杖，席地而坐，或与敌方通火吸烟深谈，或认亲叙两军光景。至倦且饿时，则曰：“该吃早饭了！”于是大呼狂笑喊杀，鸟枪不纳弹，犹向天放，又咳声作势曰：“开炮！”则闻“砰匍”声，群呼曰：“杀贼不计其数……”此时大营奏捷已缮写完毕：“杀贼不计其数。”
碰巧向荣一个亲兵有事要到大营，途中遇见数名清军向太平军营垒徒手逍遥而去，因问：“哪里去？”答曰：“那边吃饭去。”亲兵莫名惊诧，到大营后将此事报告主将。主将的答复更令人啼笑皆非，云：“随他吃去，这边正缺饷……”
此事已成了传遍天下，成了趣闻，可是寻常人听了是趣闻，对于曾国藩来说，却完全不同。
他突然意识到，这贼不是小贼，而朝廷也不见得那样强势，必须要有人郭子仪、李光弼那样的擎天之柱挺身而出。
只是，自己真的能做郭子仪吗？这才是曾国藩踟蹰的关键，就算办起了团练，就算剿灭了发匪，他仍然担心，担心的是朝廷会怎样看他，他一生最终名节，而这个名节的审定权却在朝廷手里，朝廷说你是中兴名臣你就是中兴名臣，朝廷说你图谋不轨你就图谋不轨。
做事之前，他思前想后，不是他没有野心，而是他必须为自己作出长远的谋划。
而现在，曾国荃已经连番催促了：“湘乡生员罗泽南、王鑫等人即已倡办团练，兄长，若是再迟，咱们这团练就办不下去了。兄长众望所归，难道要寒了大家的心吗？”
曾国藩听到罗泽南、王鑫两个人，顿时不以为然起来：“这二人虽然操办团练，却只重练不重团，必没有作为。”
罗泽南、王鑫两个倡办团练之后。罗泽南甚至不提保甲，只提团练。王鑫说：“团练之法，是团练二字本不容分。今欲其名色不混，始拆为二。其有招募四方精锐日事训练，有警调发守卡打仗者，名为练勇。其各乡团家出壮丁守望相助，有警守卡打仗助阵者，名为团勇。练勇视其地为多寡，或二百，或三四百，于城内设一总局，公择绅士主其训练之事。”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团练”可分为“团勇”与“练勇”。团勇是各乡团家出壮丁组成，守望相助、有警则守卡打仗助阵的非常设民众武装；练勇，是招募四方精锐而成，日事训练、有警则调发守卡打仗的常设专业武装。前者类似保甲，但怎样看，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低度军事化”的保甲，而是将保甲军事功能扩大化。
曾国藩则不同，他认为办团练应该“重在团，不重在练。”他认为团练的“团”，实际就是保甲之法：“团练与保甲名虽不同，实则一事”。“团则齐心合力，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练”则是保甲军事功能的进一步发挥：“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丁壮……又或厚筑碉堡，聚立山寨”。但如此非多敛钱文不可，方今百姓穷困，无生可谋，所以，各乡只宜行保甲之法，团而不练。至多于城乡“操练一二百人，以资剿办土匪之用”。在现有团练基础上，曾国藩提出其办团的重要思想——“赤地立军，别开生面”，即抽练一支不同于绿营军的新军——勇营。
这两种办法看上去差不多，却有天壤之别，这也是曾国藩目光的独到之处，他与胡林翼不谋而合，都认为一旦团练建立，必然更加加重各地贫民负担，到时候发匪只会越剿越多。
曾国荃道：“他们既成不得事，那么兄长更应该站出来。”
曾国藩苦笑一声：“能聚集多少人？钱粮都已准备好了吗？”
曾国荃道：“一千人是断然少不了的，钱粮的事只要兄长开口，总有解决的办法。”
曾国藩叹道：“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朝廷，皇上钦定的团练大臣里不知有没有我呢。”
曾国荃道：“已经托友人打听了，旨意已经到半路了，不日即到。”
曾国藩点点头：“那么先等旨意，其余的事你去办。”
曾国荃深受鼓舞，应命而去。
过了几日，朝廷的旨意果然来了。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现闻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谕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稽查土匪诸事，务必尽力不负委任。”
此时的曾国藩母亲还未发丧，灵柩停放在家，尸骨未寒。按照清制，官员服丧期间仍须办公者称为“夺情”。朝廷的态度已经明了，好在现在时间还来得及，于是一面发丧，一面组织团勇。
半月时间竟聚集了一千多人，大多数都是同乡、好友、亲戚、师生，
曾国藩则以钦差帮办湖南团练的朝廷大员及本籍基层社会组织代表缙绅的双重身份，再加上太平军择日就要到进入湖南，时局刻不容缓，各地乡绅已是乱做一团，不少人前去江南、江北避难，此刻曾国藩站出来，总算是稳定住了一部分人心。于是赠粮赠饷者竟是络绎不绝。
曾国藩此刻却是异常的清醒，虽然团练招募起来，不过他立即向人否认这支新武装是团练。他十分清醒、准确地界定自己所办的是“官勇”
于是，第二日，他立即向朝廷上了一封奏疏：“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即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
这个举止，自然是为了避嫌，身为前任侍郎，曾国藩非常清楚朝廷对民团深为忌惮，要去除别人的怀疑，让咸丰放心，必须申明自己的态度，要告诉朝廷，自己所办的不是私人武装，而是官勇，仍然属于朝廷。
月余之后，奕䜣的调令便传了过来，无非是广西危如累卵，令他立即带所募团勇入桂帮办军务。
曾国藩本不想去，他所理解的湘勇应该是保一方平安，而不是远涉前去剿匪，只不过形势逼人强，这一支湘勇虽然创办草率，可是恭亲王催促，又不能反对，只好成行。
临行时，曾国藩却将九弟曾国荃安排在老家，很有深意的嘱咐道：“贼势盛大，只怕难以遏制，家里的事就一切托付你了，国荃，你我兄弟一个为国，一个为家，都是干系重大，切忌小心在意。”
曾国荃对他的这个安排有点不满，不过又不敢忤逆，只好道：“兄长放心，家中的事国荃应付，兄长在外也需小心在意。据说一伙发匪击溃了向荣一部，与桂林的发匪会合，可见发匪的厉害。”
曾国藩点点头：“我自有理会。”
不再回头，心事重重的领兵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