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 新年第一天的上午，阳光非常温暖灿烂，明晃晃地从森林般的高楼缝隙间迸射过来，象一道道林间刺眼的光柱，照耀在南京路旁耸立着的摩天高楼后的那些低矮简陋的房屋上。这些低矮简陋的房屋，就象是楼房高山中的峡谷，如同水泥森林中的灌木丛。
高山与峡谷，森林与灌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存世界——阳光是温暖过高山后，才把剩余的热量留给峡谷的，寒冷是从地下冻完灌木才升向森林的。
庄妈妈带着朴素穿行在城市森林背后的灌木丛中。
朴素边走边想：像庄妈妈这样的退休工人，仅在上海就有成千上万个，在全国有好几千万。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又被改革的浪潮最先的，无奈的剥夺走了一切，到头来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房子没有，积蓄没有，财产没有，只有失去健康的身体和冰凉的晚年——两百元钱能够让他们过好年，这是何等低的要求啊！即便是坐在中南海会议室里，研究和决定下发这点春节补助的部长们，也绝不会想到的。两百元钱能过好年，这就意味她们平时的生活和花费，会是非常非常地节省和拘谨的。两百元钱会是他们开销中很大的一部分——而两百元钱，对自己，对许许多多像自己一样生活的人，却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多少呢？一口酒，一支烟，一碗鱼翅，一次洗澡，一次唱歌，一次小费——朴素猛然想到，昨晚在滨江公寓里和朴凡喝得微醉之时，撕碎的那张四百万元的银行存折——四百万，那里面有多少个二百元啊！够多少个穷人过好年啊！
想到这里，朴素忍不住地问：
“庄妈妈，你现在每个月拿多少退休工资？”
“恩——多少？”庄妈妈停下脚步，伸出手指扳了扳：“退休工资，低保补助，还有各种各样的补助都加起来，差不多可以拿到一千五百块钱了。”
“一千五，够用吗？”这个数字依然叫朴素心里很不安。
“够用不够用？那就要看怎么用了。我是够用了。夏天不用空调，冬天不用取暖器，还是用烫婆子。就是你小时候用过的那只哦，已经用了五十年了。”
庄妈妈妈说的烫婆子，就是上海人在上世纪初的冬天里用来取暖用的壶，是用铜或铝制成的，嘴小肚大。晚上睡觉前灌进开水，拧紧盖子，然后放进被窝，可以暖上一夜，早晨起床后，水还是温热的，倒出来还可以当洗脸水用。
“钱啊，要说不够，太不够了。小老大，你想想啊，现在的大米面粉，鸡肉鱼蛋，青菜萝卜，就连喝的水，年年涨，月月涨，还有水费，电费，煤气费，垃圾费，公交费，管理费——满信箱都是缴费的单子，如果再生场大病，你庄妈妈就得要饭去啦！这年头，补助那点钱和涨价比起来，是涨十块补一块，简直就是龟兔赛跑。小老大，我可不是在骂政府啊，我也不敢。不过，我说得都是实话。对了，告诉你，小老大，你庄妈妈还有一次发财的机会——”
庄妈妈拉着朴素，站在南京路的高楼之下回首远望，那一大片密密麻麻的低矮工房，砖房和木房，在高楼和阳光的掩映之下，一半金黄，一半阴暗。
“我庄老太的发财机会，就是盼望着动迁。听街道干部说，快了，有个香港大老板看中这块地方了，他可有钱啦！那时候，我也可以住上自己的新房了。有一间自己的房子，你庄妈妈想了一辈子了。离市区远点也没有关系，终归是自己的房子啊！”
朴素理解庄妈妈的意思。
朴素不知道这块土地将出让给香港哪家房地产公司。但他清楚，动迁和开发这里的地段，至少也需要有几十亿的资金，只有那些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才有实力开发。
朴素也早就知道，上海的普通市民，把改善居住条件的几乎唯一希望，都寄托存放在自己老房子动迁上。仅凭庄妈妈每个月的一千五百元钱，在这南京路两侧新建的房子里，连一块巴掌大地砖的面积也买不到。就是自己作为一个中南海里的高级秘书，每年的工资加起来，也是刚够买一个两三平方米的储藏室。靠工资买得起房子，已经成为一个今天社会的笑话了。
一个为自己国家贡献了所有的老人，把她此生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境外资本主义的老板身上，而不是寄托在自己政府的身上，并且，这不仅是她一个人的希望，也是千千百百个象她这样老人的希望——对我们的政府来说，是可悲还是可喜？是光荣还是耻辱？是前进还是倒退？是社会主义的优越还是资本主义的力量？——朴素的心里难以平静。
朴素又想到：中南海里的领导们，也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涉及到千家万户的房地产，搞得好，是社会机体的营养剂，搞得不好，就会成为社会机体的毒瘤。现在看来，成为毒瘤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多于成为营养剂的可能性。
也许，自己已经是这颗毒瘤里的一个细胞了——朴素想到了他的那套黄浦江边的豪华公寓。
有什么办法呢？生老病死，富贵贫穷，妇孺壮男，只要活着，人人离不开住房。有的时候，人是被自己，被他人，被社会逼得挺而走险的。朴素知道：如果仅凭工资收入与住房现状挂钩，去查询每个官员廉洁与否？那么，大概每年完工的新楼盘都用来关押嫌疑犯人，恐怕也不够——中国，有的事情真得是很奇怪的。比如，同样数量的人民币在不同人的手里，产生的价值是截然不同的。在普通人手里，人民币的功能是完整的，既有交换价值，也有使用价值。但是，人民币在领导的手里，功能就完全丧失了，既没有交换价值，也没有使用价值。
朴素还记得，他刚当李荣祖秘书不久，负责接待北京到上海的一位资深老部长。开完会后，老部长让随从人员拿出十元钱交给朴素，然后交待着说：这十元钱，去买一双皮鞋，再买一件衬衣，看看剩下还能买点什么上海吃的特产——结果，他所要的东西都买回来了，他说的“什么”，也都买回来了。不过，那十元钱却一分也没花出去——谁敢收他的钱啊？
今天，也许房子和人民币同样了——有人是用来住的，有人不是用来住的——
因为是大年初一，南京路上好多商店没开门，但依然是人群熙熙攘攘，国内外游客穿梭如织。冬日近午时的阳光，变得更加温暖，更加灿烂。步行街两旁的高楼一派五颜六彩，喜气洋洋的盛装节日打扮。放眼望去，蜿蜒十里长街，一路男女老少的笑容。
朴素被庄妈妈拽着，融进这欢乐的人海行流之中。
朴素的心情也变得格外舒畅，格外通亮。刚才不愉快的思索被抛在了脑后。
在这大街上，真得有了一种和人民群众息息相同的感觉，有了自己也是人民群众一份子的感觉。
当坐在自己宽敞寂寥的办公室里，当坐在豪华恒温的会议室里，当坐在奔驰的列车和翱翔的飞机上时——无论是繁忙之中，还是片刻空闲之时，朴素总觉得自己的内心像一根拧曲交织的麻花：繁杂，曲折和交错，没有通畅感，没有愉悦感。各种事情与各种人物，各种矛盾与各种需求，死死地缠绕在一起，劲，用小了捋不直，拉不开，拧不松；劲，用大了，就会四分五裂，难以收拾——
此时，自己身在大街上，商店里，冒着汗拥挤在嘈嘈闹闹，熙熙攘攘人群里——在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万人，谁也不认识自己的人群中，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那钱少权少，但热情不少的奔放年代里，又能真实地感受到生活是那么的热气腾腾，那么的自然轻松，那么的可亲可爱——绝不象自己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除了工作的繁忙，加上责任，身份的限制，条例的规定，自己几乎一年四季没有外出上街的自由，没有探亲访友的机会。当然，有时，自己也会以工作的名义外出会见，秘谈，阴谋，传话——而更多的时间，就像一只黑暗中觅食的猫头鹰。白天，最多的时间是静静地坐在屋里，不是面对桌上三部不同颜色的电话机——红色的是机要保密机，白色的是勤政殿内部专机，黑色的是声通全北京和全国的直线机，还有堆高一尺的文件和电报，要不就是面对排着长队等候的汇报工作者。除此之外，便是无穷无尽的，一生开不完的会。总要对着几十个，几百个都似曾相熟，但却又心不相知人，自己必须面带微笑地招呼，热情地握手，虚假地寒暄，没有一丁点真诚的，热情的感觉。那已经不仅仅是例行公事了，简直就是在演戏！那种场合，不管是自己，还是那些人，个个都佩戴着一副结实的，厚重的假面具。
是啊，生活的热度往往不是靠权力和金钱燃烧起来的。<a href="" target="_bl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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