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丢了那件事（就是与老过、彩主儿商量，怎样跟日本人合作，去老坟头考古这一件事情），整日静坐于书房里。我坐在书房里，也不看书，也不欣赏满书房挂着的书画作品，只是低首塌肩在圈椅中闷坐。我知道我心中其实没有一点心事。有一点心事的话，也无需如此一人在书房里苦思冥想，做出种种令人不解的姿态来。不一定有心事的。什么？这是我自己在对自己说。不一定有，哪来的这么严肃的心理活动呢？有人在书房门外喊我。今天在书房墙上新挂了一幅画，画的是一丛兰花，花下趴着几只黄口雏鸡，鸡身上闪着黄黄淡淡的光芒。在我桌上的电话机上面也有此类光束闪出，只要侧过身体，对准某个目视角度……但兰花……我走上前去，用手指把握尺寸，用手指量了量，这位画家，这位画了兰花的不知名的画家，兰花被画得如此瘦弱娇小，在花下画家又塞进去了几只小鸡，风水不配。故意如此落笔？画了画，故意送来给我？给我？暗示我的生活在某些方面也是风水不配？什么？问号多，问号写不完的多。此时在书房门外的人不知是谁，他喊人的嗓音具有不错的穿透力。不行，此等在风水上出现了问题的画作，应立即从墙上取下来。
我开了门，进来一个小厮，他问过我几件事情后，转身想走，我一把拽住他，把兰花雏鸡图送到他怀里。“大先生，大先生。”小厮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把画轴放在他胸前。我回头望一眼兰花图被摘下后在墙上留出的一处空白，说：“今天心情好，我今天心情好，把这画送你了。”小厮连说谢谢：“谢谢大先生。但我不懂画，抽空大先生给我说说这画的好处，我拿回家里也好对家里人说一说。”说完还朝我鞠躬，然后才走。
我关上门，去放画轴的瓷瓶里抽画，抽到哪幅，就挂哪幅。展开抽出的画，是清代画家的画作，名儿有些看不清，不少古画都这样，名儿看不出是谁，这画是由清朝一个名叫董邦什么的人画的，最后一个字实在看不清楚，根据笔划猜，猜不出是什么字。不能这样。先把画儿悬挂起来，遮了墙间那块空白之地。看画的境界，古意苍老。是古意苍远吧？古老的意境，又苍茫又悠远。是路途遥远？不是，没这么简单，你这么评价古代画作，如同小孩子做游戏。画面苍茫，颜色泛白，画境中人物站得远，人物站位很远。是不是他们站得都不是地方，我们看他们都面貌不清？还是不能这样来解释董某人的画作，远是肯定远，有近有远，有了近，没有远，怎么弄？什么？在这幅画里，人物、山水都近在眼前，近得碰到了鼻子，都碰到了我的鼻子。说董某人的画儿苍老、苍远都不会错到哪里去。再低头去画上研究。这个清代画家叫什么，叫董邦什么的，是董邦达？看不清，好像是董邦什么的。我站在古画前看了许久。
又有人在书房门外叫我。开门看，仍是拿走我兰花画的那个小厮。他说：“大先生，我今晚可以回家了，府里放了我假，大先生，您是否真想把画给我？我今晚回家时，把画拿回家去，大先生真不后悔？”“是我送给你的，怎可后悔？你要是喜欢，以后我还会送你东西的。”
“大爸送他什么好东西了？”算旦和算芭这时也来到书房，刚才是算芭问我。算芭也不等我回答，自己进书房，东低头看看，西抬头望望，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小厮走了，他今晚将带着我送予他的兰花雏鸡图，离开吉府，回自己家去，他得了这幅画，实在是得了钱了，因为在以后某一天，我会发现，我送小厮的这幅画，是名家之作，是真正的好画卷，只是风水配得不好。
风水配得好的画有吗？有，这幅刚被挂出来的清人董邦什么的画作，像这幅画作风水配得就是好，一眼望去，画中许多景物、人物都看不清楚，模糊，物是人非，这种风水搭配就是天衣无缝的好。
“你在寻找什么东西？”算旦见芭妹四处找东西，于是问她。
我见芭妹，就像见到老过，有时会心生厌恶之感，但这只是在瞬间出现的感觉，过一会儿，就会好的，这种感觉会自动消失。
“我找那只壶。”
我听算芭说，在找那只壶，知道她在找我的汉代药壶。
为什么把它叫作壶呢？算旦问我。她说，像个罐么，叫药罐不是更对？
“现在都叫煎药的器皿为壶，没人把它叫罐的。”我教育算旦。我说：“古人叫什么，我们不管，反正我们就叫药壶。”“我们先要弄清楚古人是怎么称呼这件东西的，我们只能跟着古人叫它的名字。”算旦的看法，这是算旦的看法。我的看法，当然也是个糊涂的看法：“我现在也管不着那时候的汉代人是怎么称呼这只壶的，现在我就叫它为药壶，府里的古董师傅，就是那几位托子，他们也这么叫它。”叫什么？算旦问。“傻丫头，叫它汉代药壶。”叫汉代药罐也可以。算芭的看法，她说两种说法都可以用。
我坐在围圈扶手的椅子里，定定眼神，眼睛刚才看画中远方几个高雅人物的影子，觉得有些酸涩。
我问两位小姐：“你们近来没送新诗习作来给我看，你们不多练习，怎么能提高写新诗的水平？”“爸，你别这么说，我和芭妹真不想在你手下学写新诗。要学，也得请爸给我俩寻一位真正能写新诗的人来，而且……”“而且在教我和我姐之前，得让我们查看一下这人的写作水平，别弄了半天，也跟大爸一样，不会写新诗，不会写东西，只是一个旧文人。”姐妹俩轮流将我说着。但我是一个久经文化沙场考验的“旧文人”，怎会与毛丫头计较，所以我听着她们说，一双眼睛又在往董邦什么的清代画家作的画上看，这次我尽拣画中近处的景物看，我本身坐在圈椅里，离画远，再不把眼光放近点，便不能细细品味画风了，等过了这会儿，离座走到画跟前，在近处看，再把画中深处的景物看个遍。
叫董邦什么的。你们两人去看看墙上那幅画，看画中作者落款，把名字读出来。我说着，用手指着画。
两人去看。转身说给我听，脸上表情几乎一样：看不懂，有图章，但图章里印着什么，看不懂，一点都不懂。不懂？不懂，真看不懂。画家叫董邦什么，是不是叫董邦达？你们回头再看。回去，走到墙前看。回头说，看不出，仍然看不出，不懂。叫不叫董邦达？亲爸，大爸，不要让我们去看这幅画了。看画中风景，去看看风景。两姐妹再次走到画前看画。过来跟我说：画里有山有水有树林有木桥有小船，还有小人儿在远方站着。那不是什么小人儿，不是小朋友，是大人，都是大人了，有几个可能还是老人呢。干吗把他们画得形象这样渺小呢？而且都有点弯腰驼背，走路都走不动，走不快，而且脸上都没画眉毛、眼睛和鼻子，为什么这样去画人形呢？我说，这就是学问，在弯腰驼背的里面有着大学问，它是中国古代的礼教，是对人表示谦虚友好。古代人都这样画画的？我说，基本上都一样，低头弯腰，见人便作揖。他们每天都这样与人见面打招呼，烦都烦死了，像这种人怎么学写新诗呀？我说，不学的，以前没新诗可写，以前文人只写旧诗。那么画画的人为什么没把自己的名字写清楚呢？叫我们在画前瞎猜。瞎猜。是在瞎猜。谁知道会是如此结果？我说，谁知道会是如此结果？我对两姐妹不想多说什么了。叫董邦什么的？好像叫董邦达，会是这个名字吗？清代人。两姐妹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然后便离开了书房：“画画画到这份上，他便是个傻子了。”
我又是一阵闷坐。在哪里？底座是圈椅。更大的底座是我这间书房，或者是我们的吉府。而最大的底座……什么？我圈椅底下的底座，我书房底下的底座，吉府……什么吉府，吉府是彩主儿的，也是算旦、算芭的，算旦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最大的底座是什么？最大的底座难道是清代画家董邦什么什么这个人？事情被我反过来了，我正在反过来说底座这件说不清的事情。书房环境使我感到心情很烦闷。画。我能不能跟学写诗一样，举起毛笔，在宣纸上去学画画，能不能坐在这个令人感到烦闷的底座上，学几笔画？先画底座？但这个底座也没个正形。是圈椅形？或是书房形？是吉府形？吉府是彩主儿和算旦、算芭的，我与老过都没份。要画圈椅，它就成了普通的一张红木椅子，画书房，它也成了普通一座房子，画吉府，它就是普通的一座院子。我要画的底座就是一个普通的底座？火焰。绝对没有。在底座上有火焰升腾？绝对没有。在画纸上冒出了纯蓝色的一束火焰。青色灰尘沿着书房四面墙脚，像一群群蚂蚁，又像一粒粒细沙子自顾自爬着。到底是像蚂蚁，还是像沙子？看表面样子是像蚂蚁，因为蚂蚁常会在墙脚下慢慢爬行。底座也没个正式的外形。我突然觉得，要学画，需从汉代药壶开始，在眼前摆着那只陶制品，眼儿对着它，照它的形象，慢慢落笔，慢慢蘸墨汁。需从河里取来一条鱼、一只虾、一条水蛇、一片水底的卵石。开始。开了书房门，让气流尽量多地流入书房。吃饭时间到了。什么？是中午饭，还是下午饭，或者是晚饭，或者是夜宵？没有下午饭这么一说的。下午有点心。到底要不要学画画，放弃写新诗？连府里两位小姐都不相信我能写好现在正在流行的新诗。在诗里可以反复描写我梦中的那个底座世界。用诗写。不需要提到形式。不对，是不需要写东西的外在形式。也不对，是东西的外在形状。
霜芽儿来书房，问大先生， 要不要跟二先生一起去南园，查看置景工程的收尾工作……马上要吃饭了，吃过了再去吧。“大先生，饭吃了没多一会儿，怎么，肚子又饿了？”“已经吃过了？我一直在书房坐着，没离开过。”“中午饭吃过了。”霜芽儿说完，就过来拉大先生，要他跟自己一起去南园看工程如何结尾。“二先生不是跟人去谷里挖坟墓啦？”大先生走在路上问霜芽儿。霜芽儿走路一蹦一跳，说：“又回来了，就是为了查看工程，完事了，还要去麦积谷，听说谷里有几百号人，他们已在坟墓旁边安营扎寨，准备开工挖土呢。”说完，她头一缩，向大先生吐出鲜红的舌头。
几天前跟川次郎去了麦积谷，这几天又返回吉府，监督南园里的工程，这个过下田。
大先生嘴里还在念着“过下田”，他和霜芽儿已经进了南园小门。大先生在心里恨着过下田，但他和霜芽儿的衣服却正在南园假山的石块间磨擦，风摆，两人穿洞而过。他俩来到水池边，见几个工程技术人员都围在老过身边说着关于工程的什么事儿。这个过下田，他现在真成了吉府里的顶梁柱了。在二先生身边还有一个人，是一个外国人，是那个叫“川郎”的可恶的日本人，这个狗日的，他可是二先生的朋友，他这会儿来吉府，肯定又是在与二先生合计着做什么坏事，要破坏我们中国的什么东西，这两人其实都是吉府的灾星，可彩主儿就是看不清楚。霜芽儿推开众人，让大先生向前走。那几个工程技术人员像蜜蜂似的层层叠叠围着二先生。他们在说着什么。说着什么。正在说。正在说。肯定都在合谋，破吉府的财。大先生听得有点累，也乏了趣，但霜芽儿还在旁边推开某些她认为是不相干的围堵者，让大先生进入中心地带，让大先生参与进去，成为一名重要的决断者。
谁的动静太大，声音太高，轰的一下子，吓跑了树上一群麻雀，麻雀在天空中飞了一会儿，便让人看不见自己的踪影了。
霜芽儿最后站在二先生面前，她嗓音坚定地说：“二先生，二爷，彩主儿让我把大爷带来了，彩主儿吩咐的，工程上的事，最后要由大爷点头，不然大爷的钱庄是不会付帐的。”
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那个工程上的头头，听霜芽儿这么一说，似乎感到自己突然见到了一样新生事物，感到以前自己可能是犯了一个重要错误，没把事务哪头重，哪头轻掂量出来。但当这些人见了大先生懒散无神的模样，便明白了这人不会碍事，什么？他是这样一个人，他的精神状态没有调整过来，他是一个不懂生意的人，一个意志消沉的人，一个极容易交往对付的人。
那群麻雀又飞回来了，它们正在几棵树之间做着选择。可能麻雀已在外面飞了好长一段时间，见无树枝落脚，就重新飞入南园，找栖息地来了。
大先生刚刚想起来，等工程竣工，要请毅司令来南园里作客，这事一定得与老过说明了，别让日本人与毅司令，还有医生他们，别让这两股人在同一个时间里在南园相遇。
工程上的事已经全部结束，就等吉府钱庄最后出帐付银元。在晚上，跟彩主儿谈及工程已完工一事时，大先生不敢抬头看屋顶下挂着的灯盏，看见灯盏向厅内撒落光线，大先生就会想到白天那群鸟在天空中寻找树枝时痛苦无奈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